A013 帝經未舉行，不可視為輕」── 試探《覺世真經》與《桃園明聖經》在兒童讀經教育應用的玄妙之處 一、前言 　　中華文化的發展、衍嬗與傳播，自古以來一直都是靠著教育的功能，在以往沒有所謂官訂教科書的版本時，除了詩詞歌賦的學習，就必須要仰賴經典誦讀的教育方式。中國歷來對於啟蒙教育的重視，絕不亞於現今的國民義務教育制度，甚至是時下沸沸湯湯的教育改革。而所謂的童蒙讀物，最重要的就是在於啟蒙認字，並且在反覆的誦念當中，傳遞先賢聖儒的精粹文化與智慧思想。故而「三、百、千」這一類型的啟蒙讀本，能夠歷久彌新、亙古不衰的流傳至今；更遑論其他所謂儒家奉持為經典圭臬的四書五經，乃至於諸子百家思想的學術源流著作。雖然在民國初期因為法令的頒布，使得讀經這項良好的文化活動產生了徹底的改變，也使得文化的植根與承接漸見鴻溝；不過自九○年代起，全國陸續開始推動讀經運動，尤其是「兒童讀經」的風氣推廣，使得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嬗遞又見曙光。 　　 　　然而所謂的讀「經」，隨著教育多元化的演變，其實已不再只是侷限於所謂「經史子集」當中的「經」，同時考量到兒童啟蒙教育的程度，因此現在的兒童讀經，其所可閱讀的版本，應該包含有最好的思想作品、文學作品，甚至是史學作品；也就是說讀本範圍應該囊括所有生活層面最有價值的典籍，所以「三、百、千」這一類的童蒙教材，才會沿用傳襲如此之久，即便是現今之世，依然受到大家的重視與稱讚。不過隨著時代的演進以及知識學識的普及，單純以認字句讀，並且強調朗誦記憶的啟蒙教材，似乎不能僅靠所謂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四書五經等經典書籍作為唯一的讀經版本，同時有鑑於現代兒童的閱讀能力，筆者認為應該尋求其他典籍，作為傳統童蒙教材的輔助學習版本，如此似能對於讀經運動的推廣，達到一種更為理想的情況。 　　 　　由於筆者曾經就《千字文的書法藝術》撰寫學位論文，因此對於《千字文》略有研究，但是除了「三、百、千」之外，是否就沒有更加完善的範本可作為讀經版本。故而筆者試圖從傳統啟蒙教育之觀點切入，並且比較傳統童蒙教材之間的優劣差異，同時以儒、釋、道三教經典中，可供為兒童讀經教材之經籍，進行對照與分析，希望能夠藉由讀經運動的推行，提升學齡兒童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 二、傳統啟蒙之介紹 　　「啟蒙」一詞起於《周易‧蒙卦》：「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因此所謂童蒙、蒙以養正的概念據此引申於兒童教育之上，如朱熹〈童蒙須知〉、王陽明〈訓蒙大意〉、陳弘謀〈養正遺規〉等。我國自古即頗重視教育，尤其是學齡兒童之教育觀念，故而歷代私家教學甚為發達，且其效率更較官學為大。所謂私家教學，自蒙學至專門精深，各有設立，因此私塾程度與範圍俱廣。如孔子杏壇設教，自然是最早且最大的學館，而且在歷史上一直也沒有多大的改變，故而私塾教師也成為讀書人科舉為官以外的另一出路。學館依照程度可分為開蒙、開讀、開講、開筆等四種，前二者稱為「蒙館」，後二者稱為「經館」。「開蒙」的學生是初次入學，因此以「三、百、千」等認字識句的教材做為蒙學讀本；「開讀」的學生稍高一級，則是以四書五經為學習主軸，這種蒙館教育，即是所謂的啟蒙教育。推及至今，便是指學齡前至入小學的階段。 　　 　　而我國歷代啟蒙教材，最早見存於正史《漢書藝文志》小學類。《永樂大典》目錄卷八十九「蒙」字則收有《童蒙須知》、《童蒙詩詞》、《蒙訓》等部分；但是因為《永樂大典》五百四十一卷以前皆佚，因此內容已無從可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十、經部四十、小學類一則有以下記載： 「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為小學。《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書法書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之類，相參並列，而小學益多歧矣。考訂源流，惟《漢志》根據經義，要為近古。今論幼儀者，則入儒家；以論筆法者，別入雜藝；以蒙求之屬隸故事，以便記誦者，別入類書。惟以《爾雅》以下編為訓詁，《說文》以下編為字書，《廣韻》以下編為韻書，庶體例謹嚴，不失古義。其有兼舉兩家者，則以所重為主(如李燾《說文五音韻譜》、《實字書》；袁子讓《字學元元》、《實論》等韻之類)，悉條其得失，具於本篇。」1 這些在近代圖書分類中，皆歸之為啟蒙類，因此綜觀目前可見之啟蒙教材，皆以識字習字和教導倫理思想為主。而就目前我們所見之類別，共有字書、蒙求以及格言共三種： 1.字書──如《急就篇》、《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各種雜字皆屬此類。 2.蒙求──現存本《蒙求》是後晉李瀚所撰，共六百二十一句，二千四百八十四字。全書兩句一韻，句法整齊，編採的都是歷史人物的事蹟。 3.格言──如《太公家教》、《神童詩》、《增廣賢文》等，多屬於治家立身之言，用以垂訓子孫。 另外「詩選」也常被運用於啟蒙教材上，除了《千家詩》以外，最有名者首推蘅塘退士的《唐詩三百首》2；《唐詩三百首》共選三百一十首詩，編者原意乃為家塾讀本，但是如今卻凌駕在古今唐詩選本之上。宋朝以後雖然受到理學家的影響，無論在教材與教法方面都有了變化，但仍然是以識字、習字、倫理為主。宋、元時代對於兒童啟蒙教育可說極為重視，不但專家學者輩出，在中國教育史亦占有重要地位。如朱熹編輯《小學》、《童蒙須知》、《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等教材，以及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一書。明、清兩代則更較前朝對於兒童啟蒙教育來得發達，如王陽明對於兒童啟蒙教育的理論，發揮得至為詳盡；另外呂得勝撰有《小兒語》，呂坤撰《續小兒語》、《演小兒語》，都是專為兒童編的格言詩。 　　但是在這些啟蒙教材的編纂與使用上，我們發現一般民間的私塾教學上，仍然僅限於「三、百、千」以及《唐詩三百首》；自宋朝以降的小學啟蒙教材，似乎僅流行於學者之間，而成為代表知識分子的一種教育理想，不被民間塾師所採用。其實所謂的童蒙書，亦只不過是個人或書坊的選本而已，今日社會結構已不如往昔，採用的啟蒙教材改變也不小；但是以往傳統的啟蒙教材多半採取韻文方式寫作，不但協韻易讀，而且文句淺短，便於記誦，並且就詩教而言既深且遠，所以仍舊是有值得借鏡之處。 　　 　　由於傳統啟蒙教材的發展歷史悠久，所以在形式上也相當地多樣化，不但有韻文體、散文體、文言體、雜言體……等，同時在內容上也可分為以下幾種性質： 　　 1.常識性拼盤──自古以來蒙書就在於建立兒童廣博的常識基礎，不但內容包羅萬象，而且隨著時代與生活有所殊異，從中多可了解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態以及名物典章制度。 2.訓誡明倫──這類蒙書除了兼具教導兒童識字的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藉此灌輸做人處事、是非禮義等觀念，以期達到陶冶品德，規範行為的目的，同時也可經此考見其時代背景、思想和社會風尚。 3.講述歷史──此類蒙書擔負起承傳歷史的重責大任，因此必須要正確地灌輸兒童歷史概念，並且培養民族情操，以及維繫傳統認同。雖然它們的內容可說是常識性拼盤蒙書的局部放大與延伸，但是自宋朝起便獨立成編，因此其數量亦不在少數。 4.干祿科舉──這一種蒙書除了可以獲得知識，同時還著眼於現實出路之上，內容大抵以字學詩書等應制項目為主，不但屬類對事，還介紹掌故歷史，類列古人而各繫以事，自隋唐創設科舉制度之後遂應運而興起。 前面所提到的「三、百、千」，其實是由於蒙書的歷史發展到唐宋時期，這幾部蒙書壓倒性的風行，遂使自漢代興起的《急就篇》從此沒落，而由新興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甚至是《千家詩》所取代。「三、百、千」引領蒙書教材長達一千年之久，儘管期間歷代各種續補改作不斷，但是都無法超越或替代原來舊本的地位和價值。 　　然而中國新式教育的接受與建立制度，3則導致傳統教育與教材的廢止，甚至是被連根拔起的排除；雖然廢除八股文同時停止科舉考試，並且興建新式學校，是傳統教育的解組，同時也是中國新式教育的開始。但是在這些新式教育的發展過程中，受到日本、德國、英國、美國等眾多外國的影響，以及各國潮流的衝擊，使得我們似乎只注重於了解各國的新式教育措施，但是卻忘了自身以往傳統的教育。其實中國傳統以農業立國，之所以會受到西方外來的影響，除了本身國力的積弱不振，這其實也是全球性的歷史變遷；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來看，這種變遷的活動被稱之為「現代化」。現代化活動是指傳統性社會開始懂得利用科技的知識，以宰制自然並且解決社會與政治問題的過程。現代化活動的特色之一是它根源於科學與技術，特色之二是它是以十七世紀牛頓以後導致科技的產物。然而中國在接受現代化的影響，則是早於一百六十多年前，因為遭遇到亙古所未有的挑戰；這個挑戰正是一八三九年的中英鴉片戰爭，由於英國人挾著船堅砲利的現代化技術，狠狠地屈辱了中國，也因此使得中國開始走入現代化的歷史活動，企圖雪恥圖強以趕上所謂的列強，而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則歷經了五個時期的不同運動。4故而我們可以這麼說，所謂讀經教育的被中止，其原因所涉及的層面，遠至現代化的歷史活動，近及民國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因為當時推動新文化運動的所謂「有志之士」，一方面對中國傳統思想衍生出懷疑與批判的態度，無論是打倒孔家店、去禮非孝、把線裝書丟到茅坑裏去等言論；另一方面則是對西方衍生「全心全意的西化」，乃至有陳序經「全盤西化」的言論，所以我們甚至可以將讀經教育的延續與否，視為去傳統文化與西化的關鍵點。正如李伯棠《小學語文教材簡史》曾提到「小學語文教材發展史上的五次論爭」5，其中便有「讀經與否之爭」；而這邊所謂的論爭，也就是西化的傾向，故而西方的兒童文學也因此而登陸，使得我國傳統的啟蒙教育受到了發展的侷限。 　　 　　當然在近年來的教育史上，也曾出現過關於讀經的逆流，而這股風潮的興起，重點是在於挽救「國運」以及糾正「思想」；因為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起，部分憂國之士以為要挽救國運、糾正思想只有恢復民族的信心。所以讀經成為恢復自信心的一種方法，於是主張中小學生都應該讀經的口號又應運而起，6然而讀經問題在當時一般人看來，都早已不成問題，所以即便有蔣中正、陳立夫等政府高層重視傳統文化，小學讀經仍舊不成為受人重視的議題。直到近來因為「兒童讀經」風氣的興起，雖然剛開始只是始於民間的非正式教育活動，但是短時間之內卻能引起相當的共鳴，可見讀經活動的興起，不僅僅是有心人士的倡導，同時也是各種力量的交互推波助瀾。柯欣雅在《近十年臺灣兒童讀經教育的發展(1991~2001)》一文中將臺灣兒童教育分為三期： 1.理念建構期(1991~1994) 2.基礎奠定期(1994~1997) 3.成長穩定期(1997~2001) 而這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是王財貴的兒童讀經見解，以及全國電子專賣店的贊助，加上中華文化總會於一九九七年開始推動兒童讀經，並且配合許多名人的鼓勵，7使得兒童讀經活動正以如火如荼之勢影響著華人社會。 　　所謂的「經典」有所謂寫作的典範、治事的通衢等意思存在，甚至可說後世各種文體皆本於經典，是文學創作的崇高理則。因此現代提倡兒童讀經教育，並不陳舊落伍，但是現今國內教育理論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不知傳統文化之最高智慧，只在有用無用之間猶疑，因而錯失兒童讀經的最佳時期。儘管近來提倡兒童讀經的聲浪日益熱烈，但是仍須有志之士勉力而為。當然在這樣子的發展過程中，必須要有適當的背景條件，無論是學界的提倡、企業家的資助、官方政治力的支持等等因素；因此洪孟君《當代台灣兒童讀經教育的理想性與侷限性》一文中，便將此時代因素歸納為以下三點： 1.臺灣儒教之興盛。 2.文化復興運動。 3.全球化的影響。 另外柯欣雅同樣在《近十年臺灣兒童讀經教育的發展(1991~2001)》一文中，則是將此背景因素歸納為以下三點： 1.社會變遷下的秩序重建。 2.教育改革下的鬆綁政策。 3.文化復興下的同步潮流。 　　其實在這些理論的分類與統合上，我們真正需要了解的是，讀經教育何以無法全面性的進行推廣。由於筆者曾經聽過這樣子的反應：「讀甚麼經？還不如直接教他們念阿彌陀佛！」因此筆者初步的認為，或許是因為將讀經教育導向宗教化的倡導運動，才使得社會大眾不能敞開心胸全然地去接受這曾經是傳統啟蒙教育的一環。其實「讀」就是讀誦，而「經」就是經典，讀誦經典的意義就是希望能夠將固定化的文字，其所蘊含的不朽常道，重建成「語言」的完整情境，並且使意義更為顯豁。因此倡導讀經的用意，其實也在於重建經典當中的「語言情境」，使我們如同直接面對聖人一般，更容易進入經典的情境之中。然而經典不僅僅為儒家所獨佔，諸子百家、各宗各派的作品，只要能夠經過時間的考驗，最後所留存下來的，都可稱之為「經典」。這不但是構成中華文化的基本因子，同時也因為在經典的不斷詮釋當中，顯現出文化的獨特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說經典的掌握，不但是承繼文化的主要媒介，也是最好的途徑。所以在現今儒門淡薄，文化飄零之際，提倡讀經教育絕對有其時代意義。但是切莫因為過分的宣傳而淪為宗教形式的運動，因此筆者在接下來的章節，對於分析史料並進行爬梳的過程中，秉持著中正客觀的立場判斷，避免減低學術研究對歷史文化的意義衝擊。 三、啟蒙教材之比較 　　隨著時代與科技的演進，傳統啟蒙教育的讀經活動，又再次的成為大家矚目的課題，也因此中國古代的經典、蒙書等書籍，也重新的站上檯面，成為兒童讀經活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範本。王財貴針對「兒童讀經」，曾在《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冊》中有以下之論述： 「所謂『兒童讀經』，就是『教兒童誦讀經典』的簡稱。什麼是『經典』？又怎麼『誦讀』呢？而且又何必強調『教兒童』去讀呢？在現代的社會中，這是頗為陌生，而令人一時難以接受的論題。其實，這是吾人祖先所行之數千年的重要教育理念，既一舉而對個人與社會有多種利益，又合乎人類學習心理的自然發展，適當地恢復讀經教育，是中國現今教育的新嘗試與新希望。 吾人所推廣的『兒童讀經』理念，包含三個重點：從教材方面說，就是讀『最有價值的書』；從教法方面說，就是『先求熟讀，不急求懂』；從教學對象說，則以兒童為主。這樣的『教材』是重要而現成的，這樣的『教法』是簡單而有效的，又正好配合兒童的心靈發展而『施教』。所以從一開始，吾人即相信這種教育是具有深遠意義，而且又很容易推廣開的。 若持續其效應，則將是五四以來最大的文化運動，而這卻是『重新回歸文化本位』的運動。回歸文化本位，不是頑固，也不是墨守，而是希望保住自我傳統的活力，以求更有能力深入了解他人的文化，吸收消融，兩相綜合會通，為人類開創更充實飽滿的文化。」 而當代兒童讀經教育的風氣形成，並且在臺灣興起，表示臺灣有其特殊的背景可以發展與接納；因此在本土化、國際化、多元化的主張與口號當中，如何珍惜並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並且認真思索其主體性與自主性，這應該是對於兒童讀經最重要的課題。故而我們將針對歷代傳承之重要啟蒙教材進行介紹，並且提出現今可見之經典書籍，將各自的優勝劣敗加以比較對照，希望能按圖索驥地尋找出符合現今兒童讀經所需要的範本。 　　 　　由於在兒童讀經的過程中，常常被問及的問題便在於「有用或是無用」；如果以劉勰《文心雕龍》所提出的「宗經」觀念作為標準，正可說明經典之所以必讀的理由。不過我們先就傳統啟蒙教材的讀本開始介紹起，首先《千字文》是南北朝梁代周興嗣奉旨所作，全文一千個字，以四字一句的韻言方式表現，不但全無重複，且採用多個韻腳以保持其韻律性。內容以日常生活為核心，廣泛涉及天文、地理、自然、歷史、道德、社會和教育等各個方面。這種極具文采又極巧妙的文章，甫一問世即備受時人矚目；致陳代智永以真、草兩種字體書寫千字文，遂使其更為流行，因此其地位很快就取代了同為識字教材的《急就篇》。不但在唐、宋時期欲趨蓬勃興盛，至明、清亦猶不稍衰。早在敦煌群書中，就以同時存有《千字文》以及《百家姓》，所以一般以為《百家姓》乃是北宋之作，不過也有認為其成書時代更早，在唐代、五代之時便已著成。如伯希和《劫經錄》四五八五號《百家姓》，其注云「(此)兒童習字所書，觀紙色非北宋物」。另外東海大學中文研究生陳昭容的碩士論文《急就篇研究》頁一六○有言「就敦煌《百家姓》殘卷看，可將《百家姓》的時代提早一、兩百年。唐、五代時期，在敦煌地區已流行類似《百家姓》的蒙書。今日所見以『趙錢孫李』起首的《百家姓》，可能只是自通俗的《百家姓》重編而來」。《百家姓》通行本為四言韻語體，共四七二字一一八句，其內容基本上是中華民族主要姓氏的排列，共收入四三八個姓，其中複姓三○個。雖無文理可言，但卻為日常生活所使用。至於《三字經》的作者、時代皆不詳，一般皆以為是宋代王應麟所編纂，故而在宋末元初之時，即已活躍於蒙塾之中。清初《三字經》的通行本為三言韻語體，共一一四○字三八○句，其內容大致可分為「教育與學習的重要性，以及求知的態度與方法、傳統倫理道德、生活常識、文化歷史知識」等四部分，組織安排則以「啟導蒙稚」為中心主題。 　　 　　《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從他們創作或是編纂成書，一直到清末民初，都是絕大部分初學者的啟蒙讀物。因為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成功的啟蒙教材，原因如下幾點： (一)、它們充分掌握了漢語文的特性，創造了簡易流暢的韻文，使人容易誦記。 (二)、它們的篇幅都不長，依照現存通行本的字數統計，《千字文》一千字、《百家姓》四七二字、《三字經》一一四○字；而且都是一般使用頻率較高的字彙，這樣子也同時把可能受到文字運用限制而被淘汰的不良影響機率，減少到最低的情況。 (三)、它們其中所呈現的時候性、區域性不強，非常的平和，這也是使它們的發展不會受到太多時空因素阻礙的成功因素之一。 (四)、它們在編排上極具文采，同時涵義也頗為佳善，再加上文字的運用極為工巧奇妙，使讀者既感興趣且又佩服。 在這些流傳最為廣遠的傳統蒙書教材上，我們可以發現它們基本上沒有深奧的理論，也往往避免艱澀罕見的用字；並且從內容中我們也可管窺先人訓勉子弟的教誨要旨與用心良苦，因此對於童蒙的啟發以及日後性格的養成，皆深具影響。 　　由於《千家詩》是依照作者作品的排列，因此與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內容缺少關連性，因此姑且不論《千家詩》。如果僅以編排模式來看《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的成功要件，可以發現它們是以內容歸類的模式，其中又含有由淺入深的過程。試逐項解釋分析如下： 1.《百家姓》的編排，完全是姓氏名字的聚合，這一類的編排模式可以溯源至《急就章》一類的字書，是按內容分類的認字模式。儘管《百家姓》的排列方式是只有姓氏而沒有名字，從現代人的角度看來似乎沒有特別的意義；但是如果按照康熙《御制百家姓》的解說，整部《百家姓》就像是一張縮小了的中國氏族群居圖，由此可知編排方式的特殊設計，確實會影響到一部教材的壽命與存在價值。 2.《千字文》的編排，根據尾形裕康〈周系千字文の構成〉的分析，《千字文》在內容上是按天、地、人三項分類來排列的。8按照天、地、人的內容來編排識字教材，與《百家姓》這一類《急就章》式的字書，文化的意識形態大大地加強。 3.《三字經》的編排，同樣也表達了跟《千字文》一樣中國人的宇宙觀，因為在中國哲學有「天人合一」的說法，所以對於天象是十分關心的，故而在字書上也充分表露出這種特徵。 　　在這些著名的啟蒙教材中，「類」的概念就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因為以「類」來描述事物，認識事物，是中國人學習自己文化和語言的一個傳統；而在中國人的類屬意識是有一整套序列的，並不是一個個零散類的拼湊，因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從「三、百、千」這些字書中都可以看出這種現象。這些書都是以內容為綱領，然後涵蓋組成詞句式的對偶和變化，同時在文化內容上也有著傳統的脈絡。 　　除了以上所述的傳統童蒙教材，以及在兒童讀經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四書五經」之外，其實只要做為傳世經典的書籍，在經過搜尋比對的過程之後，或多或少都能夠找尋出可供作為當代童稚啟蒙參考的教育素材。通觀儒、釋、道教經典之類別，筆者以為將《桃園明聖經》9與《覺世真經》進行搭配教育，對於當今兒童讀經教育的教材，是相當有助益的組合模式。《桃園明聖經》之內容包括：(一)朱子刪正桃園明聖經奏議、(二)武聖帝君自序、(三)告文式、(四)諸聖寶誥、(五)關聖帝君降筆真經、(六)桃園明聖經經文、(七)明聖經註證，等共七大部分。10其中《桃園明聖經》經文又再分為1.經序、2.原始、3.力學、4.道貌、5.節訓、6.經驗等六章，內容集合了三教聖人的智慧精華，而且主旨在宣揚忠孝廉節、五倫八德；同時包含有以關聖帝君為主軸所貫穿的歷史故事，以及為人處事的重要原理原則，搭配上《覺世真經》其中所強調的修身行善之意涵，可說在文、史、哲各部份都對於兒童的啟蒙成長有相當的助益。 　　 　　因為就文學性來說，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出了經典本於自然的「文質說」，因此經書也是表現感情，可以「吟詠情性」，甚至於能夠「洞性靈之奧區」，也就是洞達人類性情最精微深奧之處。而就實用性來看，經文是「極文章之骨髓」，因為作為「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的「明道」文章，自然是一般表情達意文章的根本，所以在劉勰的觀點來看，經書的本質其實更為精粹。另外從功用來說，因為一般文章只是「經典」的枝葉，經典是其根幹，所以「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這種功用的形成，實非一般文章所能比擬的，因此若能認清此一事實，便可了解讓兒童讀經正是在養成其具有這種大功用最便捷、最有效之途徑。 　　 　　雖然這兩部經典所帶有的宗教色彩較為濃厚，但是我們從劉勰的《文心雕龍‧徵聖篇》所指出的「故知繁略殊制，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適會」。便可了解到聖人之經典，是順應不同的時機、場合而採用不同的體制；同時也能夠根據不同的情況際會，來取捨變化，這是非常具有人文性質的。所以若從上述「三、百、千」這樣子的編排方法為基準，其實對照《桃園明聖經》以及《覺世真經》的內容，可以發現彼此之間的異曲同工之妙： 　　 1.首先在文字的鋪陳安排上，其中包括了很多文化的要素，就像《百家姓》、《千字文》這些看似完全沒有意思的文字排列，其實都是有其深刻的含意存在；同樣的道理應用在《桃園明聖經》上，可以發現因為章節的題名已經安排妥當，更容易讓幼童經由讀誦過程，直接吸收其內涵意義。 2.以內容為綱要來編排的蒙書，因為其編排架構針對中國人從啟蒙時候就開始學習的過程，因此這一套重視傳統承傳的架構，可說是深刻的影響我們對於外界的認識。根據這方面來說明，《桃園明聖經》與《覺世真經》可說相當程度的補足其他蒙書對於人倫道德以及歷史知識這方面的欠缺。 同時我們可以了解傳統教育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有一個極為簡單的終極目標，就是成為聖賢之人。在《朱柏廬治家格言》中就已經簡括地道出這個理想：「讀書志在聖賢」。因為聖人是有仁德的人，並且能博施濟眾，而要成為聖人的次第則具見於《大學》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宋朝大儒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認為「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所以在這條「成聖之路」中，前五點屬於個人修養，後兩點是博施濟眾。因此教導童蒙孝悌謹信、愛眾親仁，其主旨就是在令他們正心修身以成賢成聖；所以孩童在啟蒙之初便應曉以聖人之義，希望子弟在幼童之時，便能認識「立身治國之道」。但也因為如此，在家長眼中，兒童不過是修身治國的準備階段而已，它只是一個過程，本身並無獨立的價值；因為在傳統教育對聖賢觀念有明確的理解，並且禁制那些與成聖成賢衝突的行為，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傳世已久的著名蒙書，它們的通病就在於傳統儒家缺乏完整的兒童觀，也沒有獨立自足的學術觀。因為通經的主旨目的在於經世致用，所以傳統童蒙教材的教育普遍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兒童讀書就是為了學做聖賢，然後建功立業，光宗耀祖。 　　但是我們在《桃園明聖經》以及《覺世真經》的內容安排上，則絲毫不見有這些問題的存在；我們可以說在推廣倫理道德、勸人為善的內容涵義上，這兩本經典所包羅的意象，絲毫不遜色於「三、百、千」這些傳統啟蒙教材，甚至比較像是《百家姓》這一類的字書，在文字內容的排列上，還更加有特色而引人注意。並且我們要強調的是，之所以推舉《桃園明聖經》以及《覺世真經》作為兒童讀經教育的經典範本，還在於它們的組合能夠成功解決以下幾個關鍵問題，並且很稱職的扮演著適合兒童使用的教材角色。這幾個問題包括有： (一)啟蒙教材的字詞數量是否能夠符合兒童所能接受的言語認知發展水平。 (二)兒童是否需要集中識字，如果需要，啟蒙教材如何在認知特點上作出相應的體現。 (三)啟蒙教材在語體結構上，怎樣科學地組織編排，才能有利於兒童進行最為有效的信息加工。 (四)啟蒙教材在學習內容上，如何激發兒童的識字興趣與認知積極性，從而被兒童快捷、靈活、牢固地掌握。 這四個方面可說是一部優秀啟蒙教材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也是考察它是否能為人們廣泛接受，並且為社會廣泛應用的根本尺度。以往傳統的啟蒙教材之所以能傳世甚久，就是因為它們在無形中保有這方面的優勢，而《桃園明聖經》與《覺世真經》同時也為此提供了成功的範例，以下分別論述之。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啟蒙教材的任務之一，是根據兒童已有的口語能力，發展其書面語言的能力；這個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識字教學，而多少的識字量是兒童所能夠負荷的，就變成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三、百、千」這些著名的傳統啟蒙教材上，扣除掉重複的字數使用，大約是二五○○個字左右的總數量。根據研究指出，六歲的中國兒童口語中，有一半以上的句子包括六到十個字，三分之一的句子包括十一到十五個字；可見這一時期的兒童口語能力已經較強，不僅能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詞彙，而且也在言語實踐中逐漸掌握了基本語法。而且透過實驗結果證明，五到八歲的兒童平均詞彙量約在三五○○個左右，也就是這段時期的童蒙教材，只要有大約三五○○個書面字詞量，以及四○○○個左右的口語字詞作基礎，就能符合啟蒙階段兒童所能達到的言語認知發展水平。而《桃園明聖經》與《覺世真經》的字數，扣除掉宗教儀式方面的誥文、註證等內容，以及重複的字數使用，也大約是四千餘字左右的總數量，這樣子的搭配在字詞數量上正好適合啟蒙階段兒童的識字能力。因為如果超過這段時期兒童言語認知水平所能承受的最高限度，認字效果不但不理想，而且還會傷害兒童學習語言的自信心和積極性，不利於進一步發展言語的能力。但是如果所學字彙過少，則同樣會影響言語發展能力的提升，所以大約是四千個字左右的字詞，既能涵蓋日常生活中基本的書面用字量，又可為兒童的口語字詞量打基礎，故而我們認為《桃園明聖經》與《覺世真經》可以成為字詞量十分理想的配套啟蒙教材。 　　 　　其次在啟蒙階段的中國兒童需要集中識字，而漢字絕大部分是合體字，只有小部分是獨體字；同時合體字中大部分是形聲字，這對於兒童而言，因為具備非常明顯的結構規律，因此在學習上也較為容易掌握。但是因為漢字不像外國的拼音文字，有形態變化、語法規律，只要熟悉基本詞性便能夠邊識字邊成句成段地閱讀；漢字的學習必須逐字認讀，逐字記憶，因此在認識相當數量的字詞之前，難以整句整段的閱讀。因為不能和語言實踐結合，識字的效果又會受到影響，甚至導致對字型的記憶模糊以及錯別字的增加，因而反過來限制閱讀能力的發展。所以在兒童能夠成段成篇的閱讀之前，必須迅速掌握基本的字詞量，這也是傳統啟蒙教材中有所謂字書型態範本的流傳原因。 　　 　　由於中國傳統的語文教學非常強調集中識字，目的便在於為兒童言語認知能力的進一步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但是以字書範本集中識字的教育方式，容易產生機械呆板、囫圇吞棗等強記硬背的缺陷，所以在「三、百、千」這一類傳統啟蒙教材的學習上，採取約定成俗的次序進行教育，也就是分別作為初級、中級和高級識字課本。但是以《桃園明聖經》與《覺世真經》的搭配上，則是只要以先《覺世真經》後《桃園明聖經》的啟蒙教育方式，便能夠較好地體現兒童在言語認知上循序發展，同時集中識字的效果。 　　 　　《覺世真經》在字義和字形上都較為簡單，並且十分口語化。除了一開始強調關聖帝君的「忠孝節義」精神，因而以韻文段落的形式作敘述；接下來從「敬天的」一直到「教子孫」總共卅六個字，則是以三言韻語的方式提點兒童做人處事最基本的遵守原則。之後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全數採取四言韻語的方式，教導兒童道德倫理以及修身養性的原理規範；並且藉由假設句和警惕語氣，使兒童在讀誦時能夠在抑揚頓挫中了解其中的寓意，可說是非常適合已有相當口語能力的兒童進行學習。而進入到《桃園明聖經》的階段，從一開始的「關聖帝君降筆真經」開始，就是以六字韻語的方式，從歷史、綱常、氣節、倫理、信仰等不離做人處事的道理灌輸給兒童；並且引申帶出之後經文當中的六個章節，不但在字句詞語上與《覺世真經》有所呼應，同時在義理細節上更是銜接著樸素簡單，便於鞏固記憶的優點，有利於兒童在集中識字上的複習以及理想效果的提升。 　　 　　再來在語體結構上，如同前面所提到的，《桃園明聖經》與《覺世真經》和「三、百、千」相似，都採用韻語、對仗、排比、口訣等較為生動活潑的形式，以及靈活多樣的句法格式，對其中組成的識字材料進行精心組織和編排，可說非常有利於兒童促進其言語認知水平的迅速提高。正如同上面一段所敘述的，《覺世真經》先以三字一句的韻語方式闡述義理，接著則是以四字一句的韻語方式，將善惡禍福都因為人心信念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循序漸進的解釋；而《桃園明聖經》則是由六字一句、七字一句、五字一句等不同的格式，依照章節劃分的不同，進行「知識」、「見聞」、「日用」、「義理」等不同內容的學習。這種韻語的句式，好比節奏感很強的音樂，再加上押韻的韻律感，就如同音樂中帶著鼓點的節奏，使兒童在朗讀背誦起來很容易琅琅上口，與口語吟唱無異，這就使得學習興趣大為提高，在記憶效果上也有非常好的效果。而在對仗形式上，則是在韻語中搭配使用的常用語體形式，如《覺世真經》裡的「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以及「救難濟急，恤孤憐貧」等句，而在《桃園明聖經》中亦有「勿謂善小而不做，勿謂惡小而可行」，以及「天網恢恢分曲直，神靈赫赫定虧盈。孝悌忠信人之本，禮義廉恥人之根」等句。由於對仗句式使上下相聯兩句的字、詞、句，在相應的位置上產生強烈的對比和反差，於是內容得到突出和強調，並且讓兒童在識字時印象深刻。至於排比句的使用例如《覺世真經》中的「謗聖毀賢，滅像欺神」、「近報在身，遠報字孫」等句；和《桃園明聖經》中的「曹操無底深險，現今受罪幽冥。武侯只緣忠義，幽冥群奉為神」、「善者記錄加官爵，惡者遭殃絕子孫」等句，則是讓內容能夠層層深入，使識字內容逐步加深，而且可以激發兒童的聯想和想像，並且使記憶的內容生動豐富。另外像是口訣的特點是言簡意賅、便於記誦，可說是發展幼兒口語能力的重要形式之一。無論是在《覺世真經》或者是在《桃園明聖經》中，都有將為人操守的倫理規範等常識，轉化為類似口訣的句式進行精心編排。而且在《桃園明聖經‧原始第二》的章節中，從「春秋丈夫志，生長解梁城。」一直到「未出茅廬，三分已定」，這中間的文字編排，正是以口訣方式，將東漢末年的歷史清楚地作了明確的交代。這種口訣式的語體結構，不僅有利於兒童迅速地認識漢字，掌握知識；而且一旦牢記在心，便會終生難忘，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後從《覺世真經》與《桃園明聖經》的內容安排上，可以充分激發兒童的識字興趣，並且提高而同的認知積極性，從而易被兒童快捷、靈活、牢固地掌握和運用。因為要能激發兒童的識字興趣，在啟蒙教材上的內容必須要淺顯、通俗、生動而且富於生活化。同時運用歷史典故激發兒童識字興趣，這一點從《桃園明聖經》當中針對關聖帝君作為主角，同時講述三國故事的內容，可說是最大的優勢所在。因為利用兒童對於歷史故事濃厚的興趣這樣一個求知特點，採用歷史典故，並輔之以淺顯的說理，使兒童識字時興趣盎然、主動積極，印象也會隨之深刻具體。再加上激發兒童的識字興趣主要還在於能夠讓兒童樂於學習，所以在《覺世真經》以及《桃園明聖經》中大量把社會道德的內容融入識字教學之中，也從而能夠達到寓智於樂、寓教於智、寓德於教、寓情於德等功效；把小至家庭倫理，大至國家道德的人際規範要求，都能夠做到簡明的概括，使得兒童進一步在情感、道德等方面的認知水平，都能有整體的提高。 　　 　　從上面四個方面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覺世真經》與《桃園明聖經》的搭配，絲毫不遜色給「三、百、千」的傳統啟蒙教材，作為現在兒童讀經的啟蒙教育，也是非常適合的範本。因此我們可以說聖人之文是「文成規矩，思合符契」，而且又「銜華佩實」；既有充實的內容，又有華美的行事，充滿著人文的需求，又是參天地、效鬼神、酌自然規律而成的，可說具有「天人合一」的高度交融；所以在啟蒙教材上，以《文心雕龍》的《宗經篇》以及《徵聖篇》來看，可說徵聖宗經則文有師矣。當然經典之所以被稱為經典，就是在於經典是聖人真心本性中所流露出的語言，是善中之善；所以經典的價值所在，乃內在於人的心靈，不因時代變遷而減損，是可以不斷引發創造、歷久彌新的。因此經典除了價值以外，是否具有實用性，決定權仍然在於我們如何將經典落實在生活之中。根據筆者實際觀察「關公文化節‧人文藝術教育展」所舉辦的讀經比賽，並從優勝者當中設定以《覺世真經》與《桃園明聖經》俱能誦背之對象進行訪問記錄後，歸納出兒童讀經運動的數項好處： 1.可以使兒童知書達禮、守法重紀。 2.可以增進兒童的記憶力。 3.可以使兒童的國語文能力提升。 4.可以改善孩子的EQ。 5.可以保存中華文化。 6.可以激發兒童學習潛能。 7.可以改善社會風氣。 　　 　　因此若以劉勰宗經的精神，回過頭來檢視近幾十年來文人看待經書的態度，我們可以嘗試捫心自問：不再讀經的結果，使得我們的心態更理性了嗎？我們的文化教養更提高了嗎？我們的科技與西方各國並駕齊驅了嗎？將傳統教育與西方充分接軌的結果，是否更受到外國人的敬重？其實我們所得到的結果，反而是語文程度不夠，心狹量窄同時涵養不深，人生態度更是無所依歸，並且導致社會正義日亦消亡，君子之風日漸遠去；最後就是變成犯罪率日增，同時年齡層日降，可是知識分子卻是日遠於自我文化。所以筆者認為所謂教育革新，最根本近於切身者，即是兒童教育；而針對兒童啟蒙教育最方便而且最簡易可行，同時可以最快速收到效果者，即是「兒童讀經教育」。 　　 四、結論 　　自從清朝末新式教育的實施和白話文運動的掀起，使得中國傳統流傳的啟蒙教材逐漸失去了生命力，更遑論以往的讀經教育施行。其實兒童讀經教育的用意跟傳統蒙學教育思想是相近的，因此若從蒙學的第一個階段重點擺在「識字」來看，以往兒童學習的階段是先學過《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之後，才開始讀誦《四書》。重點學習方法仍舊是在背誦與記憶方面，因為讓學齡前兒童習讀《四書》之類的經典，裏面的義理實在無法真正明白，這樣子在記誦的過程中，其實是非常辛苦，甚至是事倍功半的反效果。 　　 　　但是在讀書的目的是為了要有所成就，保持家業，享福無窮，這種從「利益」的方面來著眼，這其實並不屬於兒童讀經教育的理想範疇。古人認為讀書識字跟耕田經商一樣都是謀生的工具，因為進則入世濟世，退則修身訓蒙，所以讀書被視為是成聖成賢的手段，學習本身以至知識本身均沒有獨立的意義。然而現代的兒童讀經教育則強調幼童的多元性發展，不再滿足於單一能力的培養，因此從這個角度來進行解讀，無論是《桃園明聖經》或是《覺世真經》，在文字當中所蘊含的思想意涵，都能夠滿足當前多元教育發展的需求。 　　而且前有所述，經書更是各類文學創作的規範，以及文學評論的標準；若能熟記經典，以後對於文章的寫作及閱讀的評論，將有了然於胸的助益。並且根據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的研究，人類六至十三歲是一生中記憶力發展的黃金期；所以在此精華時期，若能多識雅言，涵養精鍊的語言文字，同時體會熟悉各體文學的淵源，將會對日後的理解力、思考力的經驗累積與磨練有所幫助，在這方面經典即可提供這些能力的增進。除了這些實用目的之外，研讀經文更可在社會生活中得到人文的教化作用，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篇》中所云聖人之文重「政化」、「事蹟」、「修身」。所以在社會生活，思想道德的修養，感情的陶冶各方面，都有受經文影響的作用；應用在兒童身上，則能夠使班級氣氛融洽、生活常規進步；並且使適應不良、學習低成就的學生，在同儕團體中得到認可與肯定，甚至使得家長改變，不再只注重所謂的主科學習。所以我們可以說，從兒童讀經的教育發展中，可以得到從文章、文學中達到順美匡惡、陶冶性情的廣泛作用，這也是經文中所希望得到發展的重要特質──人文關懷。 　　 　　因此根據上述探討，我們可以這樣子得出以下幾點結果： 　　 1.經典是前人智慧的結晶，提倡經典閱讀是相信經典具有超越時空限制的文化內涵，這些內容對於促進現代人的品德修養與社會和諧具有正面的實際效果。 2.經典超越的精神價值固然始終如一，但是經典概念的內涵卻與相配合的環境相關，因此面對的環境改變則經典的概念內涵也會跟著改變；所以經典的概念也應該在現代面對精英文化與俗眾文化合流綜合的多元化環境中，從專以精英經典文本為主，擴及至長期教授俗眾的蒙書系統經典文本，更進一步囊括到不同思想不同文化的經典文本。故而只要是「最有價值的書」與「永恆的書」，均可以納入「經典」的行列之中。 3.兒童讀經教育的提倡，是希望經由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薰陶，使中國人在文化上可以找回真正的自我；在道德上可以有效引發個人良知的覺醒與德性的提升，社會可以走向正常發展的境地，並且有效消弭社會犯罪的惡化狀況。 4.提倡讀經不但會使得月讀經書的群眾增加，就學術的角度而言，這些曾經閱讀背誦過經書的兒童，未來不但可能會是學界研究經學的精英份子，更可能是經書義理的實際表現者，或者是經學研究的認同者，甚至於是經學的批判反省者。但是不管是任何一種表現，其實都對於經學研究有著正面實質的價值與意義。 　　 　　今日社會如此動盪不安而又無所依歸，乃是由於人心極度的空虛，以及對人生方向的徹底失落。因此如果能夠透過情真義切的經文，必能引起正面的共鳴與迴響；同時開闊胸襟，並對人生的各項活動，作一較為全面合理性的規劃與安排。在《桃園明聖經》與《覺世真經》這種優美的經典文辭帶領之下，使兒童從小就潛移默化於「道心惟微」之中，所謂「開蒙養正」之功，便是由此根基做起。文化傳統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必有其個性，表現在該文化涵育下的絕大多數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之中，也表現在他們的集體生活方式之中。因此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並不是兩個原不相干的實體，尤其不是互相排斥對立的，「現代生活」即是中國文化在現階段的具體轉變。現今社會風氣敗壞，其實與我們的童蒙教育也有很大的關係。如果我們能夠在蒙特梭利教育法、雙語教學等方法之外，加上啟蒙讀經的元素；特別是我們在文中介紹的《桃園明聖經》、《覺世真經》，這些既不與傳統啟蒙教材以及四書五經衝突的經典，其中並不乏能讓幼童琅琅上口的字句，相信對於渾沌功利社會的風氣改善，一定會有顯著的成效與助益。 1 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一，永瑢等撰，上海市：商務印書館，民國91年出版，國學基本叢書，萬有文庫第一集，王雲五主編頁832。 2 蘅塘退士真名孫洙，江南常州府金匱縣人(今江蘇省無錫縣)，生於清康熙年間，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賜進士出身二甲第七十名。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年)春，與妻子徐蘭英互相商榷，編成《唐詩三百首》。 3 中國新教育萌芽於自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創設同文館，一直到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奏定學程章程公布以前，共計四十年。字光緒二十八年奏定學程章程公布到辛亥革命，共計十年，則是新教育建立時期，在此時期中舊教育完全推翻，新教育制度漸次建立，而其關鍵點是西元一九一一年元月十九日，第一任教育總長蔡元培下令：「小學堂讀經科一律廢止。」五月又下令「廢止師範、中、小學讀經科。」七月則在全國第一屆教育會議上提出「各級學校不應祭孔」的議案，可說是徹底的將舊教育意欲畫上句點之作為。 4 金耀基在〈現代化與中國現代歷史〉一文中，認為中國現代化歷經五個運動： 第一個運動：是曾國藩、李鴻章以至張之洞等人所領導的同光洋務運動。 第二個運動：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 第三個運動：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因為孫中山先生及其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推翻滿清專制皇朝，因而建立了共和制度的民主國家。 第四個運動：是陳獨秀、胡適等人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 第五個運動，是共產黨的社會與文化大革命。 5 〈小學語文教材發展史上的五次論爭〉，包括1.文白之爭。2.讀經與否之爭。3.鳥言壽語之爭。4.劉(御)吳(研因)之爭。5.文道之爭。 6 一九三五年五月《教育雜誌》出版「讀經問題」專號，發表了七十三人對讀經問題的意見，其中有陳立夫、張群、何鍵以及江亢虎等人，都主張青年應當讀經。 7 如葉嘉瑩在《迦陵論詩叢稿》中所提到的「滲透性」學習法的舊詩吟誦教學，以及南懷瑾在全球推動兒童經典教育，再加上對岸高層如江澤民的加持，在在都說明兒童讀經活動的熱烈。 8 1~10句為天部，11~18句為地部，19~250句為人部。 9 《桃園明聖經》原文始於漢末、三國之時，考證於《三天著經籙》的記載；至北宋仁宗天聖七年(西元一○二九年)，民間抄錄玉泉真本，遂成後來傳世之經本。然章句仍多顛倒差異，直至清末朱熹以玉泉真本為根柢，並根據《三天著經籙》考證刪定，於貴州大醮時藉鸞筆宣揚於世，始成現今所見朱子刪定玉泉真本《桃園明聖經》。 10 參考《忠義貫古今─桃園明聖經真本淺釋》，黃國彰等編著。(臺中市：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0月再版1刷，頁15) --------------- ------------------------------------------------------------ ---------------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