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張榮隆是在彰化相思寮的「高科技產業受難者祈福音樂會」，他右手始終拿著相機不放，小小的個子與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的成員一起四處跑，會露出靦腆的笑並不多言。絲毫未察覺異狀的我，聽到工傷協會的朋友說起張榮隆的職災經歷，在電線桿上因高壓電流而導致右手右腳的失喪，一方面訝異於他行動、攝影的自然無礙，另一方面則因此相對地未意識到職業災害對於受害者影響的嚴重性。往後也經常在各種抗爭場域見到他，還是持著相機不放，我也還是從未仔細觀察他身體與相機之間的連結。

　　這其實很怪，當你知道一個人肢體受損，但活躍在你面前的他，因著他對機械操作與行動的自然熟捻，讓你一部分不會用令人厭惡的同情去對待，卻也相對地對於他面對、學習、正視、接受以及摸索如何重新與身體共處的過往經驗少了同理心。因此我忽略了，這個現下的自然，實際上是作為一名工傷者歷經十三年的生命，所得以完成的。他會永遠記得「86年6月8日」這個日期，但身邊的人看見的，只是他自由行動、拍照、點菸、抽菸、用電腦、翻書的現況。我們的同理經常因著當下而遭到矇蔽，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亦然......

從攝影擅用的關係轉向回饋的邏輯

　　這次專程與張榮隆見面，是為了他與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合辦的「暫停之家－移工攝影展」。在工傷協會由會員提供的辦公室內，貼著許多由張榮隆拍攝的照片，被台北市政府打壓剔除的台北市停管工會也在辦公室內，形成弱勢工運團體聯合辦公的局勢，聽起來浩大，不過也就不到十人的工作人員。就在工傷協會門口，記者與張榮隆就著巷內的桌椅抽菸聊天。

　　這次的「暫停之家－移工攝影展」，是工傷協會現任理事張榮隆花上一年多、長期在移工庇護中心的記錄，提起記錄的始末，「尷尬」兩字是結論，也是一切人際互動改變的開端。「尷尬的狀況，即使到最後還是在，只是程度多寡的問題。尷尬是因為，我就是介入他們生活的人，帶著相機去拍生活，即使TIWA會介紹我是工傷協會理事、經常在社運活動拍照，我和TIWA間本來就有信任關係，但那層關係仍舊不屬於我與受庇護移工之間，所以在拍很像是在偷取人家的東西…...」於是對於這名組織運動工作者，不想「只是拿取他人影像」，也不想「剝削被攝者」，他最後想到化解尷尬的方式是，每次拍完照他就在移工庇護中心開始整理照片，一個一個移工輪流選照片，為每個人燒一張自己專屬的光碟，「常常都弄到半夜還沒弄完。有了這個互相平行的流動，我才有辦法化解我自己的尷尬處境。不是照片拍完就留給我自己，比較像是為了他們留念而記錄拍照。」

　　也因此，張榮隆笑說自己經常像是個專屬移工的觀光旅遊攝影師，「每次相機拿起來，大家就一直比YA，都要拍到大家比累了，才有辦法偷出一點空間，拍比較生活的場景。」連TIWA理事長顧玉玲都笑說：「大家根本都不用透過協會，要出去玩就直接打電話：『榮隆哥～』，找出去做專屬攝影機。」出去一趟就是七、八百張的紀念出遊照，燒成給出門在外又遇上勞資糾紛必須被庇護的移工們的照片，成為張榮隆口中的「禮物」，以及身為一名介入他人生活的外來者的誠意。由此，移工對張榮隆的信任以及關係，等於是在服務觀光旅遊紀念需求上慢慢建立起來的。

按下快門時，我總會想起當時鏡頭下的我…

　　「一開始是用木頭跟鐵板做左手手把，自己改裝相機給左手用，後來改良成塑膠纖維製模鑽孔固定，快門線就自己拉出來…...」2006年由工傷協會舉辦的影像班課程開始，張榮隆選擇以相機為說話的工具，開始琢磨相機與自己身體的配合度，也才開始進入各個場域拍照。「我拍的東西都不是我自己的，放在網路上，哪個團體要用，我就叫他們自己去網路上抓，這樣拍出來的東西有些作用，我就覺得ＯＫ。」因此張榮隆拍出來的照片，成為社運的記錄、團隊活動的側拍，也經常成為新聞稿上的圖片，作為影像資料庫的存在。

　　始終對掌鏡與被攝者關係小心翼翼的張榮隆，「拍這個要幹嘛？」這個問句，似乎成為左右他決定鏡頭包納對象的出發，也是他手持相機時不停反問或攻訐自己立場的尖銳疑問，在拍攝移工的當下亦然。無論是異常小心於權利關係，或不停尋找照片「要幹嘛」的意義，種種提問都出自張榮隆自身被拍攝的不快經驗，以至於透過自己鏡頭，他看見的都是曾經被拍攝的自己。「那是有一次人力銀行開的記者會，我以工傷者身分現身說法，記者會結束後，某報的記者來要求我把衣服掀起來，給他們拍我的手…我心裡面當下非常不舒服，有被侵犯的感覺…所以後來自己拿起相機來後，以前被人家拿相機鏡頭對著，今天換成我拿相機對著人家，當初的不舒服跟不愉快，會延伸到自己身上。因此我在庇護所裡面，也不太取特寫或張力較強的畫面，我去拍了我連自己都無法面對…...」

　　即使如此，張榮隆提到以前曾經使用長鏡頭偷拍一名工傷者的手部特寫，對他而言，這個經歷成為他自覺「拿相機之邪惡」的難以淡去之際，即使事後有將照片寄給當事人，但他說：「對著螢幕我就想：『我拍這個要幹嘛？！』」這些關乎倫理、同理與尊重的攝影關係，無論捧著相機經過多少年，始終不曾消散，「那個東西如果沒有了，就很可怕，我就會變成一個很恐怖的攝影者…...」

隨著時間遷移而轉變的「展覽」倫理

　　回到前言中的「我們的同理經常因著當下而遭到矇蔽」，並非記者鄉愿地如此揣想，而是真正與張榮隆訪問過程，讓人震撼與省思之處。過去工傷協會與合作拍攝「工傷顯影」的攝影師何經泰，被視為尊重、關懷工傷受害者的攝影圖像，在同為工傷者與攝影者的張榮隆眼中，也是個具備倫理同時兼顧被攝者溝通的系列作品。然而時間過去，張榮隆提起其中一位入鏡者，在展開新生活並試圖拋開以往創傷後，要求工傷協會「停止展出他的作品」，張榮隆說，這些作品可能讓過去歷史中的他，不停被現下觀看到作品的友人們拉回到眼前。

　　何經泰攝影展的後續發展，其實是我們這些純粹觀看者或關心弱勢者的人們，想像經驗之外的。在聽聞張榮隆講述此事時，我一方面經歷了在時間流當中所謂展覽的倫理關係，另一方面也才理解到，作為集體身分的顯現，經常與議題或運動相扣合，然而在集體的形象之外，個人生命歷程卻是真正在承受且改變著的，這些怕是在運動或記錄當下，當事者也無法預料之境。如同張榮隆說，在發生職災後，他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在工傷協會與友人的「拉」之下，才真正能面對自我生命狀態的轉變；然而，即使是能夠面對了、能夠以工傷者身分現身說法，在鏡頭（無論是記錄的、報導的或藝術場域的）框住的當下，都可能是對於當事者形成傷害－無論發生的早晚。

　　由此回觀張榮隆的「暫停之家－移工攝影展」，突然也就珍惜起這些鏡頭之中歡愉的出遊或者日常的生活場景，「我常常被人家罵說畫面沒有張力或故事、或者說主題不明確」，然而在張榮隆眼底看見的，也許是十年、二十年後，這些受庇護的移工們是否仍能欣然接受的攝影作品。而這個「欣然接受」，也正是位在組織工作最核心的當事者，在被關懷、爭取權益以及抗爭遊行之後，面對生命轉變時重要的經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