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自大學畢業歷任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書記官、律師工作、公司法務經理已16年，於工作中常遇到一些案件，需與良心、真理、正義、公平、自由等「人權」處於天人交戰之狀態，心境上實覺疲憊不堪。

　　大一時，憲法必修，但相信多數法律人還是不知「人權」為何物？有時與同學或學弟妹閒聊，問何謂「人權」？大家的回答多是，這問題太大，講不清楚，大體是維護自己的權利，不侵犯他人權利。我的內心總會打『？』，只是這樣？有無更貼切的闡述，何以連我在內的法律人似乎都說不清楚，如果連我們受過法學教育的人都說不清楚，那其他人？所以倘法律人都不清楚「人權」之真意，沒有深刻體認當事人所處之環境，恐怕只會讓自己變成一個無情、無知，只會成為以自己的主觀想法、去誤用法條的人而已，或是表面使用法條之法匠而已。

　　法律人常說「法律是保護懂法律的人而非善良的人」，並自竊喜尚懂法律，所能得到之資源較一般人為多，故不致被別人欺負，是立於有權力、有能力的一方，然而當筆者入太極門，拜師父洪道子為師，學習太極陰陽哲理後，反覺很慚愧，法律人不應以此沾沾自喜，反應更謙卑，並以之警惕，借此幫助更多人一起來推動人權觀念。

　　筆者於任職台北地院刑事科書記官時，常想，為何法官只能被自己所認知的法律限制，不能有勇氣做一合乎憲法、人權、人民期待之判決？曾有一位律師來查詢判決結果，我回答他是有期徒刑8個月，律師就問，類似的情節，法官似乎這樣判得比較重，我隨口回稱，法官近日心情不好，前陣子心情不錯，都輕判、或無罪，雖是隨口回稱，卻也是事實，因為法官也是人，難免受主觀意識影響。然而對被告而言，因為法官個人想法，其憲法上所受自由權之保障，即將被剝奪，則法官判案豈可不甚。

　　筆者在86年間擔任受雇律師，處理一竊盜刑案，案情大致是，有一退休女性公務員，自花蓮到台北來幫女兒做月子，於台北市仁愛醫院旁之店家購買商品，嗣又進入一連鎖藥妝店採買一些日常用品，其結帳後，突想還需一件浴帽，乃拿了一件89元的浴帽，並看到藥妝店門口外有一些日用品，想再採買，並走出門口，在選購商品時，店員走出稱其偷竊，已觸動門口旁之警示器，要求她進辦公室，一位老嫗，手拿採買之東西，一生公務生涯清白，竟被稱偷竊89元的浴帽，並要求賠償50倍罰款，其不接受竟被店員報警送至警察局，警察做完筆錄後，竟不令其自行回家，要求一定要由家人帶回，否則將置留警局，因其認為如讓女兒知道，真是情何以堪，況其女兒還是台大法律系畢業，擔心影響女兒心情，及他人如何看待其女兒，警員竟即將之留置於警察局拘留處一晚，實已嚴重違反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權規定。

　　嗣其家人以為其走失報警，方知此情，並將其接回家，然而，其後檢察官從未傳訊她，即直接對其以竊盜罪起訴，未善盡調查之能事，於法院審理時，她堅持不認罪，認為一生清白將被毀掉，寧可花更多錢請律師辯護，亦不願認罪，筆者身為律師，認為，被告是一常年住花蓮的婦人，係連鎖藥妝店錯在先，將商品置放人行道，易使人入罪，再以恐嚇詐財方式欺壓消費者，從各種跡象可證被告無犯罪動機、意圖及行為，沒想到法官竟稱，沒結帳拿東西出去就是不對，被告的動機、意圖是在她腦裏，我怎會知道，當場，筆者真不知如何說，不是說法官應盡其職權，從各方面以探究被告有無犯罪動機、行為，法官卻以個人想法，不願到現場瞭解、不願從各方面情況事實，去探究，實為失職，最後竟還判其9000元罰款，是那件浴帽價格的100倍，比店家的要求，多出一倍，縱被告確實有疏失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其刑罰亦應符合比例原則，法官該判決實令筆者唾棄。當筆者於宣判日打電話詢問書記官判決結果，筆者表示這金額是否多一個零，書記官回稱，我也以為是多一個“ｏ”，還問過法官，法官說沒有，我也覺判得不合理，連書記官、外人都認為法官判太重、不合理，則要身為被告者如何能信服？這位婦人本堅持上訴，因其女兒本身學法律，告知其沒用，如要堅持奮鬥，有時受傷更深反是自己，且要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及金錢，其只好放棄，並對司法非常失望。

　　以上案件，在一般法官、檢察官眼裏，都只是小案，然而對一般市井小民，關切到他們自己的清白、自由權、財產權就是一重大案件，如果連法官、檢察官眼中之小案都無法令百姓信服，法官、檢察官如何辦大案？

　　筆者從擔任書記官及執業律師多處理刑事案件，於大學期間，刑法、刑事訴訟法及行政法也自豪特有興趣，然而，於16年的處理司法爭訟生涯中，對此二類訴訟反令筆者感到心痛，一度極想放棄，不再接觸。

　　舉一實例，台灣於90年代後，因為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很多產業、工廠為求生存，不得以只好外移，稅捐單位即以工廠已廢止使用，應取消地價稅優惠利率之適用，因公司未主動申報，改用較高之地價稅率，故除應補繳稅額外，尚須依地價稅法第54條罰地價稅本稅之3倍，無任何裁量，尤有甚者，稅捐單位竟故意怠於職行職務即時查核、善盡行政指導之責，將此情故意放5年，然後一次罰公司15倍，根本是要企業關門，工廠已非不得已，經營已十分困難，再以稅捐為手段戕爭民產，猶如盜匪，人民豈能甘服。誠如黃茂榮大法官於其「論稅捐罰則」乙文中所述：「公權力機關基於（財經）秩序建立與維持上之需要，通常固主張：『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請參照刑法第十六條前段）。但由於稅捐法之技術性、煩瑣、多變，稅捐義務人要隨時一一知曉著實不易，且實務上不但徵、納雙方，而且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對於同一稅法規定的解釋結果也常有不一致的情形，因此，禁止錯誤或法律錯誤之合理對待，在稅務上顯得特別重要。

　　然而目前行政法院之法官，因為行政法、稅法、會計學方面之學養過程不足，甚至司法院安排之稅法教育訓練，多係請稅捐機關之官員（被告）來指導，如刑案，請檢察官（原告）來教法官辦案，如此，豈能真正窺探稅法精神，真正本於人權、以法為規辦案？可見我國行政法院法官之稅法素養實有待加強。無怪乎日前司改會、台北律師公會及yahoo舉辦造成司法民怨之調查，法官、檢察官不適任，無退場基制為票選第一民怨，實值司法院、法務部深思。

　　另幾件刑案廣受矚目，如和艦案曹興誠的退庭抗議、林安順警官殉職案，延宕十三年，結局卻是法院判決有五個事實版本，最終無人是兇手。「流浪法庭三十年」更是史上最長的訴訟鬧劇，三十年後唯一獲得冤獄賠償的被告已精神失常，可知司法體系的荒謬而冗長，已嚴重侵蝕其公信力。復者，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在2008年公布「社會意向調查」，58%受訪者認為法律制度不公正，51%受訪者認為法院判決不公平。而國際上對我國司法制度的評價也不高；根據世界銀行對我國競爭力所做的評比，我國在訴訟保障這一項目分數甚低，導致整體排名大幅下滑。凡此種種，令人疑問作為法治國家的最終防線，對行政與立法權的重要制衡，司法體系怎麼會走到今日這步田地?

　　可喜的是社會已開始重視並討論司法制度的合理性，各大專院校研究中心紛紛舉辦各項議題研討會。然而事實上，司法最深層的問題就是司法人員缺少同理心與責任感。也就是法律人於學養過程中，根本欠缺真正體會「人權」即尊重之法學教育，只是單純教導運用法條，非去真正瞭解法條背後之立法真意。導致通過司法官、律師考試後，當檢察官者想，起訴不須有堅強有利之證據，反正還有法官把關，但等到案件被判無罪，又不願承認先前的草率，更畏懼被告行賄等流言，執意上訴。又，一審法官認為不管其如何判，原、被告都會不服，讓上級審去處理好了，所以判決書所載理由讓人感覺很突襲，果然兩造都不服，法官這種倒果為因之心態，一再惡性循環，人民當然對司法越來越不信任，也對法律人感到不恥，法律人應以此為鏡，深感警惕。

　　筆者認為，制度固然有問題，但人的問題更大。而人的問題若不解決，任何改革都是隔靴搔癢。既然馬總統有深刻體認：「侵害人權者，十之八、九多為政府機關。」馬總統更應有魄力去改革，而不是任由法律人以「司法獨立審判」為藉口，阻礙司法之改革，筆者認為，執法者法學素養、品格值人民敬重時，才有資格稱「司法獨立審判」。

　　司改風潮又起的今日，核心問題既在人，改革的核心則在教育制度、法官之遴選、執行者之「人權教育」，誠如諺語：「法律之破壞非違反法律者，而是被害人缺乏反抗之勇氣」。筆者期待，我輩有正義之心的法律人，不管在那一工作崗位，都應挺身悍衛「人權」，才能讓司法真正改革，也是為後代設想，免於白色恐怖，有更祥和、安定的生活，社會、國家更富強康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