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一詞最初見於【禮樂記】，係指事事之倫類調理而言。若就字義來解釋，「倫」就是「類別」，「理」就「紋理」，引申為一切有條貫、有脈絡可循的倫理，說明人際關係互動的行為規範。

　　在事務方面有一成不變的倫理關係，運作得當則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運作失序則會形成嚴重的災變。大自然界的是否風調雨順與海嘯地震等理學有關，就是最好的說明，而科技方面的進步與發明，更與能否掌握物質方面的倫理關係，有密不可分的因果關係。

　　人類的倫理關係，就是人人為正常生存，而應循人類之規則，各自敬謹遵守之秩序，亦即人與人生活關係中相處的道理。儒家思想最重視人倫關係的建立，孔子力倡「忠、恕、仁、愛」之道，孟子更律定「五倫關係」，認為惟有如此，才是安定社會，繁衍種族的基礎。

　　孟子所舉的「五倫」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必須要作到「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才能夠各守其分際，各盡其責任，建立親密的人倫關係，進而維繫著互助合作的社會模式，從而產生安和樂利的生存環境。

　　先秦時代，百家爭鳴。楊朱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大利天下而為之；孔孟之道則講求「恕」道，主張凡事要「推己及人」，以期作到「泛愛眾而親仁」的境界。一般人咸認人類的秉性中具有高貴的「人性」素質，而人類的心理層面中更有明確的「理性」成分，「人性」就是「倫理」的基礎，「理性」則是「倫理」的骨幹。意味著「倫理」與「人類」原本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自從世界上有了人類，為了共同生存與生活的需要，就會自然而然的產生出「倫理關係」。

　　進此而論，人類以外的動物、植物、礦物何嘗不是如此，基於生存的需要與生活的條件，也自然而然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倫理關係！試看猿猴的生態井井有條、蜜蜂則分工合作各司其事、竹林的排他性以及礦物的互相依存的關係，在在透露出倫理關係的自然法則都是不變的。

　　自從達爾文的「天演論」石破天驚的出爐以後，凸顯了「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生存法則，同時也說明了生物在營生的過程中，競爭求勝和自私自利本就是與生俱來的天性與本能。競爭求勝是為了獲得較佳的生存條件，便可顯現出人類在精神層次上的崇高地位，實非一般動、植物，堪與比擬。

　　人類的「倫理關係」是以道德修養為依歸，而「倫理關係」的實踐與發揚，則端賴功利主義作為誘因和基礎。基於道德修養所產生的容忍調和、必須自我約束、尊重他人、服從公意、愛護群體和服務犧牲，善盡個人本份，才能在歷史的長河中，維繫「倫理關係」的全面踐履與持續發展，基於社會進步已進入科技時代，如此人人須對個人功利主義加以調適改變，方可細水長流，行之有效。

　　如此說法，絕無褻瀆人性之意，蓋趨吉避凶向為生物之本能，喜功好利尤為人類之本性。苟能「明分盡己」，誠誠懇懇的恪遵「人倫關係」，便能得到精神上的獎勉與實質上的報償，名利兼顧，又何樂而不為呢？

　　人倫關係，人類關係均十分複雜，不像其他生物那樣單純，因此「人倫關係」得視其適用範圍的大小，而有不同層次的區分，先聖先賢們也不避諱「等差之愛」。大凡範圍較小，距自己最近的「家族倫理」執行得最為徹底，彼此關係的好壞，影響彼此之間的直接利害；「社會倫理」的範圍較大，距離自己較遠，實質的影響往往間接而迂迴，因而在執行上也就難免會受到忽視。

　　這種形形演變的結果，使得關係密切的彼此之間，情感熱絡，秩序井然；個人與社會大眾之間，則因陌生書哩，更缺乏適當的規範。倘若在農業社會，個人的活動範圍較小，彼此老死不相往來，尚不易引起大大的影響；但在工業社會中，個人活動的範圍加大許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廣泛而密切，個人的一舉一動，對於社會大眾便易產生立即而全面的影響。

　　更嚴重的是由於「等差之愛」觀念的牢不可破，一般人對於維護熟識者的權益尚能敬謹遵行；不敢踰越，但對於陌生人的權益卻視苦罔聞，或無暇顧及。常見的現象是：自己家裡整理得乾乾淨淨，出門卻亂倒垃圾，為了自己的喜愛而鑼鼓喧天、開設工廠為了降低成本而不作好環保設施、宴會時互相禮讓，而開車出門時卻橫衝直闖，甚至只顧自身利益而不惜侵害他人權益；因而遭受損害的對象尚未納入自己認定的「倫理關係」之中，也就安然為之，了無愧疚之意。

　　我國自古重視倫哩，以農立國的倫理觀念與規範，在社會型態快速轉變為科技工業時代以後，「倫理關係」尚未來得及調整與建立，因而使出現了許多脫序的現象。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我們這個時代的麻煩之ㄧ，在於思想的習慣，無法和科技變化一樣快。」意思是說科技的突飛猛進，使社會狀況產生了迅速的變化；然而思想習慣和行為模式則往往世代相傳，一時之間尚難有所因應及改變。

　　李國鼎先生有鑒於此，曾經提出在「五倫」之外，加上「群己關係」的「第六倫」他認為「五倫」是屬於私德的範圍，「第六倫」講求的「群己關係」則是屬於公德的範疇，彼此相輔相成，方可整頓社會秩序，提升生活品質，否則落後的國民，何能長期保持進步的經濟成果呢？

　　基於「倫理關係」的有效踐勵，植基於喜功好利的動機及誘因上，勢必要予以明確的獎勉以資鼓勵，更要靠嚴厲的懲罰妥收制裁的效果；人人知所奮勉，處處知所戒惕，則能立竿見影，迅赴事功。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單憑宅心仁厚及與人為善，豈能肆應一日千里的進步時代；當獎則獎以滿足人門喜功好利的心理，該罰就罰以嚇阻人們的僥倖投機心態，歷代名相從管仲、諸葛亮、王安石到張居正，多以儒家思想為體，以法家辦法為用，採取「援法入儒」的措施，其意當在於此，吾人肩負推行倫理教育的重責大任，必須注意及此。

　　一九八八年，諾貝爾獎得主多人在巴黎集會時的宣言就說：欲謀求二十一世紀的幸福和平，必須回到二千五百多年前，向孔老夫子思想去尋求智慧。惟有實踐孔子的仁愛之道，才能使社會繁榮進步，生活幸福美好，並促進世界之大同。

　　從先賢「援法入儒」的經驗，到當代人傑尊孔的一致主張均不謀而合，這一見解為我們未來應走的方向提供了「援法入儒」的正確大路，值得我們深思研究，並妥為運用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