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總統大選，黃崑嚴教授的提問：「何謂教養？」，兩位候選人頓時瞠目結舌，不知所云。我想黃教授也未免太強人所難，教養似乎是可以意會，而難以言傳。哲學家史沛曼（ Spaemann ）說：「教養不是一個理性目的的歷程，世界上並不存在一種稱為教養的行為，它是在我們做了很多事之後，附帶產生的一種作用」。其內涵應該包括很多德目與質素，例如克己復禮、推己及人、明辨是非、知所進退、不為利誘、不為勢劫。教養不是世俗社會「名流」、「名家」，「名望」，「名教」，「名相」，「名氣」的代名詞，而更像是「品德」，「品質」，「品味」，「風格」「風骨」與「風範」的綜合體。

　　2008 年 5 月，我到廣州中山大學參訪，看到了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親提，源自《中庸》的該校校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重新思考了這 10 個字的教育真髓。博學，審問為格物致知之根，慎思、明辨為立身處世之本，而篤行為經世致用之道，一以貫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考，領悟及洞察的能力，在專業化，多元化與複雜化的社會中，就像是指引方向的指南針。廣州中山大學如今的校本部是嶺南大學的舊址，也讓我想起張愛玲的小說，最近被大導演李安拍成電影的「色戒」，其中熱血澎湃的愛國青年們不正都是嶺南大學的學生嗎？而其結局是這群大學生跪在懸崖邊，被集體槍決的淒厲場景。在忠奸莫辨，正邪不分的錯亂的時空裏，上演著情色相纏，愛恨難離的人間戲碼，讓人無限唏噓之餘，也分不清楚時代是悲壯還是蒼涼，青年是浪漫還是無知，人性是強韌還是脆弱，歷史是壯濶還是孤寂。

　　物換星移， 60 年後的當代青年依然處處迷惘，步步危機。作家龍應台應邀到台大法學院演講「人文素養」，其動機是擔心該學院將會培養出最多危害台灣社會的人，所以先下手為強，而如今似乎「一語成讖」。企業家菁英，有多少身陷「內線交易」官商勾結的風暴，而身敗名裂，身陷囹圄，或遠走他鄉。野百合學運世代的熱血青年，有多少在慘烈的政治鬥爭下，變得冷血與嗜血。醫學系的高材生有多少在名聞利養的誘惑下，迅速的變質沉淪，失去志為人醫的本懷。萬眾囑目的棒球英雄，有多少禁不起威嚇利誘，簽賭打假球而自斷前程。影迷歌迷追逐的偶像明星，有多少縱情聲色或毒海滅頂，無法自拔。更不要說還有多少青少年，無法控制欲望與情緒，爭強鬥勝，挺而走險，偷搶擄掠，作奸犯科，一失足成千古恨，待回首已百年身。

　　老莊哲學主張禍福相倚，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的生剋相對論，矛盾相互對立，但心念一變，也可以轉化；哲理總是在正反合之間廻盪拉据。已故棒協理事長謝國城先生常講一句名言：「全壘打的隔壁是接殺」。棒球是團隊運動，戰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勝負也常只在一念之間。教練賦予的任務，有時是短打，有時是推打，有時甚至要求投手打擊時站著不動，寧願被三振，以避免投手跑壘受傷或導致雙殺。全壘打其實是安打的延伸，刻意追求，反而常因揮棒過猛被三振或在全壘打牆邊被接殺。人生的道理亦復如是，「隔壁哲學」可以引伸到頂峰的隔壁是懸崖，天堂的隔壁是地獄，權威的隔壁是威權，正義的隔壁是爭議，自大的隔壁是自卑，革命的隔壁是造反，光鮮的隔壁是憂鬱，聚焦的隔壁是透明，權力的隔壁是腐化，超然的隔壁是鄉愿，勇氣的隔壁是莾撞，果決的隔壁是武斷，先驅的隔壁是先烈，陶醉的隔壁是麻醉，消費的隔壁是浪費，成王的隔壁是成寇，成功的隔壁是成仁。在追逐極致時，常常要想到隔壁是什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一線之差，既微且險，挑戰偏鋒，常樂極生悲，得不償失。「諸德如盲，智慧為導」，美德如無智慧為其耳目，很容易盲衝瞎撞，趨於邪路而不自知。《無量義經》之：「曉了分別，性相真實；有無長短，明現顯白」，強調智慧所孕育的理性，慈悲，信念與和平，可以協助我們在險惡的人生道上趨吉避凶，履險如夷，進而得以發揮功能，展現良能。

　　人類約 200 萬年的歷史中，概括的可分為 4 個時期，最早期是採集狩獵時期，和其他動物並無二樣；直至 5000 年前才開始進入農業時期，也演變出有意義的社會發展；到了 18 世紀，工業革命將人類帶入工業發展時期； 20 世紀後半才正式邁入知識經濟與全球化時代。在農業時代之後，群居、分工、交易等活動慢慢出現，社會秩序需求逐漸增加。工業時代以降，科技一日千里，群聚人口驟增，交易行為頻繁，社會承載量不但迅速擴大，且變動劇烈，國家和法律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更形重要。到了近代，生產規模極大化，專業分工精細化，資本股市全球化，貿易交流國際化，法律、經濟、政治、社會科學因應情勢，發展為非常專業化的學問，並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法律基本上是用來規範人與人，人與國之間的秩序；政治表面定義是管理眾人之事，其重心其實攸關權力的分配；經濟學探討交易，著重於所有透過自由市場進行的交易過程中，個人的動機和整體表現；社會學則是研究社會環境與個人的互動關係。現代的社會環境以及其所衍生的專門知識，遠比佛陀時代要複雜百倍。然而現代人類最大的危機在於所有的知識，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都被切割成專門學門，而欠缺知識本身的文化階梯。只有專門化，沒有橫向整合，融會貫通的知識體系；只有專家，沒有貫通人類知識的哲學家。整體的人類知識絕不是一一被切開的專門知識加總而成的，更不是能從化約的推論和統計數字去獲得。邏輯思考和專門化的過程發展固然造成科學的進步，但卻無法形成渾然一體的人文思維，反而造成知識工具化，文化商業化的社會亂象。在瞬息萬變，複雜多元的社會形態中，唯有更豐富的常識，更敏銳的洞察力及更深刻的自我批判，才能保持清淨的心靈，清明的智慧，不致於被滾滾的洪流所淹沒。以下我試著來探討幾個容易混淆的社會現象。

　　「價格不等於價值」。經濟學的核心是市場，而供給與需求代表著市場的槓桿，共同決定價格和交易量，此乃市場經濟分配資源的方法。而在富足的資本主義商品社會，習慣以供給來創造需求，造成了人類慾望空前解放，甚至所有的文化、知識、技術、藝術都已徹底的商品化，可交易化。生命有價，航空公司的空服人員比地勤人員冒著更大的危險，薪資自然較高；時間有價，醫師花了七年的時間讀大學，常常需要熬夜值班，所得自然也較豐富，這無寧是「付出」與「所得」的對價關係，是合情合理的社會制度與市場機制。而價值觀則是人類時代與社會的文化產物；時代環境不同，價值觀也自然不同。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的價值觀，全體與個體的價值觀，多樣化的價值觀也造成許多社會的對立和衝突。在現象學中，習慣將價值觀分為生命價值如功利價值，快樂價值；文化價值如認識價值，社會價值；及道德價值如倫理價值，宗教價值。「價值」自商業的價格至科學的真，道德的善，藝術的美，宗教的信是廣範而多義的。而人類這個物種無法離群索居，必須互助共生，最高的普世的價值應包含公義、仁慈、博愛與和平。價值觀不但是規範個人行動，也是規範社會秩序的價值原理，是一種文化體系；有主觀的意志和思想，也有客觀的倫理和公義。很令人憂心的是，我們傳統的價值觀念正在快速解體，種種現代觀念取而代之，但價值系統所涉及的不只是觀念世界與主觀慾求，更重要的是日常人生，社會秩序，甚至分配正義和環境資源保護。「價格」不等於「價值」，有「價格」的人生更不等於有「價值」的人生。雖然各人的利益，立場，背景，思想迥異，但建立正確的人類共同價值觀，以維持人類的永續發展，應是刻不容緩了。

　　「權力不等於領導」。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而實際的操作是權力的分配和運用。權力無所不在，其所衍生的能力和行為，是一切生物存在以及組織運作的根本；同時也是所有改變和穩定的原動力。權力是介於對立與融合的過程；妥善運用，不但是責任，也是目標，理念與人格的完成。包容、合作、自信、信人才能使權力順利的運作；高壓、控制、命令、威嚇必將腐蝕權力。役權者必役於權，對權力的行使缺乏警覺心之人，通常不明白節制權力的必要性。英國愛克頓（ Acton ）爵士有句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陳述了權力必會為惡的假設，也解釋了民主政治的監督與分權設計。貪瀆是腐化，而濫權的腐化其後果更加嚴重。權力者主導方向，分配資源，必須精明與清明，慎謀與能斷。因為在權力的迷宮裏，有的事只有你知道，有的事只有你不知道；有的事只有你能說，有的事只有你不能說；有的事只有你能做，有的事只有你不能做。而領導者須長養慈悲與追求公義，兼具歷史感與前瞻性，能夠樹立典範，公正無私。善用權力，創造時勢，明快決斷，彈性變通，舉才識賢，用人勿疑與攻心為上是領導七要訣。老子對領導的詮釋：「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領導深藏權力之藝術，而權力未必是領導的保證。

　　「媒體不等於真相」。經濟、社會幫助我們在互助與流通的人類社群中生存，而法律、政治制度則界定自我實現的規範與環境，以維持生存秩序。媒體是現代文明的產物，也是被公認，除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政治權力以外的「第四權」，它不但是企業體，更重要的角色是一個力量無遠弗屆，無堅不催的社會公器，必須負起高標準的社會責任與道德責任。媒體傳播訊息，報導事實，分析時事，臧否人物，監督政府，捍衛價值，安定人心，催生文化，關懷弱勢，導正風俗，有許多社會功能與終極責任。媒體工作者必需要有高度的自律、自制及自我提升能力，要能抗拒誘惑，無懼權威，客觀中立，獨立自主。成為媒體人之前，必先是個知識人，文化人，見壞事哀矜勿喜，見好事勇於揚善。很遺憾的當今社會，只要提到「社會亂源」，媒體與政治總是孟焦不離，長相左右，穩居冠亞。談到台灣媒體的前生今世，總覺得恍如隔世；威權時代的媒體以「粉飾天下太平」為己任，扮演的是美容師，麻醉師，魔術師的角色；民主開放後的媒體搖身一變，以「唯恐天下不亂」為職志，從事的是製造業，加工業，修理業；為了衝「收視率」，「閱報率」，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孔子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現代不但政治控制媒體，挾持民意，操弄仇恨；商業也利用媒體，置入行銷，創造價值。追根究底，台灣的媒體企業競爭激烈，面臨嚴重的生存壓力，加上專業素養與人文精神不足，很容易自我沉淪。政府事前思慮不周，審查不嚴，開放大量的媒體、大學及金融機構，如今都「易放難收」的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尤其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傳播力強，很容易操控人們知覺，左右人們思想，政媒之間的愛恨情仇自是罄竹難書。如何在「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之間取得專業平衡，如何在「相互尊重」及「相互制衡」之間取得良性互動，是台灣是否能真正邁入文明社會的重大關鍵。

　　「歷史不等於事實」。唐太宗的千古名言：「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歷史的智慧和哲理，是無數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以文治與武功，以智慧和血汗，以成功和失敗，以理智和感性所交織出來的寶貴經驗。不但可以警惕我們重蹈覆轍，並可以幫助我們由了解過去，來開啟智慧，以迎向未來。就像開車的後照鏡一樣，必須能「顧後」，才能「瞻前」。人類是以非洲為故鄉，而遍佈在地球的人類，經過長久的漂流推移，在不同的風土下生根，建構出不同的民族、社會與國家，也形成不同的文化。人類史的第一階段是四大文明的誔生，包括尼羅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及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印度文明與華夏文明被大沙漠，大山脈切割，孤立性強。而埃及文明與美索不達米亞因地理環境條件，朝著一體化發展，最後在地中海周邊孕育出羅馬帝國的「海洋文明」。第二階段是從第七世紀起，伊斯蘭教所發起大征服運動，成就了伊斯蘭世界。第三階段是席捲全球的歐洲擴張時代，十字軍東征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大航海時代，將美洲大陸塑造成「第二個歐洲」，並藉著工業革命發展出的交通與武力，向亞洲、美洲、太平洋擴張。第四階段即是從冷戰時期到全球化時代。而中國由於發展出豐瞻的文化和高度的文明，是唯一在五千年間擁有不間斷歷史的國家，上演了波瀾壯濶的歷史戲碼，其中鬥爭之慘烈，王朝之興替，文化之頓揚，思想之變遷，亦是不絕於史。但歷史只有「表象」，不一定有「真相」；有「事件」，不一定有「事實」。每一件事情的起承轉合，前因後果，既不是史家所能完全了解的，他們常是根據自己的「自由心證」，或統治者的「政治正確」來詮釋。希臘哲人希羅多德（ Herodotus ）對歷史事件的態度是：「我有記錄的責任，但沒有相信的義務」。作家余秋雨也說：「如果全然相信前人的記錄，而且還要強迫他人相信，那就是把霸道與愚昧連在一起了，成為最庸俗的文化災難」。而事實上，人類社會對歷史認識都常是片斷的，地域的，自我的，個人思想的，民族感情的，並沒有對世界通史有更現代的觀點，更開濶的角度作整合與連結。歷史可以被原諒，但不能被忘記；歷史是用來剔勵的，不是用來清算的。人類本一家，人性亦幾無二致；歷史不會終結，總會在不同時空，不同場景，演出相同的戲碼。古今中外的歷史事件常常有「似曾相識」的驚人相似。雖然讀歷史，不信青史盡成灰，但也不要盡信青史。更重要的是要以更寬廣的歷史視野，更悲憫的人類情懷，來迎接未來，創造歷史。

　　「學術不等於真理」。從 19 世紀至今，隨著時代變遷，大學的理念也幾經更迭，從早期的「博雅教育」到「專業教育」，再到「學術研究」，現在似乎已定於一尊。大學雖仍然沒有完全忽視「教學」，但儼然已成為「知識工業」的重鎮。特別在執世界學術牛耳的美國大學，與產業、企業、基金會甚至政府，密切結合。研究的「產業化」，「實用化」，「目標導向化」，「利益導向化」，已為大勢所趨。學術之專化更難以想像，不僅隔行如隔山，甚至連同行也無法交流。研究不僅是升等途徑，學術地位台階，更是「身價百倍」之道。有的論文深具學術價值，有的是較有產業價值。而學術價值是取決於「原創性」與同行評價。但太專深之研究，只有少數專家可以置啄；太普遍的研究，會有不同的結論，也難以深究其真假。譬如葡萄酒對心臟之利弊得失之研究報告有如汗牛充棟，但卻正反兩極，令人無所適從。而台灣的學術界本應更心懷本土，服務鄉梓，深化在地學術社群的研究與發展為主要目標。然而台灣的高等教育走向體制化，中央化，追求形式化指標進行資源分配遊戲，引用 SCI 、 SSCI 、 EI 等國際論文發表數當作教師升等依據與學校排名評比。為了生存，為了校譽，所有的老師都只有聚焦國際期刊，全力生產列入計分的英文論文。為了時效並有確實成果，很多都只能進行抄短線的「我也有」（ me too ）論文，只是把美國老鼠換成台灣老鼠，把日本病人變為台灣病人。缺乏「原創性」的論文固然有浪費資源之嫌，但成果具體；追求「原創性」的研究則風險很大，成敗難料。就像大學聯考是以公平為首要考量，防弊重於興利，以僵化的數字指標來取代重視人際關係，漫無標準的人治系統，當作學術評比的唯一方法，也不盡合宜。政府應把資源集中在跨專業整合，具創意及研發能量的團隊，並讓其他老師可以參與學習，在時機成熟後成為團隊一員。而教師升等與學校評比應採多元管道，如教學、服務、地區合作，也可將不同的學校規劃為不同屬性。切勿再帶頭作莊，追求不符國情的虛名與缺乏價值的研究。

　　「知識不等於力量」。台灣長久以來把知識等同文憑，讀書常不是為了求知，而只是為了「秀才人情紙一張」－畢業證書，其目的也只是為了找到工作，所以知識有價，也有市場。而在多元化，專業化的現代社會，知識是安身立命，改善社會，建設國家及推動文明的基本條件。但知識必須經由觀察、深思、歷練與沈寂才能精鍊成智慧。沒有通達智慧引導的專業知識是很危險的，不但不能成為正面建設性的力量，還往往因為「貪欲」、「無明」與「邪見」而形成負面破壞性的力量，高級的「知識分子」，往往也是高級的「滋事分子」。空有知識而不能實踐，也會流於「空談」，中國文人得勢的時候都崇「儒」，失勢的時候都信「道」。有主體性的知識人必有獨立的思考力和卓越的行動力；自矜式的超然與自閉性的獨善都是一種突顯自我的良心墮落。得意時傲氣十足，失意時酸氣沖天；沒有反省的創造，沒有終極的關懷，沒有客觀的知識，誠心誠意的人反而是最危險的人物。

　　「法律不等於公義」。劉兆漢教授曾指出：「一個公與義的社會，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在其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是努力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然後根據這些制度去營造一個環境，以提供人民的在物質上，精神上公平、自主發展的機會」。誠然，現代社會與經濟秩序的運作，成熟的民主與公平的法治為兩大基石；而真正的公義社會涵義不僅於此，還必須包括教育、經濟、社福、環保等議題。不能有教育的城鄉失衡，經濟的相對剝削，弱勢的社會歧視，環保的債留子孫。華人的文化基因是「情、理、法」，不但不守法律，更不信任法律，君不見「包青天」的劇集在華人世界裏，總是萬古長青，千年不朽，滿足了長期壓抑在心中「被迫害意識」的歷史殘留。台灣民間的順口溜：「一審重判，二審減半，三審豬腳麵線」，「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認為「金錢」與「權勢」才是決定判決的重要因素。法律多如牛毛，而在法律的詮釋也常常各有立場，各自表述。「主觀說」認為法律的解釋應符合原來的立法精神，而「客觀說」則認為法律的解釋必須以適應時代的需求為優先。法律若有志於成為公義社會的支柱，法律人一定要「長養清廉」，「長養慈悲」，「長養智慧」，才能順應變化快速，知識多元的現代社會，也才能獲得人民的信任和敬重，也還給自己應有尊嚴。要「知福，惜福，再造福」，不要「知法，玩法，再造法」。

　　「宗教不等於解脫」。宗教的定義很難，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 Freud ）說：「宗教是心理的拐杖」，但也有人認為是訴諸超越的絕對力量。而宗教的基本條件包括信仰的對象、教義、戒律、經典、儀式、神職人員與信徒。宗教的起源是基於人性的脆弱、矛盾、複雜、不完美，人生是苦的本質，對天地與大自然的敬畏；而其宗旨在提升人性，安定人心，抑惡揚善與促進文明。而自古以來，宗教便超越民族，種族之界線，貫穿時空對人類的思維與行為帶來莫大的影響。而伊斯蘭教、基督教及佛教幾乎「三分天下」，將地球切割成幾個文化圈，推動著時代巨輪，滾滾前進。人性的「卑微」與「神聖」，歷史的「戰爭」與「和平」，都在宗教的天網恢恢中。宗教的目的既在渡化人間，淨化社會，追求生命無限的可能性，其教義也應因應時代的需求而改變，而成為社會向上的力量。證嚴上人對宗教的定義：「宗是生命的宗旨，教是生活的教育」，充分的傳達了佛教人間化的精神。只以改造自己的內心來順應外在世界的劇烈變化，是「逃脫」的宗教；只投射及嚮往超脫現實的虛擬世界，是「超脫」的宗教；屈服於權威，沉迷於儀式的宗教是「虛脫」的宗教。只有以宗教入世的精神，應用經世致用的知識，從深觀的大智，廣行的大愛，去實踐宗教的教義，營造善的共業，以改善外在的世界，提升心靈的品質，才是「解脫」的宗教。

　　教育的目的絕不只是在傳播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獨立的思考與分辨是非的能力。青年人血氣方剛，心性未定，是一個充滿陷阱的時期，而一旦誤入岐途，也更難以自拔，甚至萬劫不復。「三十而立」，立業之後，也常常陷入專業迷失。經濟人缺乏溫暖的心，將成為經濟動物；法律人缺乏正義的劍，將成為法律黑幫；醫療人缺乏人文素養，將成為醫療買辦；媒體人缺乏自律精神，將成為媒體流氓；科技人缺乏倫理道德，將成為科技怪人；社會人缺乏冷靜的腦，將成為社會盲流；文化人缺乏群眾認知，將成為文化孤鳥。證嚴上人曾開示：「最簡單的事，也有最深刻的法」；而從相反的角度觀之，最複雜的事也有最簡單的理，誠如達文西所說：「簡單是複雜的終極」。少欲知足，心寬念純，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就能得大智慧，通達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