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民證不良於民 據媒體報導，近來雇主要求應徵者提出所謂「良民證」的比例升高，這將對於求職者，尤其是剛畢業的新鮮人而言，造成不小的負擔，惟關於良民證的發給，其問題絕不僅於此。 所謂「良民證」，乃為通俗用語，其真正名稱應是「刑事紀錄證明」，而目前關於此證明發給的法律依據，來自於2002年所公布的「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人民依此條例，只要提出申請書與身份證明並支付一定規費，即可要求警察機關發給屬於自己的刑事紀錄證明。而此證明記載事項，根據此條例第3條，指的是依司法機關判決確定、執行之刑事案件資料所作成之紀錄，但依據此條例第6條但書，對於少年犯、受緩刑未經撤銷者、受拘役罰金者、受免刑者、免除執行者等，不得予以記載。而目前雇主要求應徵者提出「刑事紀錄證明」，基於私法自治原則，似無可厚非，且就某些行業而言，如保全、銀行業等，基於其職業特性考量，也有必要考量是否曾有犯罪歷程，但究其實質，卻可能對於更生人造成無法就業的困境。 在雇主要求提出「刑事紀錄證明」的場合，因為警察機關只是提供刑事紀錄的證明，即便屬於輕罪亦記載其上，且只要有犯罪紀錄的證明，可想而知，雇主欲錄用的機會等同於零，則雇主如此的要求，等同完全否定更生人的求職機會，而有就業歧視之虞，惟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只待當事人以訴訟方式去尋求救濟，但卻凸顯現行「刑事紀錄證明」遭濫用的狀況。 此處可以目前規範較為完整的性侵害犯資料查閱規範為一比較，根據「性侵害防治法」第23條第1項，於刑罰執行完畢、受緩刑、假釋或緩起訴處分者，有七年的時間，必須向警察機關為登記與報到的義務。根據此條文的授權，內政部即制訂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根據其中的第20條，即明文學校、幼稚園、兒福機構等，得向警察機關要求查閱應徵者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此種立法即是對於犯罪紀錄的使用為一限制，既顧及職業特性，也可防止資訊遭濫用的情況，而有礙更生人的再社會化。 惜我國關於犯罪紀錄的保存、閱覽、核發等規定，乃散見於各法律，而缺乏一統合性立法，不僅法律漏洞百出，必須由行政機關自行以行政命令或內規補充，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即便有法律依據存在，亦缺乏人權保障的思考，以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為例，僅是基於一種方便性的考量，而無限制其使用的目的與範疇，而等同使更生人的求職機會喪失，此將嚴重影響更生人的再社會化。同時，此條例雖將某些緩刑、免刑、拘役罰金刑者排除於記載之內，但此卻凸顯出一個更大問題，即這些基於刑事政策考量而不予以監獄處遇的犯罪人，基於再社會化與防止執法機關造成偏見的考量，也應從警察機關的犯罪紀錄中刪除，而非只是不記載於證明中。凡此種種，都凸顯我國在缺乏一個統合性的犯罪紀錄保存法下，必然出現諸多的漏洞與問題。 對更生人的再社會化與犯罪預防間的考量，往往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矛盾，如何折衝，一向是刑事司法的大問題，若肯定犯罪紀錄可以被無限上綱的治安維持目的，而被無限制的使用，既有礙更生人的再社會化，也等同否定監獄的再教育是失敗的，所以「良民證」所凸顯的，絕非只是單純的就業機會問題，而是備受忽略的更生保護問題，即國家與社會大眾是否願意給予這群過去曾犯錯的人一個機會。 吳景欽 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