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16 匡君救民，公心望世 ～從「創造詮釋學」觀點探討關公的政治思想 一、 研究主題與目的 著名的歷史學家柯靈烏（R.G.Collingwood)曾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又說：「歷史是人為了表達思想所做的活動。」1我們固然不能完全同意這句話，但我們卻又不得不承認「思想」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尤其是政治思想更是如此。亞理斯多德以為：「人本質上是政治動物」2，他認為人的一生都與政治事務不可分離，人活在政治世界中，其關係就像魚和水一樣，如膠似漆。中國大思想家梁啟超認為：「我國自春秋戰國以還，學術勃興，而所謂『百家言』者，蓋罔不歸於政治。」3梁氏以為，中國學術之所以勃興，乃不脫離政治範疇，包括政治行為與政治理想。從東西兩大哲人的觀點來看，政治思想不僅產生於歷史之中，也進一步塑造了歷史，因此，有其不朽之地位，所以梁氏才下了結論：「我國過去政治思想，就吾國人立腳點言之，其價值不可蔑視明矣。」4 本文以關公的政治思想為主要課題，其著眼點亦在此。關公所處的時代與環境正是一個不折不扣，與政治緊密相連的結構體。歷史學家柏楊說：「三國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最詭譎的時代，權力的爭霸，給我們思考上無限激蕩與智慧。」同時他也認為，權力鬥爭固然給社會帶來紛亂，也突顯了人才角力，精英崢嶸，鋒芒四射的景觀，「因為，每個人都在創造新局。」5換言之，如果我們承認美國政治思想家拉斯威爾（Harold.Lasswell ，1916～2001）將政治界定為：「政治是在研究權力的形成、分配和運用」6，那麼國家的活動必然涉及權力，因為政治活動的本質就是權力爭取、行使與控制。 歷史上盛傳，關公喜秉燭達旦，夜讀《春秋》。據《三 國演義》記載，關公過五關在滎陽時，胡班潛至廳前，見 關公左手綽髯，於燈下憑几看書7，普遍性的說法認為，關 公看的書就是《春秋》。《三國志》裴注中所引「江表傳 曰：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8一事可資佐證。 　　《春秋》記述了東周以來兩百四十二年的政治、社會、軍事、經濟、教育等等變亂的前因後果，是孔子經歷了痛苦時代的憂患，在晚年根據他本國魯國的歷史資料，所作的一部有名的歷史和歷史哲學的書。從這個角度來看，關公喜讀《春秋》，必然對於這段時期的歷史、政治有所反省、體悟並力行之。 《春秋》之微言大義不外乎「撥亂世」，「反諸正」，「明善惡」，「知禮義」等政治與倫理之事也。《公羊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9撥亂反正之目的就是在政治上做到孔子的理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0。班固云：「 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11。由此不難看出，「正君臣之位」在政治發展的穩定中之急迫性與重要性。 此外，孟子亦云：「世道衰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12所謂「天子之事」，與中山先生說的「政治乃管理眾人之事」13若合符節。亦即，天子最重要的事功在於如何將人民管理好，人民管理好了，國家整體的事物運作自然能上軌道，進而達到「風調雨順，政通人合」的境地。而眾人之事莫外乎讓人民分辨善惡、明辨是非，知禮達義之事，當這些都能上軌道之際，國家自然安定，天下自然太平。國家安定、天下太平乃所有志士仁人所共同期盼者，更是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大特徵14。 但是東漢之世，「勳臣外戚，金紹相繼，膏腴見重，已經成為一代風氣。而閹宦剝削萌黎，殘害忠良，又為世人所共憤」15。此政治紛亂之局面為關公之所目睹者，他自嘆：「到如今，亂臣賊子，捕風捉影；奸貪讒佞，結黨欺良，言無一定。不思禮義廉恥，孝弟忠信。事每胡行，屢圖僥倖。」16 在整體政局已到了危急存亡，分崩離析之際，宿懷抱有春秋之志的關公，抱持「出世匡君救民，不得已以公善之心望世」17的想法，乃在合情合理之中也。「匡君救民」、「公心望世」都是一種承襲自春秋以來的政治思想，此種思想的的底韻則恰恰是「天下為公，以民為本」之大理想，大情懷，其精神雖累遭亂世更跌而常在18。誠如梁任公所言：「中國人自有文化以來，其政治論常以全人類為其對象，目的在平天下。」 關公曰：「漢室多奸黨，改姓下凡塵。春秋丈夫志， 生長解梁城。」本著春秋之公心志向，其目標乃以「匡君救民」為目標，他不忍生靈塗炭，欲救黎民百姓於水火之中，所以在桃園結義中起了一個最嚴厲的誓言：「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19依此誓言，他除「破黃巾，誅董卓，呂布斃」外，更「劫寨剿曹奸，賺入空營內，雁侶散徐州」20。凡此種種都是先有政治思維，再身體力行的範例，他信誓旦旦的保證：「若負吾教，請試吾刀」21，果然於往後，在帶領一軍的「蕩寇將軍」22頭銜加持下，衝鋒陷陣，手持青龍刀，身跨赤兔馬，過關斬將，護君保民，至死不渝23。 準此，我們可以知道，關公的所有一切批判與呼籲、性情與行動，都不能離開政治社會這個範疇中，他要在政治社會之內實現桃園結義時的願景。他要以他的思想創造歷史，用行動改變政治，讓政治回復到一清明澄朗的狀態。歷史學家余英時說，正由於思想可以創造歷史，並且實際上也一直是歷史的進程中的一股重要的原動力，所以人對歷史是必須負責的，而且越是在歷史發展中佔據著扭轉地位的個人，其責任也就越重大24。 因此筆者希望，透過對關公相關史料的認識與關公政治思想的研究和發掘，能幫助我們澄清三國這段歷史的渾沌，也能透過詮釋學的方法讓關公復活，使他的批判精神能如寶劍展露光芒，斬斷現代社會的種種不公與虛偽，也使我們能更深刻的認識未來與掌握未來整個政治社會的悸動。著名的美國民主之父Jeferson在1825年寫給友人的一封信裡說道：「發現那些從未思考過的東西，並不僅僅是去述說那些從未述說的事情；而是讓人類面對課題的常識意義，以盡量簡淺和明瞭的用語去取得人類共鳴。」本文的用意正是想透過一種簡淺明瞭的用語，一些中西哲人說過的有智慧的、能發人省思的語言去與關公溝通，互相做註腳。讓關公「其言宏綽，其旨玄妙」的思想，「如竹又如月，有理有節」25的氣節，「堅持忠義。矢心報效」26的精神能再度展現其恢弘光芒，並發揮其千秋萬世的影響力。 史學家杜維運曾說：「屬於歷史人物的史學家，是可以將自己『投射』到歷史上去的。以自己的思想，印證古人的思想；以自己的感情，印證古人的感情；以自己以的行為，印證古人的行為。」27本研究的目的就在和關公以心映心，將他的思想和我們的思想融合，將他的感情和我們的感情聯繫，將他的行為和我們的行為互證。期能在人心惶惶的現代化社會中提供線索，疏通脈絡，增進社會向上提昇的動力，為現代社會注入源源不絕的正念、正知與正見。 二、 研究方法 　　詮釋學大師Gadamer認為，「文本」如果要正確地被理解，那麼它一定要在任何時候，即在任何具體情況裡，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被理解」。…這正表明了「歷史詮釋學」的任務，即它必須深入思考存在於共同事情的同一性和理解這種事情，所必須要有的變遷情況之間的對立關係28。Gadamer的意思是，要從變動的政治社會秩序中去理解歷史人物的想法、文字與心境，並和歷史人物建立暢通的溝通管道，且在和對方對話的過程中重新認識對方，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真正的理解對方。 　　基於此一要求，本文將採用「創造詮釋學」（Creative Hermeneutics）作為方法以展開對關公政治思想的研究29。「創造詮釋學」是已故哲學家傅偉勳先生自創，他在「詮釋學」的基礎上發展，並根據西方較有力的哲學方法如現象學（Phenomenology)、辯證法實存分析（Existential analysis)日常語言分析、新派詮釋學理路以及中國傳統的考據之學與義理之學和大乘佛教涉及方法論的種種教理（如教相判釋、聖俗二諦）等等的融會貫通。據傅氏自己認為，此法是「專為缺乏高層次的方法論反思的中國思想傳統，設法建構有高度適用性的一種方法論。」30 　　一般來說，研究中國思想的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古代哲學是「生命的哲學」。而生命哲學所關心的對象乃是以「人」為主的對象。換言之，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與開拓是由「人」的生命活動--生活方式、行為、思考和需求為具體內容。這是與西方哲學所關心的重點--「自然」，最大不同之處31。因此，中國哲學在概念的建構與通則的發展上面並沒有很明顯的邏輯關係。很多類似概念的語詞實際是情感的作用罷了32。清晰的概念可清楚的掌握與分辨，而情感的發動確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是沒辦法充分掌握的。 　　所以，假設「創造詮釋學」的方法真如作者所言，乃融合中西哲學方法論之後，而專為中國哲學鋪路這一動機為出發點，那麼對於考察關公政治思想來說可謂格外有意義。因為嚴格來說，關公並沒有一本專門的著作，其思想大多以語言的方式呈現居多，而語言也散見於各類歷史書即與後世降鸞的經典之中33，因此，透過「創造詮釋學」嘗試與關公建立一條溝通進而理解並解釋現代政治社會現象的管道，或許不失為一個好的方法！ 　　「創造詮釋學」主要內容有五個辯證的層次，分別是：（1）「實謂」層次--「原歷史人物實際上說了什麼？」（What exactly did the original thinker ortextsay?)；（2）「意謂」層次--「原歷史人物想要表達什麼？」（What exactly did the original thinker or text say ?）；（3）「蘊謂」層次--「原歷史人物所說的可能意含是什麼？」（What could the original thinker‘s saying implied ?）；(4)「當謂」層次--「創造的詮釋學者應當為原歷史人物說出什麼」（What could the creative hermeneutician on behalf of the original thinker ?）；（5）「必謂」層次--「為瞭解決原歷史人物未能完成的思想課題，創造的詮釋學者現在必須踐行什麼？」（What must the thinker say now ?) 　　以上五個層次中，「實謂」層次屬於原典校堪、版本考證與比較等基本課題，較具客觀性。「意謂」層次則通過語意澄清、脈絡分析、原歷史人物時代背景等考察功夫，盡量「客觀中實地」瞭解並詮釋原思想家的意向。「蘊謂」層次則以歷史上已經存在的（較為重要）種種原典詮釋等為對象，以瞭解原歷史人物學說的種種可能蘊含。「當謂」層次則設法在原歷史人物教義的表面結構下掘發深層結構，據此批判地考察在「蘊謂」層次所找到的種種可能義蘊，從中發現最有詮釋理據或強度的根本義理出來。「必謂」層次不但為了講活原歷史人物的教義，還要批判的超越克服原歷史人物的內在難題，為後者解決未能完成的思想課題。 依照作者的說法，這五個層次並不需要死板的依次探討原典的詮釋問題，當可「一時並了」。且五個層次是指廣義而言，就狹義來說，「必謂」層次才算真正的「創造詮釋學」。因為他必須使用我們時代的鮮活語言，說出原歷史人物未曾說出的話，但必須（must)說的話。據此，在本文的研究上，筆者將以第二層次「意謂」、和第五層次「必謂」為主要方法。原因在於，第一層次涉及原典考證問題，功夫實為繁瑣，本非筆者能力所及。第三層次則旁及各家詮釋的比較問題，實非此文之重點所在。第四層次則涉及價值問題（應然面），且所佔篇幅必定不少，因此非為本文重點方法。 如此說來，當筆者從各種關公的經典中或相關言語中得知其意涵之後，緊接著的工作就放在用「各家的看法」和「現代的語言」來詮釋關公政治思想這一工作上。主要目的，乃在使關公復活，且用關公的語言和現代社會現象互證，在人民與國家、政治社與會的關係上做一個基本上的耙梳與瞭解34。 三、 匡君救民的大理想 政治哲學最根本的課題之一是為國家的成立找尋理 由及根據。不同的政治哲學學派為不同的政體提出理論的根據35。而如果我們把政治思想中關於政府的管理形式集中於「誰該統治？」（Who Gonverd？)這問題的話，那麼儒家一開始就將統治者設定在「善」（仁禮）、「智慧」（樂智）等概念層次上。亦即，統治者應具備仁心、禮樂、知識等條件才有資格稱做統治者，當統治者具備了這種條件之後，政治上的清明才可能實現，統治的目標不會朝壞的方向偏差，統治者的人格也不會因利益、名勢的誘惑而扭曲。這樣人民也會因此而樂於接受統治，整個政治社會就在統治者的「內聖外王」之下呈現一片「天下太平」的美景36。總之，蕭公權認為，儒家是主張由一具備「仁智禮義」的聖君來統治人民，因此「尊君」乃為儒家要道之一37。 關公自言：「幼觀孔孟，素覽春秋」，陳壽也曾言關羽：「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38。陳壽對三國人物針貶甚重，但其寫三國志的角度與動機仍不失儒家對政治勸誡與移風易俗之用心。這是晉尚書郎範頵「願垂採錄」之關鍵39。既然關公覽《春秋》，又讀《左傳》，那麼對於歷史之政治得失，必然以為殷鑑40。《春秋》之旨，依照司馬遷的看法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41而《左傳》之旨，史學家章太炎以為目的不在釋經，而是在「採集事實，以考同異，明義法」42。 觀此，可得知關公在歷史的殷鑑中體悟王道之重要，並 明白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之義法對一個國家興亡有決定性的影響，所以他便產生「匡君救民」的理想。關公曰：「自戰國以來，吾出世匡君救民，不得已以公善之心望世，此桃園經之所以現身說法也。」43 「匡」者，有三義。首先為輔助、扶正之意，《左傳‧哀公十六年》有「匡正王室」之語44；其次為糾正，改正之意，《左傳‧襄公十四年》有「善則賞之，過則匡之」之語；最後為挽救之意，《南史‧宋武帝本紀》有「論匡複勳，封帝豫章郡公，邑萬方」45之語。 三國時期，大凡有志之士都懷有匡扶社稷的雄心豪情。例如李肅齎了禮物，投呂布寨來：「聞賢弟匡扶社稷，不勝之喜。」46又例如彪謂雋曰：「為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間耳！」47又「劉使君天下英雄，雖兵微將寡，而志欲匡扶社稷。」48有志之士中，做得最徹底非關公莫屬，他將匡字「三義」發揮的淋漓盡致，可謂「畢其功於一役」也！ 　蜀漢文臣楊戲「季漢輔臣贊‧贊關雲長」說的頗詳實：「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籓屏左右，翻飛電發，濟於艱難，贊主洪業，侔跡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奸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49「匡世」並有糾正世風，救濟黎民之意，「匡國」則現輔助之情。關公自謂「扶漢誅奸，死無畏避」50正是「出身匡世，隕身匡國」的最好說明。換言之，從憂國憂民的大理想出發，並抱著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精神，方能成就關公千年不滅之豐功偉業！ 首先，「匡君」思想是針對「匡正王室」而言，而王室指的當然是「漢室」，亦即扶正天子之統治地位。此時，關公不忍正統的漢室分崩離析，因此遂有扶正之心。在「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51、「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縱橫者數披其胸，狙詐者暫吐其舌。」52的時代，最高統治權力天子之地位實已搖搖欲墜53。羅貫中在《三國演義》開頭時便把此種衰微之天下大勢說分明：「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靈帝即位，有宦官曹節等弄權…中涓自此愈橫。」黃巾之亂後，又有董卓之難，加上宦官專橫，朝綱崩弛，遂至民不聊生，盜賊四起，此時漢室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中原之地幾乎破壞殆盡54，各地牧守進而割據州郡，擁兵稱雄。曹丕嘆道：「家家思亂，人人自危，百姓死亡，暴骨如莽」55。 此時，劉備「身為漢冑，合當匡扶漢室」56，而關公自與劉備義節金蘭後，便奉兄長之志為圭皋57，其「匡扶漢室」乃義不容辭，當務之急也。他說：「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58自起誓後，便「戰場驅逐鬼魅，刀光雷雨血淋，護國百折不改。」59有「義」字作先鋒，關公的豪情壯志便顯露無遺，大小戰役都能衝鋒陷陣，視死如歸。關公曰：「出海入山，行軍滅寇。凱歌捷奏，惟爾兵將。」60 　　孔明本已歸隱，但仍出茅廬，歸根究底，亦是看重劉備真有匡扶漢室之心，他對「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朝；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以致社稷邱墟，蒼生塗炭」早已深惡痛絕，因此「幸天意不絕炎漢，昭烈皇帝繼統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興師討賊」，所以才有勸王朗「理合匡君輔國」之言61。一番感人肺腑，論理激昂的言論，竟把曹營老將王朗活生生氣死，羅貫中乃贊曰：「輕搖三寸舌，罵死老奸臣」。孔明綸巾羽扇，以匡君輔國之微言大義就能置敵於死地，此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風采，若非空前，恐也是絕後！ 其次，「匡君」思想，乃指關公輔佐劉備而言。陳壽說：「先主於鄉裏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62。這是關公開始報效國家之際，追隨劉備的第一步。此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63關公在大庭廣衆之中，和張飛隨時侍立於劉備身旁，終日不倦，跟隨先主八方征戰，不避艱險。這種對於先主的忠義精神至死不悔，例如曹操一再誘之以利時，關公卻說：「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果然，當其知劉備下落後。便「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64入漢以後，他鎮守襄陽、荊州，屢立大功，一直到最後戰死，其志終不改變。此「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的胸襟頗符合春秋名相管仲「忠臣」之定義，他說：「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65 關公曰：「吾一生為孝子，數世做忠臣。」66又曰：「降漢不降曹，忠臣不事二。封漢壽亭侯，印無漢重鑄。」更曰：「日月精忠，乾坤大節。天崩我崩，地裂我裂。」67凡此種種都符合管仲「修義從令」之褒言。蓋軍人之責，乃以保國衛民為職志，若一旦懷有異心，將陷國家於危難之中。民國初年，中山革命即便成功，但隨遭各地軍閥割據，中山邊旁之軍閥也虎視眈眈，蠢蠢異動，欲取代之而後快。此後，在「軍閥政治」（warlord politics）68持續相互抗衡與對立下，中山宣佈退位，中國又陷入另一混亂局面。這種「軍閥政治」的現象，與東漢末年如出一轍69。如若關公再世，見此以私害公，以利害義之舉，必曰：「軍民遊行，尤所當備。下寨安營，出師對壘。須識風雲，堅持忠義。矢心報效，鬼神呵衛。」70誠哉斯言，軍人之天職在保家衛國，沒有堅持忠義，卻違背忠義，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康又將至於何地？ 關公護主甚重，能以出生入死之姿護衛先主，除自身謹守忠義精神外，亦看重劉備之有忠義精神，才願意無怨無悔，誓死相隨。荀子云：「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71懷德之主，才能像蟬歸明火，前仆後繼。清代著名政治家曾國藩亦說：「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72，關、張、諸葛不隨曹而隨劉，其道理便在此也73。元代翰林院侍讀學士郝經評道：「獨先主始終守一仁，聖帝始終守一義，盡心於復漢。無心於代漢，漢統卒歸之。」74「復漢」與「代漢」從義理上來看，實有天壤之別。一為忠君，一為竄國，一為拯救，一為陷溺。關公忠於主、義於國之心濃厚，無夾雜半點私情在內，好似有股正氣在心中翻騰，孟子云：「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75。馮友蘭認為，此浩然正氣更需以養得之，而「義」與「道」就是養之方法。所以孟子才會接著說：「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76。由此浩然正氣才能顯現出「國士之風」的氣度77。因此歷史上有詩褒曰：「詠群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出！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78 「雄姿之壯發」表現在匡主救民上，用牟宗三先生的概念來說，可以是「綜合的盡氣精神」。他說：「這是一種英雄之精神，由盡情、盡才、盡氣之人格來表現。」又說：「綜合的盡氣精神，在政治上用，必至打天下，因而必有天命之感。從盡氣而來者，必以氣盡而死，天才的盡氣，在此。」79歷史上許多標榜「天命」者，大都以革命之名，行篡逆之實，以打天下之名，行奪權之實，但關公之言天命卻是以匡君輔國為前提，其打天下則是在前面所提及的「平天下」為基礎。 唐代韓愈曾舉出四種人沒有資格為人臣子：一是不稱職的官員；二是不能說實話的官員；三是不能忘我地工作的官員。這三種人理應辭職。四是為了利祿而工作官員，不得予以陞遷！80 　　韓愈此言著實與關公對於為官之道遙相呼應。關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日用朝廷祿，當思補報功，報國臣之本。」81現今許多官員，大多數都還能算得上「日用朝廷祿，當思補報功」，兢兢業業，戮力從公，表面上還算稱職，但仍有少數官員忘國臣之本，為了一己之私，將獲取的資源中飽私囊；或者官商曖昧，把特定的資源透過暗盤圖利給特定廠商，再從中收取回扣，造成官富民貧的現象出現82。 　　此現象乃如關公所言：「奸貪讒佞，結黨欺良…事每胡行，屢圖僥倖。」「奸者」，陰險狡猾也。心思不軌的政黨或政治人物往往機關算盡，為謀求自己利益而扭曲本性；「貪者」，不擇手段且不滿足的占取不正當利益。平實而論，政治人物擁有比常人較多之資源，若心存不正，則獲取資源如探囊取物。殊不知，此種不當得利皆來自於人民辛苦的血汗錢。此種貪婪醜態，北宋政論家李覯形容的頗貼切：「希勢而懼，懷賂而喜，妥首擺尾，良犬之恥」83。李覯不以為然的指出，這樣的官吏，連良犬都感到羞恥啊！倘若關公在世，必然會對「希勢而懼，懷賂而喜」的官吏勸說道：「廉生畏，潔生嚴，細檢點，避疑嫌…守己祿，莫徇偏，損人利己子孫冤」84又曰：「敦敘五倫，從謙從厚。必信必誠，守法安分。勿貪勿爭，災消禍滅，百福咸臻。」85 　　「守己祿，莫徇偏」主要在強調為官之人能夠奉公守法，克盡職責，誠如政治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所言：「掌握權力的官吏，除了保護社會成員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外，就不能有其他目的了！」86 四、 公心望世的大心境 坐落於現今臺南赤嵌樓南側，有座奉祀武聖關公，俗稱大關帝廟的「祀典武廟」。此座氣勢宏偉，格局剛健的一級古蹟是台灣唯一列入官方祀典的關帝廟，可謂位居全省關帝廟之首。廟裡有塊匾額「萬世人極」，乃咸豐皇帝所賜御匾，珍貴至極。 　《清史稿‧禮樂志》記載，清代皇帝標榜關公為「萬世人極」，並封之為「忠義神武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筆者以為，此封號主要在突顯關公「匡君救民」的精神，而「萬世人極」則在闡揚關公「公心望世」的心境。易言之，由大公無私的輔國心境化為行動，而得到千秋萬世之名垂不朽。亦即以「大災能捍，大患能禦。大義不屈，大節不移」之精神，而成「頭戴九旒冠，衣穿龍袞袍，足攝紫雲履，腰懸白玉絛」87之顯赫地位也。 關公之所以「不得已以公善之心望世」，乃因前面所提---世局混亂，人心不古，私欲橫行，妄加欲為。關公曰：「奈何世之人，真性不密，邪僻用心！」88關公感嘆世人被私心物慾所蔽，不知人人皆有真如本性，性中具足五常八德，又不知反省涵養而任其外放，導致如孟子所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89在孟子來看，有大體、小體之分。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若從耳目，則偏聽，則徇私，若從心，則中正，則不倚，這就是「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90的道理所在。 　　由心而思，乃能符合春秋之大意：「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而「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都是從「公心」出發，而得到的智慧與美德。《荀子‧正名》言：「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李滌生認為，知其是非之所在，而期委屈以引轉之也，故其辨也，乃能公而無私，正像佛家所言「以大悲心轉大法輪」之義91。這就是說，由公心導出佛家之悲心，亦導出儒家忠義仁勇的心境。清末提倡大同觀的儒者康有為曾說：「智慧、勇猛、元定皆出於心思，能辨其是非，堅其守持，方能有大智慧、大勇猛、大元定。」92據此觀之，公心與智慧、勇猛、仁愛乃互為表裡，一體兩面之德也。關公曰：「直心直受真福，巧計巧來禍因。有過昭如日月，無私天地同群」93正是此理。公心方能與天地同群，與萬物一體，光明正大，並看破死生。關公更曰：「世上不齊等事，全憑一點真心，正直光明不屈，死生順逆當分。」94真心與公心概亦同理也。憑此真心與公心，關公之地位不僅得到中國歷朝歷代的敬仰與讚賞、加封與立廟，也得到外國朋友的欣賞，美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焦戴維（David Jordan）說：「關公的仁義智勇直到現在仍有意義。仁就是愛心，義就是信譽，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怕困難。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們的關公一樣，我們的世界就會變得更加美好。」95這絕對是「祀祠遍天下。黃髮稚齒，極海窮邊，靡不崇重。」96的最佳見證了！ 關公之公心思想基礎乃是建立在國家社稷之上的，換言之，以國家社稷為出發點，才能產生大公無私的思維，並生仁義智勇的心境。王船山《讀通鑑論‧三國》說：「以社稷為憂者，如操舟于洪濤巨浸，脈察其磧岸洑渦之險易，目不旁瞬而心喻之；則折旋於數十裏之外而避危以就安也，適其所泊而止。豈舟工之智若神禹哉？心壹於是而生死守之爾」97以公心為出發點而懷匡國救民之心，正像操舟入險浸，雖身處危險，但心仍堅定，志仍不移，直達目標方止！關公曰：「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為天下笑？」98唯有仰仗忠義之心，才能視死如歸，否則必成苟延殘喘，貪生怕死之輩也！ 關公自言：「單刀赴會，談笑自若」秉持的也是大公精神。除了英勇神武之外，「仗忠義而死」之公心更發揮無羈絆的瀟灑風範。關漢卿詞曰：「大江東去浪千疊，引著這數十人駕著這小舟一葉。又不比九重龍鳳闕，可正是千丈虎狼穴。」99千丈虎狼穴之中單刀赴會，面對魯肅一場來者不善的洪門宴，面對一群狡詐陰險的伏兵，他仍談笑自若，有理有節，並全勝而歸，靠得就是「明來明去」的英雄情懷。北京師大教授于丹說得好：「英雄，可以成，可以敗，但他的情懷一定是且悲且壯，有對歷史的沈靜投入與內心的反省。」100有此悲壯情懷，又能對歷史的沈靜投入，難怪諸葛亮讚賞關公說：「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101「絕倫逸群」說的並非只是勇猛、武烈，而是在公心思維中所得來無與倫比的毅力與勇氣，智慧與風骨！ 沒有這種心境作基礎，縱使可以「三戰呂布，許田射鹿」、「獨行千里，五關斬將」102，大小戰役都能如歌般的行雲流水，開闢所謂的「藝術性的主體」103，卻不能驚天地、泣鬼神，感動黔首，默化黎庶，亦無法體現中國式的「終極關懷」104的理念。 德國哲學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說過，雖然在不同國家和不同哲學流派之間存在著各種重大差異，包括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等等差異，但所有這些差異都被一個共同的基本思維趨向所壓倒--即對人的最緊迫的政治社會生活問題，通過共同的努力去找到結構的、理性的答案。因為，人僅僅研討自然律是不夠的，只要他尚未認識和理解人類獨特的世界，及社會和歷史的世界，他就依然處於混亂無序的心智狀態105。 作為一個政治行動家，關公的願望就是要在混亂的、失序的、矛盾的大環境中找出一個解決政治與社會問題的答案。他將人們的心靈從經驗的沈睡中喚醒，並使他們看到，實際存在著的精神行為與心靈力量指引著生活行為的方向。此指引之力量彷彿撥雲見日，驅走黑暗，讓光明再現。金代秀才田特秀云：「忠而遠識，勇而篤義，事明君抗大節，收俊功，蜚英名，磊磊落落，挺然獨立千古者，惟帝之偉歟！」106「磊磊落落，挺然獨立千古者」就是撥雲見日最好的說明。 關公在三國時期的複雜結構下綻放的生命華采，不是片刻激情的喧囂反應，而是內心沈澱後的喟嘆。不是貪婪取巧的私心自用，而是公心望世的心境。這種心境與向君王遊說以換取名利地位的跳樑小丑，差距何止千里。假如我們將關公比作一面鏡子，將他的政治思想比作鏡中所反映出來的寫照，那麼關公這一面鏡子可說明亮無比，沒有一絲灰塵。因為他將許多政治上的醜露面忠實的展露出來。政客鬥爭的嘴臉、陰暗的情愫，都逃不過這面鏡子的光芒，他猶如一面照妖鏡，讓黑暗的牛鬼蛇神與虛假的譁眾取寵通通現出原形。關公曰：「精誠貫格赫奕威靈，邪精鬼賊盡自消滅，毒龍猛獸各得藏形。」107正是此謂也！此拿來檢驗現代政治社會，仍不失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格律。 　五、結論 可能有人會以為，關公並無名垂千古的著作，何來政治思想？筆者以為不盡然如此。從以上分析中可以得知，透過關公的政治行動觀察以及其語言和對話中，顯露出清晰的政治思想，而這種政治思想正是表現在「匡君救民」與「公心望世」上。關公曰「敕令帝我管錢塘事，晝夜領潮行」108，他一生中陸續被封為「別部司馬」、「前將軍」、「偏將軍」、「漢壽亭侯」、「襄陽太守」，「督荆州事」、「蕩寇將軍」109等等職務，凡此都可說明他擔當過政治上或軍事上的重責大任，而由此重責大任，推衍出「匡君救民，公心望世」的政治思想，乃順理成章之結果。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110由此觀之，關公既是「安社稷之臣」，又符合「天民」之意也。 　筆者透過創造詮釋學的方法，從中淬取出關公政治思想的精華，其用意不僅是因為其思想的可貴，更重要的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思想，規範已經漸漸功利化的現代社會，也期待在冷冰冰的科技化社會中，能再找回一些人性的溫暖，倫理的慰藉111。台大政治系教授朱浤源認為，關公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確實具有任何其他古人所沒有的魅力，而且這種魅力還循時間的推移而「步步高升」112。朱氏此言不虛，明朝大儒方孝儒不亦曰：「當其生乎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舉世，故發為忠義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113？ 　由「匡君救民，公心望世」的思想與行動，化為步步高升的魅力，進而達到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的不朽地位。至此，關公已與至聖先師孔子並列，一武一文：「孔子祀天下學宮，而關帝廟食遍薄海內外」114，此地位絕非僥倖與偶然！ 1 見R.G.Collingwood著，黃宣範譯《歷史的理念》，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3年7月，頁132。 2 亞理斯多德（Aristotélēs，前384－前322）是西方哲學的奠基者之一，他在許多領域都留下廣泛著作，包括了物理學、形而上學、詩歌、生物學、動物學、邏輯學等等，此言可謂是他研究生涯的總結，是一生結晶的成果。（參見亞氏《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7月。） 3 見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2月，頁4。 4 同上註，頁7。 5 見柏楊《柏楊品三國》，臺北：遠流出版社，2007年3月。 6 見Harold.Lasswell, Politics is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Cornell University,1936. 7 見羅貫中《三國演義》，臺北：世一出版社，1995年10月，頁213。 8 見陳壽《三國志‧卷三十六‧關張馬黃趙傳》 9《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10《論語·顏淵》記載，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此說明孔子認為為政之道在於「三綱五常」的建立與維護。 11 見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台北：宏業書局，1996年3月，頁1031。 12《孟子‧滕文公下》 13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十六講》：「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 14 見謝扶雅《中國政治思想史綱》，臺北：正中書局，1987年9月，頁7~14。 15 見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二）‧三國》，臺北：三民書局，1975年7月，頁8。 16 《桃園明聖經‧力學第三》 17 《桃園明聖經‧經驗第六》：「帝吾出世匡君救民，不得已以公善之心望世，此桃園經之所以現身說法也。」 18 徐復觀說：「孔子作春秋以為百世法，此時春秋中人物的言行，亦必破除其特定的時間空間與具體人物個性的限制，而把其中所蘊含的人的本質與事的基義，呈現出來，使其保有某種的普遍性妥當性。於是歷史上具體地人與事，此時亦成為此普遍性妥當性的一種象徵。」（見徐著《兩漢思想史‧卷三》，臺北：學生書局，1993年9月，頁8。）徐氏此言，清楚的表明春秋之對後事的影響力，因此「素覽春秋，幼觀孔孟」的關公在世時之「具體的人與事」受到春秋影響自不在話下。而其「保有某種的普遍性妥當性」之人與事又對後世產生一種「普遍性妥當性的一種象徵」了！或許這也正是關公在歷朝歷代中「直上青天」，成聖成帝成神最根本的總關鍵了！ 19 《三國演義‧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20 《桃園明聖經‧原始第二》 21 《覺世真經》 22 《三國志‧關張馬黃趙傳》：「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蕩寇將軍，駐江北。」 23 漢末三國時期，由於國家分裂，由群雄並立走向三分鼎立，戰爭十分頻繁，軍事上的勝負關係一個著集團的生亡，因此帶兵打仗的將軍頭銜遂增加。有位居朝廷中樞的，如中軍大將軍、上軍大將軍；有負責征討和鎮守四方的，如「四征」（征東、征南、征西、征北）將軍、「四鎮」（鎮東、鎮南、鎮西、鎮北）將軍，有率領一軍征戰殺伐的，如征虜將軍、安遠將軍、蕩寇將軍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出身行伍，武藝嫺熟的武將們固然大顯身手，紛紛當上了將軍。關公武藝高強，因此在一生戎馬之中，曾有多個將軍頭銜。（參見沈伯俊〈三國將軍知多少〉，收於《神遊三國》，臺北，遠流出版社，1995年12月。） 24 見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10月，頁7。 25 《桃園明聖經‧節訓第五》 26 《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遊行章第九》 27 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5月，頁192。 28 見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臺北：時報出版社，1996年11月，頁403。 29 其實，「詮釋」這個用語雖然源於西方的希臘時代，意指由神的信使對人間傳達神的指令，將神的指令翻譯成人間的語言，並解釋神的指令，把神的指令的意義闡明出來，但在中國古代文化的語詞裡亦曾出現過。根據洪漢鼎的研究，早在唐代，詮釋學就被用來指一種「詳細解釋、闡明事理」的學問，唐代顏師古「策賢良問一」中就有「厥意如何，停問詮釋」，元稹「解秋十首」中也有「此意何由詮」。因此，用「詮釋學」這個概念可謂古雅而意醞深厚的譯名。（見洪漢鼎＜真理與方法譯後記＞，《詮釋學二--真理與方法》，臺北：時報出版社，1995年7月，頁678。） 30 見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收於《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7月，頁1～46。以下所引原文者主要從此文而出，因此不在註明出處。 31 見牟宗三《中西哲學知會通十四講》，臺北：學生書局 ，1990年3月，頁18。 32 日本語言哲學家中村元認為：「中國人僅注視那些能被具體經驗的事情，注視那些通過視覺的直接感知而能把握的事物。」（見氏著《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陳俊輝譯，臺北：結構群出版社 ，1989年11月，頁151。） 33 歷史典籍中，《三國演義》言及關公之片段最多，但大多仍以對話形式出現，且散落在各回。而《三國志》提及關公之處雖較有系統，不過也僅有九百餘字，其餘隻字片語皆散見於各志之中，這是研究其思想較困難之處。 34 徐復觀曾說，中國歷史中沒有「政治學」，因為沒有建立一套組織嚴密的「學地」系統；但卻有豐富地「政治思想」，而可以由我們的努力，把它拿來作「學地」建立；有如從鐵礦中鍊鐵，從鐵中鍊鋼一樣。（見徐著《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學生書局，1990年11月。） 35 見石元康《當代自由主義理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5月，頁82。 36 蕭公權認為，就孔子之行事論，其最大成就為根據舊聞，樹立一士君子仕進至用之學術，復以此學術受之平民，而培養一知識德能為主之新統治階級。其目的為致有德無為之君子為德位兼備之君子，其理想略似柏拉圖的德君。孟子承其教而發為「仁心」、「仁政」之論。又，荀子之政治思想以廣義之理為基礎，所謂廣義之理，指一切點章制度。（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2年10月，頁56～108。）余英時也說，禮樂教化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而禮樂教化是離不開知識的。（見余英時，前揭書，頁4。） 37 同上註，頁108。 38 見陳壽《三國志‧吳書‧呂蒙傳》   39 晉尚書郎範頵曰：「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 40 章太炎認為，孔子修春秋之意不僅在針貶，且在保存史書，「不修則獨藏周室，修之則傳諸其人。」（見章著《國學略說‧經學略說》，高雄：復文書局，1984年11月，頁92~96。） 41《史記‧太史公自序》 42 見章太炎《國學略說‧經學略說》，高雄：復文書局，1984年11月，頁95。 43《桃園明聖經‧經驗第六》 44 見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二，臺北：漢京出版社，1984年1月，頁30。 45《南史‧卷一‧宋本紀‧武帝》 46《三國演義‧第三回》：議溫明董卓叱丁原，餽金珠李肅說呂布 47《三國演義‧第十三回》：李傕郭汜大交兵，楊奉董承雙救駕 48《三國演義‧第三十一回》：曹操倉亭破本初，玄德荊州依劉表 49 見陳壽《三國志‧蜀書》 50《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述志章第一》 51 陳壽《三國志‧魏書‧王粲傳》 52 陳壽《三國志‧蜀書‧卻正傳》 53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天子被玩弄於鼓掌之中，威嚴已致掃地。而袁紹甚至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動作都不肖，因他比曹操更進一步，把天子漢獻帝視為廢物。所以宋朝張端義 《貴耳集》卷下才會說：「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 54《三國志‧吳書‧朱治傳》：「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 55《三國志‧魏書‧文帝紀第二》董卓殺主鴆後，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裏相赴，以還相吞併…鄉邑望煙而奔.，郭睹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56《三國演義‧第三十七回》：司馬徽再薦名士，劉玄德三顧草廬 57《三國演義‧第七十三回》：「備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總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 58《三國演義‧第六十六回》：關雲長單刀赴會，伏皇后為國捐生 59《關聖帝君降筆真經》 60《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述志章第一》 61《三國演義‧第九十三回》：姜伯約歸降孔明，武鄉侯罵死王朗 62《三國志‧關張馬黃趙傳》 63 同上註。 64 同上註 65《管子‧君臣上第三十》 66《桃園明聖經‧原始第二》 67《桃園明聖經‧力學第三》 68「軍閥政治」乃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 W.Pye）對民初軍閥研究後所提出的用語。他認為「軍閥政治」的特色就是一種「私屬的群帶關係」。（見Lucian W.Pye ,warlord politics,New York,1971,pp.9~10。) 69 歷史學者張玉法認為，這種自樹武力，與中央政府若即若離的軍人，不僅民國初年有；漢末的州牧，唐末的藩鎮，也可以說都是軍閥。（見張著《中國現代史》，臺北：臺灣東華書局，1996年5月，頁172。） 70《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遊行章第九》 71 見《荀子‧致士篇》（李滌生《荀子集解》，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10月，頁306。） 72 見曾國藩《曾文正公‧原才》 73顧炎武說：「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奸逆萌生，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見顧著《日知錄‧卷十七兩漢風俗》）由此可知，曹操之謀天下，其權術實非由公心奠基。 74 見郝經《郝文忠公全集》，＜與宋兩淮置使書＞，收於孫廣德、朱浤源編著，《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空中大學，1999，頁360。 75《孟子‧公孫丑上》 76 見馮友蘭《新原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年3月，頁26。 77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見《三國志‧蜀書‧關張黃馬趙傳》  78《晉書‧列傳第五十七》 79 見牟宗三《歷史哲學》，臺北：學生書局，1988年8月，頁194~196。 80 見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爭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頁110。 81《桃園明聖經‧節訓第五》 82 臺灣近年之貪官污吏大多以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為主。例如一、前投管會主委劉X英涉及至少12件金融弊案8項罪名，贓款數十億。求刑16年，6000萬交保候傳限制出境。二、前教育部常務次長林X賢，在教育界最大的景文弊案中，收賄低價購屋獲利900萬，判刑12年。三、前國安局出納組上校劉X軍貪汙洗錢國安密帳2.6億，求刑12年，現逃亡海外被通緝中。四、前立法院長劉X藩，台中商銀非法超貸15億收取傭金1.5億，判刑4年二審定讞，逃亡美國被通緝中。而中國之貪官污吏近年也節節攀升，高居不下，單2009年就有2.6萬貪官判刑，其中8人為省級幹部。（見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2/5/6/8/101256856.html?coluid=155&kindid=5750&docid=101256856&mdate=0312083413） 83 見李覯《李覯集‧卷20潛書十五篇並序》，台北：漢京出版社，1983年10月，頁219。 84《桃園明聖經‧節訓第五》 85《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太樸章第十五》 86 John Locke, On Civil Government《政府論》,Chicago,1955,pp.126~127。 87《關帝寶誥》 88《桃園明聖經‧經驗第六》 89《孟子‧告子上》 90 同上註 91 見李滌生《荀子集解》，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10月，頁525。 92 見康有為《孟子微‧卷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2月，頁20。 93《關聖帝君降筆真經》 94《關聖帝君降筆真經》 95 見〈世界關公文化網‧大家之言〉，http://www.guangong.hk/webs2/zhici/dajia/6.htm。 96 《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序》 97 見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三國》上冊，臺北：里仁出版社，1985年2月，頁323。 98《三國演義‧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99 據《三國志·魯肅傳》載：「肅住益陽與關侯相拒，肅邀侯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關將軍單刀俱會。」當時孫權為了向劉備討還荊州，派魯肅甘寧率部進駐益陽。而關雲長奉命南下拒吳，在益陽與吳軍相遇，隔江對峙。 100 見于丹《遊園驚夢～崑曲之美》，台北：聯經出版社，2008年2月，頁79。 101《三國志．卷三六蜀書．關張馬黃趙傳》 102《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述志章第一》 103 牟宗三所提的「英雄」概念。其中之一特徵曰：「藝術性的主體」。此「藝術性的主體」與前面所提「盡才、盡性、盡氣」之內涵相同。 104 「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意指一種對人類持「不忍人之心」的神聖使命與真實信仰。誠如宗教學教授田力克（P.Tillich)言：「信仰就是一種終極關懷的態度，信仰的動力也就是終極關懷的動力。如果不從終極關懷的角度來實踐信仰中的神聖使命，那麼所謂的神聖使命便毫無意義可言」。參見田氏著，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年8月。換言之，信仰與關懷的真義在於肯定一真實的自我主體而對人類散播無限的悲心與關心。讓佛家說的「生、老、病、死、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五蘊」等八苦能隨著關懷的落實而減到最小程度。 105 參見Ernst Cassirer著，羅興漢譯《符號‧神話‧文化》，臺北：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4月，頁180～181。 106 見田特秀＜金嘉泰四年重修關帝廟記＞，南懷謹主編《關帝大傳》，台北：老古出版社，1978，頁178～179。 107 《關帝寶懺》 108《桃園明聖經‧原始第二》 109 俱見羅貫中《三國演義》，台南：世一書局，1995年10月。 110 《孟子‧盡心上》 111 一貫道精神領袖陳大姑在臨終前，送給馬英九總統關公像。馬總統感性的說，她臨走前，還送我一尊關聖帝君的像，那個是希望我們將來效忠國家」。（見魏宏卿、戴珍珶〈決戰322／送「陳大姑」最後一程～馬哽咽，扁隨後到〉，2008.1.27，http://emovie.ettoday.com/2008/01/27/11452-2223636.htm）此外，郭台銘由於推崇關公的忠孝節義，特別選在關公生日當天大婚。（見鄒秀明，2008.07.24， http://mag.udn.com/mag/people/storypage.jsp?f_ART_ID=138067） 112 見朱浤源〈「關公」在政治思想上的地位〉，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guangong/f10.htm 113 見方孝孺＜寧海關帝廟碑記＞，《關帝大傳》，前揭書，頁182～183。 114 於敏中等編撰《日下舊聞考》第3冊，卷44，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98～699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