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經濟學的省思----從南港202兵工廠談起 台灣大學生態演化所博士候選人 王東琪 台灣近年來水災不斷、土石流頻頻發生，乃至走山滅村，天災一再撲天蓋地襲來。諸多殷鑑不遠，人類一面在省思和大自然和諧共存，一面卻還貪婪算計著土地開發所帶來經濟效益。如此週而復始的歷史循環，就如同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的巨石一般，永無止盡的試煉大自然容忍極限，卻也道盡當政者所面臨的兩難困境。 筆者大學主修經濟學，目前正在台大生態演化所就讀博士班，因此嘗試以經濟和生態的平衡觀點闡述所謂「環境經濟學」。我依稀記得當年上第一堂經濟學課時，授課老師開宗明義告訴我們：「人類欲求無限，但資源供給有限，而經濟學即是透過合理的配置達到柏拉圖最適點」。但弔詭的是：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如何達到完美的最適的交叉點？從工業革命以降，主導經濟學思維的因素為勞工與土地，著重的是有形資產生產與配置的最佳化，而對於自然環境所產生的無形效益與成本，長久以來當政者皆將環境生態視為一個隱形變數，不是視而不見，便是將生態環境視為微枝微末節而不加以重視，因此常在政府評估決策的過程中遭受漠視，甚至忽略。因此許多珍貴的生態棲息地均在這樣的思維下遭受受到外在環境力量而被切割、分裂、變小，形成一島狀嵌塊，形成棲地破碎（habitat fragmentation），棲地破碎化造成棲地區塊間生物不容易互相補充，棲地區塊內的單一生物族群比較容易絕種。因此，整體性的棲地破碎化會導致生物物種減少。這種破碎與孤立效應對棲地所造成的衝擊會降低某些特定物種族群的存活機會，影響其生態系統穩定，許多生態資源供給來源地可能因此而被隔離，並導致棲地孤立（Habitat Isolation）。例如，覓食區域與棲息區域被隔離的話，將會剝奪許多物種的生存要件，降低該族群的存活率。這些影響將會對該地之生態價值造成不小的衝擊。當政者不可不慎！ 經濟學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解決世界資源配置的問題，而瀕臨毀滅「生態環境」本身就屬於稀有資源的公共財。其實如果以時間的宏遠尺度來看，人類追求短暫的開發利益，卻賠上後世環境生態整頓的成本，其結局常是得不償失。更可怕的是，很多生態環境的代價是永久沈入成本，許多珍貴的物種與棲息地可能因為人類一時無知的濫加開墾而萬劫不復了。據聯合國有關報告顯示，自工業革命開始，全球已進入最大規模的物種滅絕時代。目前，全世界每天都有上百個物種消失。與地球史上前五次因自然災害而導致的大滅絕所不同的是，人類在第六次危機裡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因其自身的活動而把其他物種的自然滅絕速度提高了100至1000倍。有專家警告說，這次大滅絕之後，新物種產生的難度將很大，而當地球生態系統被損害到一定程度時，必將導致人類賴以生存的體系崩潰。 以南港202兵工廠為例，這片號稱台北最後肺葉的濕地，政府卻規劃大肆開發，絲毫不重視世界各國於1971年在伊朗拉姆薩共同決議通過的「國際重要水鳥棲地保育公約」。政府執意在台北市東邊自然綠地如此大規模開發，必然破壞自然生態，嚴重影響台北都會區生態，威脅百萬民眾生活安全，繼而帶來不可預測難以估計的災難。可嘆的是，若政府當局仍以傳統經濟學的思維計算著開發後所帶來的實質效益，卻完全忽略戕害生態環境所帶來難以計算無形的成本，當今的我們僅有的生態環境資源，恐怕還是得如薛西弗斯的巨石一般，永遠在嘆惋與追悔反覆循環中逐漸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