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告在判決有罪確定前，在法律上是無罪的，這個原則，我們稱做「無罪推定原則」。為了保障被告不要受到法官偏見、歧視、直覺、好惡等等無價值的觀念或態度所影響，我們要求法官要時時把無罪推定原則放在心裡，除非在審判的最後，依據證據所呈現之事實，已使得法官毫無合理懷疑的空間而認定被告有罪之外，任何被告，不論其身分、地位、種族、性別、學歷、經歷、職業、膚色、容貌、體態…在法官面前都是無罪的，沒有例外。

　　被告被推定無罪，法院願遵守無罪推定原則，之後呢？被告因而就會得到公平的審判嗎？如果我們輕易相信公平審判即可實現，那就太天真了。在一場刑事審判的天平上，代表國家追訴被告的檢察官(即公訴人)，他(們)擁有強制處分權、專業的法學知識、指揮警察及調查員的權力，一般被告擁有什麼對抗的權力或能力，而能維持天平的均衡呢？這天平在制度的設計上是傾斜的，我們基於「人性尊嚴」及「人權保障」的理念，實在有必要調整傾斜的天平。

　　那我們要給被告什麼呢？被告在審判上之對抗能力既有不足，那麼，我們就給他(她)能力吧！給他一個足以對抗公訴人的人，無疑是最恰當的做法，因為打一場仗、一場公平的仗，武器不平等是不可能進行的。那個補被告能力不足的人就是辯護人，這正是被告享有辯護人依賴權的核心概念。

　　被告有了辯護人，之後呢？就會有公平的審判了嗎？我們還是不可以太天真！以下舉出2009年3月15日出版的「法治時報」所報導的一個案例，供各位參考：最高法院（民國，下同）九十六年十月底判決一件被告連清泉殺人案，承審法官發現，本案被告連清泉真是個有夠倒楣的可憐蟲！這是件精神病罪犯由怠惰律師辯護，再由烏龍法官審判的罕見烏龍案！九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近午時分，連清泉因幻聽精神病發，持掃刀闖進苗栗地院附近一家麵店，以客語向店主黎才源說：「大地精華指示，向你要挑戰公文書，拿來！拿來！」黎才源並非客家人，根本「莫宰羊」連清泉在說些什麼。「雞同鴨講」的結果，是連清泉持掃刀猛刺黎才源致傷重倒地(送醫不治)。黎妻黃桂蓮趁機搶過掃刀，連清泉雖對黃婦拳打腳踹，仍無法取回掃刀。後來，因黃婦高呼「救命！」，連清泉乃逃逸離去。當何文輝、劉興棟兩警員圍捕，連清泉揮動開山刀抗拒(兩人均未受傷)，警方連開十多槍射擊，才制伏連清泉。可是，台中高分院審判長王增瑜、受命法官廖柏基審判本案，卻因律師龔正文的怠惰，致使連清泉的辯護形式化，有等於沒有！審判中，連清泉強調，他並無殺害黃桂蓮、劉興棟及何文輝的犯意。可是！龔正文律師在審判過程中，僅在九十六年五月十八日的準備程序庭，呈上「一面十行」的刑事準備書狀，泛稱「對證據能力不爭執及無證據請求調查」，人雖到庭，卻絲毫未盡到辯護義務，對連清泉否認殺人犯意，也未置一詞。同年七月四日的審判庭，龔正文的辯護，據審判筆錄記載，只有：「…辯護如九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刑事準備書狀所載，並稱：請求依法判決即可。」最高法院認為，龔正文律師此種辯護情形，只是人到庭而已，有辯等於沒有辯！台中高院逕予審判，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應予撤銷，發回更審。其實，本案審判之離譜、烏龍，不僅在於律師的離奇怠惰與法官的漠視被告辯護防禦權，也在於法官認定事實違反經驗法則，更不符合邏輯。依據審判長王增瑜認定的事實，被告連清泉與黃桂蓮之間，僅止於爭奪掃刀，連清泉奪不回掃刀，雖曾毆打黃婦，但並無持刀揮砍之舉動，豈可認定連清泉殺害黃婦未遂？可是，王增瑜竟認定，連清泉在刺殺黎才源之後，又連殺黃桂蓮未遂，依連續殺人罪，將犯案時陷於精神耗弱的連清泉重判無期徒刑。唉！本案死者黎才源無端遇害，固然可憐，但被告連清泉在審判過程中無法獲得實質的辯護，也無法獲得公平審判，難道不可憐嗎？

　　上開報導之案例說明執業律師在審判上的誤失、疏忽、散漫，已讓他的當事人─被告陷於險境。個案中的辯護律師是做了一個「無效的辯護」，我認為這樣的律師已違反律師倫理，他的誤失、疏忽、散漫已可做為懲戒的事由。我很遺憾個案中的律師竟如此地不負責任。走筆至此，讀者應可得知，在制度上讓刑事被告擁有一個律師為其辯護，尚有不足，更重要的是，這位律師必須為他的當事人從事「實質有效的辯護」。我願以本文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