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學術機構做過調查，在台灣，「相信司法」的比率竟然低到區區百分之五！司法信任度為什麼會淪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筆者在打過一場荒謬的官司後，多少了解，原因之一就出在檢察官濫權起訴。部份不肖檢察官完全無視於證據及「無罪推定」原則，就算人證、物證兩缺，照樣「勇於起訴」；而公訴組檢察官、法官明知起訴不合理、不合法（按《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必須負起舉證責任），也只能硬著頭皮走完法庭程序。

　　這場官司一打就將近四年，期間，爸媽陸續病倒，我在照顧父母的同時，不時還得抽空在法庭裡枯坐（因為根本就沒有證人指控我及其他大部分被告）。終於，在家母告別式前一天，得知一審獲判無罪，判決理由是「缺乏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檢察官放棄上訴。最後，全案以一審無罪定讞。

　　這件官司如今說來讓人噴飯，但對我這麼一個從未上過法院的當事人來說，期間，內心的煎熬、恐懼及羞辱，不是外人所能想像的！

　　整件事得從二○○四年夏天說起。當時，有朋友找我加入一家本土直銷公司。在聽完加盟說明會後，我並沒有當場同意加入。為求慎重，我還打了電話給當時在調查局負責監管經濟犯罪的同學。他表示對這家公司沒有印象，應該不在監控名單上。同學另外要我上網查查是否曾有消費者投訴。查證結果確定當時並沒有人提出過抱怨。

　　但我還是不放心，除了要求查看營業執照，也跟推薦人求證，確定她購買過公司的商品，而且的確是由公司的人車宅配到家的。當時，我心想，這家傳銷公司有營業登記、有商品販售、有提供宅配及飲水機安裝、維修服務，再怎麼看不都像是買空賣空的老鼠會，這才決定賣朋友面子加入。

　　之後，自費參加過幾次教育訓練課程。只是，自己實在不是做傳銷的料子，瞎忙了三個多月，總共才找一個下線，連最最基層的直銷商聘級都搆不上。而那位朋友在加入後不久就搬回高雄，不做了，也沒有下線。業績難看，自己也覺得意興闌珊。

　　再者，發現公司的產品賣得似乎沒有想像中好，心中不免起疑：「公司該不會拿加盟金來當獎金發吧？」我問過一位高階直銷商，但她並沒有直接回答問題，而是要我去台中總公司看看，「你就會知道這事業能不能做」。對於這樣的答案，我不滿意，但也無意深究，心想賠錢了事就算了。從此不再踏入公司一步。後來，聽說公司倒了，我也不以為意。

　　不料，事隔兩、三年後，有一天，突然接到刑事局來電，要我以詐欺被告身份接受約談。「詐欺被告？沒搞錯吧？」我連忙打電話給我那位下線朋友，她壓根不知道這件事。再打電話給另一位當初一起加入的朋友，她也接到通知了，但身份是「證人」（但她拒絕出庭做證）。「這到底怎麼回事？」當時，我真是一頭霧水。
　　 後來，進了刑事局接受偵訊。偵查員打開電腦，我一看，當場傻住了！只見螢幕上滿滿「完整的劇情」。而偵查員的偵訊，充其量只是在人名、時間及一些細節上修修改改。

　　接著，案子就被移送到了地檢署。開偵查庭時，檢察官也只是將在刑事局裡問過的問題再問一遍而已。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我還呈上了下線的姓名和連絡方式，以及相關銀行往來明細，證明自己只領過一筆推薦獎金。

　　我很清楚不是我的下線告我的。「究竟是誰告我的？為什麼要告我？」我直接問檢察官，而他也親口告訴我：「這案子沒有特定的提告人，是檢察官主動偵辦的。檢察官從搜索到名冊中圈選出涉嫌重大的人。」可惜，當時我的腦筋沒能及時轉過來繼續追問：「那麼，請問檢察官，你的圈選標準是什麼？」

　　後來，我莫名其妙就被起訴了。但我知道，檢察官跟本就沒有連絡過我的下線，也完全無視無於對被告有利物證。不過，我還是仔細地把起訴書從頭到尾看了好幾遍，甚至還自製表格，把起訴書中的相關資訊一一填入。「奇怪了！根本就沒有人提到我啊！」再將證人證詞與起訴名單做對比，這下子有趣了！發現竟然兜不起來！一大半被告和我一樣，證人及同案被告壓根沒提到過；而證人指名要提告的，也幾乎都沒出現在起訴名單中，而且檢察官甚至連最基本的傳訊動作都沒做。

　　也就是說，根本就沒人證！再者，就物證部份，檢察官從少數被告家中搜出來的東西，竟然可以「一體適用」於全部被告。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哪一樣跟我有關吶？」再細看內容，更扯的是，竟然連產品宅配型錄及價格表都被列為物證！「有在賣東西也算老鼠會，檢察官到底懂不懂公平交易法啊？連這都能拿來當作物證，安麗、如新、美安等大大小小的傳銷公司不都犯法了？」

　　被起訴後，事隔一年才第一次開準備庭。我帶了律師去，法官和公訴組檢察官問話還算客氣。但下一位被告，單槍匹馬上法庭，聽得出來教育程度不高，就沒有這種好待遇了，法官在問話最後直接問他「認不認罪？」檢察官也在一旁幫腔：「具體求刑七年半哦！認罪的話，可以從輕發落，你要考慮清楚！」那位可憐的被告被嚇傻了，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後終於下定決心不認罪。我在旁看得也臉都綠了，「哇咧！這是要脅，還是恐嚇啊！」

　　到了正式開庭就更精彩了！還記得第一次開庭，被告幾乎全數到齊，法官也一口氣傳來十幾名證人。「請證人轉過來看看，後面有沒有害你的人？」只見十幾位證人一起搖頭，法官繼續問：「那麼，有沒有你認識的人？」除了兩位之外，其他證人們照樣搖頭如鼓浪。「好，請搖頭的證人都退庭」，原本塞得滿滿的法庭當場就空出了一大塊。

　　留下來的兩位證人輪流上場做證，其中一位是在大學教書的中年女士。「法官，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我不覺得我受騙，也沒有要告任何人啊！」那位女士不等法官提問，劈頭第一句話就這麼說。「妳在刑事局筆錄上不是這麼講的吧！」公訴組檢察官馬上提出異議，並且把厚厚一本筆錄拿給證人看。證人接過筆錄，翻了翻，一臉不可置信的樣子，「法官，這不是我的筆錄啦！那時候，警官只簡單問了我幾個問題，我也很簡單地回答他，我不懂怎麼會出現這麼厚厚一本？」公訴組檢察官不死心繼續問：「後面的簽名是妳簽的吧！」女士點了點頭說：「是啊！但當時趕著回學校上課，所以我就在最後一張上簽名。我有聽說地方警察局會做假筆錄，但我想說刑事局屬於中央，應該不會做假才對。」不過，這位女士的判斷顯然是錯的。

　　因為只剩兩個證人，沒多久，法官就匆匆宣布退庭了。之後，這種一堆證人完全不認識任何一位被告的荒唐戲碼就不斷上演。

　　另外還有一次開庭也很「經典」，因為被告律師抓到檢察官在偵訊庭筆錄上做假。那位被告發現筆錄上多了兩組很陌生的「答案」，於是請律師去調光碟，逐一比對，這才發現，檢察官明明只問了五個問題，筆錄上卻出現了七個問題，還「附贈」兩組無中生有的「答案」。

　　因為起訴書寫得「蓋離譜」，幾次開庭都炮聲隆隆，公訴組檢察官被罵到臭頭，根本無力招架。有一次，他被逼急了，竟然脫口而出：「我也知道，這起訴書寫得很爛！但它不是我寫的。」當場眼鏡碎了一地。

　　對於這份證據清單看似洋洋灑灑、但實際上人證物證兩缺的起訴書，我和律師研究了老半天，終於搞懂了檢察官究竟是怎麼寫出這份起訴書的。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檢察官是從教育訓練課程學員名冊中圈選出所謂的「證人」和「被告」。檢察官的起訴標準可謂「高深莫測」，唯一合理的推論是，他是用「隨機圈選」的方式來決定人選的，鴻運當頭的完全置身事外，運氣稍差的當「證人」，霉運罩頂的就成了「被告」（不少「證人」的下線比「被告」還多）。而「證人」和「被告」也一一被叫去做了筆錄。筆錄做完後，檢察官並沒有再做過比對，結果當然就會出現證人證詞和被告名單兜不起來的怪現象。接著，檢查官再把搜索來的物證，管它有無證據能力，或是否有其他被告有關，反正通通列為物證就是了！

　　另外，我也聽到了些小道消息，但無從查證。據說，這案子是因為該檢察官的親戚跟傳銷公司高層發生糾紛，為了幫自己人出氣，檢察官於是「主動偵辦」，親自率隊搜索公司及相關人住宅，並且對外發布新聞。往來的銀行看到了新聞後，嚇到趕緊抽回銀根。接著，公司發不出薪水和獎金，就倒閉了。後來，我查證網路舊新聞，拼湊出時間順序，發現的確是檢察官發動搜索在前；銀行停止往來在後；最後，公司人去樓空。

　　個人不幸（或者說「有幸」）得以直擊這一連串光怪陸離的法庭實況，不由得讓我想起了自己的法官同學，他有一次酒後吐真言：「法律並不保障好人，法律保障的是懂法律的人！」按照他的說法，所謂「懂法律」並非熟稔六法全書，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司法實務」，懂得法庭裡的「眉眉角角」（竅門）。對於高中同學這番「肺腑之言」，當時聽得懵懵懂懂，如今回想起來卻有如醍醐灌頂！

　　台灣的司法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這幾乎已經是全民共識，但問題是從哪裡改起？對此，我提出幾點淺見。

杜絕浮濫起訴要從檢察官考績制度著手

　　在台灣，一、二審平均各要花兩到四年時間，三審定讞動輒要十年。法庭積案如山，如因之一就出在檢察官起訴浮濫。起訴往往並非根據《刑事訴訟法》所要求的證據及「無罪推定」原則，而是基於檢察官的主觀認定。

　　今年（2010）三月二十七日，我曾去旁聽了一場司法改革講座，聽到了一個著實讓人傻眼的數字--根據司法院內部調查，檢察官平均只要認為52%(或53%)有犯罪嫌疑就會加以起訴。52%，天哪！檢察官要起訴一個人，竟然連他自己也沒有十足的把握！

　　檢察官為什麼會無視於證據及「無罪推定」原則，「勇於起訴」？律師告訴我，這跟檢察官的考績制度有關。原來，檢察官的考績主要是根據起訴率，換句話說，起訴得越多，績分越高，這也難怪檢察官往往管他有沒有證據，一律起訴。如果遇到了有良心的法官，結果就是「證據不足，無罪駁回」；又或者是礙於輿論壓力，法官不敢判有罪或無罪，只好使出「拖字訣」。

　　要杜絕檢察官濫訴的誘因，考績制度非改不可。在此之前，至少也應該做到每年公布個別檢察官的定罪率，讓全民來監督。

廢除公訴組檢察官「代打」制度

　　公訴組檢察官當庭說溜嘴：「我也知道，這起訴書寫得很爛！但它不是我寫的。」曝露了我國司法制度的一大弊病，寫起訴書的檢察官用不著上法庭和被告及律師面對面辯論，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反正之後會有公訴組檢察官幫忙「擦屁股」。法庭理應是追求真相的地方，我認為，撰寫起訴書的檢察官都應該要出庭辯論，才能讓真相越辯越明。

督促立委通過《法官法》，明訂退場機制。

　　在台灣，除非是犯了重大刑案(例如收賄)，檢察官、法官幾乎沒有退場機制，只要考上了，幾乎保證可以幹一輩子。規範法官和檢察官的《法官法》，在立法院裡一躺就是二十幾年。馬總統在就任一週年記者會上曾誓言推動司法改革，也簽署了人權公約，但《法官法》立法進度無奈依然原地踏步。老百姓如果沒有自覺，沒有行動，單靠政府顯然是不足以成事的。

還給監察院完整的監察權

　　政治學教科書裡有一句至理名言--「政府是必要的罪惡」，赤裸裸揭露政府「絕非善類」本質。既然是「必要的罪惡」，所以就必須加以「分權」、「制衡」，並且訂出憲法規範政府行為。政府中「合法擁有暴力」的部門--軍隊和司法機關(含警察、情治人員)，尤其要嚴加看管，因為它們也最有能力侵害人權。證諸歷史，血淚斑斑。

　　美國「三權分立」一向被認為是民主制度的典範。我國雖然多了考試和監察兩權，但就連監察院院長王建（火宣）都不諱言監察院是一隻「無牙老虎」，因為就算監察院要求懲處，但只要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隸屬於行政院）或司法機關不同意，柏台大人也只能乾瞪眼。

　　太極門案就是個典型的案例，監察院不也列舉八大罪證、要求從嚴議處濫權起訴、侵害人權的侯寬仁檢察官嗎？但在法務部和高檢署曲意包庇下，拖過了十年追訴期，侯寬仁至今依然逍遙法外。就連馬總統連告三次侯檢，也一樣沒告成，原因很簡單--官官相護！當事的法官、檢察官們心裡想的是：大家都是學長學弟，沒有必要為難「自己人」。

　　雖說徒法不足以自行，但對人權的保障，不能一廂情願信任法官和檢察官的自我約束，制衡機制的建立仍然是必要的，還給監察院完整的監察權（含懲處權），不失為一條可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