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法律是根據憲法為母法，而制定出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刑法及民法等法規，亦也衍生出其他法令規章，如環境保護法、家暴法等因地制宜的法令，執行法令的當然就是公務人員，不可否認的，以現在高普考及特考的低入取率來說，能脫引而出的公務員也算是菁英中的菁英了；但也因如此，是不是也應該要想想既有新法產生，而那些不合時宜，不便利民的舊法呢？相信法律條文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因地致用，好的法令我們遵守，相對不好的條文就要去除。

　　正所謂「身在公門好修行」，理論上既然在政府部門中做事，應該就是要抱持著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處理人民生活及權益相關的業務，然事實卻不是這樣，以目前現況，立法院立法、修法速度非常快，在專業服務人員對法令的執行細則、辦法、規定等未被同時修正時，往往造成實務不足及認知來不及、跟不上，因而怠忽職守，影響人民權益，說好聽是依法行政，說實在會變成處處刁難，無法服務人民，解決人民的問題，無法因地制宜為人民著想，使得人民怨聲載道，惡法亦法，這就是不尊重人權。

知法玩法，人民無所依歸

　　強颱賀伯於民國85年8月挾帶著強風豪雨侵襲台灣，其所挾帶之破紀錄豪雨造成整個台灣地區重大的災害，尤其是南投山區及阿里山地區，災情最慘重，特別是嚴重之山崩及土石流等災害，其景像歷歷在目，至於間接而無形的「官僚顢頇」案例，隨手拈來也有數例：

　　南投信義鄉的受災村民，為了領取賑災物資，爬山涉水走了三個多小時的路程，但發放救濟品的官員卻堅持「沒身分證，就沒救濟品」為其一；板橋淹水住戶請領受災補助，但官員卻要災民繳交住所受災的照片，否則，「沒照片，就沒補助」是為其二，試想這些災民哪一個不是亟需政府救助，卻因公務人員的顢頇，所謂的依法行政而延誤了救災契機，那這些災民還有所謂人權可言嗎？如?已歷經十多年政府組織再造的進步，應不會再有類似情事發生，但民國98年8月的莫拉克颱風呢？十餘年的進化，官僚體系依然冷血可怕，重點不在於政府如何組織再造，而是公務人員還是一付「事不關己，己不關心」的心態，就算已要邁入建國一百年，我們的公務人員卻還是停留在滿清時代，何謂人權？

　　憲法第二十四條明定（公務員責任及國家賠償責任）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但其公務人員知法卻玩法時，人民只能無助的承受，當違反程序正義時，人民卻要一再反覆的訴願，但可能機關又要重新的複查，人民又要重新的訴願，就這樣沒完沒了的一再循環，疲於奔命，這不是浪費國家資源嗎？難道就沒有一個機制可以解決問題，憲法第十五條明定（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但其公務人員確無視的剝奪殆盡，就是所謂的「苦民所苦」嗎？其實公務人員的產生是要以服務人民為宗旨，如是遇不適之法，應要向權責機關反映，如何改善解決問題，而非推拖搪塞，造成人民無所適從；公務人員因本著秉持一個仁愛之心服務人民，人民有所依歸，國家方可前進。

人權的基礎，民心的依歸

　　國家依法行政，人權方能伸張，所謂「天賦人權－以民為本，以法為規」，民主法治國家重視人權，但絕非依法治之名，行踐踏人權之實，每一位公務人員但願都能本著一顆服務人民的心，才是民心所繫， 《世界人權宣言》的第一條為所有國家應該達到的一系列政治、社會和經濟權利共同標准定下基調；所有的人生下來自由，具有平等的尊嚴和人權；所有的人生下來賦有理性和良知，應該以博愛的精神相互對待；而提升政府行政中立，降低黨派對立惡鬥，則是目前台灣基礎人權刻不容緩的改善方針。

　　利用「社會公權力」是人權制度最佳表現方式，海外先進國家「社會公權力」之表現，是有影響到對方之權益就即時可運用，而且做的很仔細，例如：隔壁鄰家草太長不割除，孩子哭鬧不休感到異樣，垃圾或垃圾桶位子擺放不對，專用人行道未慢行或讓行...等行為出現時，被檢舉或糾舉機率都很高。台灣已逐漸進入「社會公權力」之表現時代甚為可喜，但如何防範不實的「檢舉」及「投訴」，又如何達到事前的查證及防止事後的傷害，往往就是各級公務人員要用最高道德標準去防範未然的。

　　馬總統曾說：「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從全民福祉的高度出發，超越黨派利益，貫徹行政中立。我們要讓政府不再是拖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而是領導台灣進步的發動機」。但最大的絆腳石是政府利用太多所謂專家學者的理論，忽視多數人民百姓的意見，加上輿論踐踏人權，終變成民主暴力；希望當權者在執行公務時應本於職權，勇於承擔，這才是維護人權，落實對人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