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爲參加地震救援的喇嘛所拍

• 作證

　　一位從玉樹回來的北京記者對我說，起先還是很感動喇嘛在救援中的付出，但後來發現這些喇嘛也很有心機，他們並不信任政府，比如每個來救援的寺院，幾乎都安排有僧人拍照和攝像。

　　這反倒讓我很欣慰。我們的僧侶們終於知道以現代方式留下見證了。這既是爲自己作證，也是爲這一時刻作證。今天的僧侶已不再是舊時代的傳統僧侶，用時髦的話來描述，他們“與時俱進”，也善於使用現代科技了。

　　不過，說他們對政府不信任，確也傳達出了某種深意。爲何會不信任呢？爲何要信任呢？這兩年、這十幾年、這二十幾年，甚至可以上溯至更多年，數代僧侶與數千座寺院的下場，除非“不明真相的群衆”、全然洗腦的“五毛”，對於藏人來說，是眼睜睜地看著不停發生的悲劇。

　　長期以來，尤其是2008年遍及藏地的抗議發生之後，西藏僧侶的形象在中國被妖魔化，西藏僧侶的生存境遇在當地被囚犯化。而這次由於地震這場意外，僧侶們以不計代價的付出令人矚目，至於民衆對僧侶的信賴，從一位失去親人的藏人所說的這句話中表露無遺：“他們是我們的一切！”

　　僧侶在玉樹地震中的表現，在融合了慈悲利他的佛教精神、血濃於水的同胞情懷之中，實則還蘊含了某種抗衡的意義。或者說，是一種防範。因爲長久以來所蒙受的不公正而失去對當局的信任，於是採取對事實的記錄來尋求自我保護。

　　抗衡的形式總是多種多樣的，但其公開姿態是非暴力的、不合作的，由此顯示的力量是傑出的。這一次，沒有2008年的走上街頭，沒有2008年的振臂呐喊，沒有2008年的標語、畫像和旗幟，都沒有。這一次，有的只是在被震塌的廢墟上拼命救人，有的只是給挖出的遇難者祈禱超度，有的只是以隆重的儀軌，爲死者奉獻莊嚴的火葬。

　　一位援救援喇嘛在發表於網路的文章中有一段含意豐富的記錄：“官員們對僧侶不僅沒有任何感謝的話，反而威脅說：你們已經做了很多過分的事情，該收斂了......等等。我在這裏可以非常確定地說：在救援等方面，我們的所作所爲相對於軍隊而言可能是過分了，但我們絕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我們並不期待當局的關懷和感謝……”。在記錄中，當局與寺院之間、官員與僧侶之間，事實上是壓迫與被壓迫、壓迫與反壓迫的關係。

• 誤解

　　這位北京記者還說，官方救援隊的一位軍官很氣憤地罵道，喇嘛們太壞了，時時刻刻都想著造反，跟政府作對。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爲軍隊被派去被震塌的寺院挖掘時，挖出了槍枝和子彈。

　　其實這類似的故事，早在兩年前，軍隊派去搜查寺院時就有過。官方媒體上還大量報導過，在這個省那個省的藏族地區的寺院，一共發現多少槍枝、多少子彈，並配發照片。而這一切，對於瞭解藏人文化的人，實在不陌生。

　　我再一次給這位記者及其周邊的人講述了西藏寺院裏爲何會有槍枝彈藥，無外乎是將我寫過的文章再重覆一遍。2008年3月，我在《給藏人製造“恐怖分子”的證據》中寫過：

　　前不久，中國官方宣佈，警方在四川阿壩縣格爾登寺查獲了一批武器彈藥，其中包括小口徑步槍16支、各種火藥槍14支、子彈498發、火藥4公斤、管制刀具33件。憑此作爲僧侶從事暴力活動的證據。最近又稱警方在甘肅甘南州的一些寺院查獲了一批槍枝彈藥。類似的所謂證據，看來會在藏地其他寺院繼續被警方找到。

　　稍微瞭解西藏寺院情況的人都應該知道，那些武器會從哪裡找到。西藏的每個寺院都有供奉護法神靈的殿堂，每個護法殿裏都會有一些武器，就掛在殿堂中心的柱子上。一部分古老的武器如弓箭，是很早以前傳下來的，具有威猛護法的象徵意義；一部分是原本以狩獵爲生的人和在“草場糾紛”的械鬥中使用過武器的人，出於信仰和懺悔將槍枝彈藥送到護法神殿，爲的是表示從此不再殺生、不再動用暴力的意願，類似於發誓。

　　這在藏地本屬常識，帶領軍警去寺院搜查的當地官員不會不知道，但爲了抹黑藏人的抗議行動，抹黑藏傳佛教的寺院，給並未使用過武器彈藥的僧侶扣上“恐怖分子”的罪名，這些放在護法殿裏原本作爲宗教感召與和平象徵的器物，竟然成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證據。

　　當然，我解釋之後，包括記者在內，都感慨這樣的誤解多麽可怕，由此帶來的敵意會是難免。而我尚未來得及說出口的話是，爲何你我相距這麽近，可心與心之間，卻隔如關山？這是文化的隔膜嗎？這是政治的需要嗎？抑或就是民族的原因？

　　許多人喜歡說，西方人不瞭解西藏，把西藏神秘化、神聖化......等等。言下之意，他們自己才是瞭解西藏的；從過去到現在，從歷史到現實，都有資格說比誰都瞭解西藏。可是，何以一開口即舊西藏是黑暗的農奴制？達賴喇嘛（不，他們往往只說達賴）是神權在手的農奴主？或者，中央政府給了你們多少多少錢，爲何不感恩？

• 傳達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震救援中，僧侶們以不同以往的勇氣，理直氣壯地接受媒體的採訪，甚至主動去尋求媒體的採訪。比如紐約時報的記者去採訪救援僧侶時，他們直言不諱地披露事實，點明“我們只想救人。可他們把這次悲劇看成宣傳的大好機會。”

　　由於這些事實發生在公衆場所而非只有僧侶存在的宗教場所，通過記者（不只是外媒記者，也有少數中國記者）的報導，傳達出西藏僧侶想要告訴世人的話語，真可謂做得漂亮。這就像2008年西藏事件期間，當外媒記者團獲准去參觀拉薩大昭寺和夏河拉卜楞寺，僧侶們抓住機會，勇敢地衝到記者跟前，大聲訴說困難的處境和被壓抑的冀求。

　　當局視僧侶們的救援行爲是爭奪民心，最終惱羞成怒，驅逐僧侶。而僧侶們所蒙受的不公反而激發包括媒體在內的同情，於是大白於天下，從而爲更多人所知，扭轉了僧侶們被污名化的形象，揭示了當局與僧侶之間的真實關係。而僧侶們從一開始的自發救援，到不得不中止救援、離開災區，期間與民衆、與官方及其軍隊與媒體互動的行爲，自始至終呈現出非常了不起的屬於僧侶的抗爭意義，在踐行的過程中，西藏的宗教以及在民間的影響力成爲關鍵性的支援。

　　強權在手的權力者儘管不滿、難堪，但由於地震，由於民心，由於舉世關注，只好暫且容忍。雖然容忍的時間短促，也已經爲僧侶形象的真實呈現提供了可能，使得多少年來，當局不遺餘力地妖魔化西藏僧侶所取得的成果，如覆水難收，一潰千里。

　　僧侶主動接近媒體的行爲，說到底，是出於掌握話語權的需要，爲了保護僧侶以及僧團的權益，才會努力爭取通過媒體來發出聲音的機會。這是有因可循的。2008年的3.14之後，中國媒體一面倒，將西藏僧侶妖魔化得不成樣子，而官媒強大火力的宣傳，使得本不瞭解西藏的中國民衆盲信盲從。

　　傳統上，僧侶是不應該自我張揚和自我表達的；事實上，僧侶也歷來不善於如此行事。然而，在今天的世俗世界中，尤其是被專制者控制的世俗世界中，鋪天蓋地的謊言往往使得民衆被蒙昧。那麽，用世俗的手段參與到世俗的遊戲之中，來掌握自己的名譽和命運，這是不是給生活在當下的僧侶們提供的一種在世俗間的修行方式呢？

• 責任

　　然而這當中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僅僅依靠媒體並不夠。媒體原本就缺乏足夠的瞭解，再加上媒體隱含的立場、媒體善變的興趣，甚至媒體付出的時間都可能不夠充分。有位外媒記者對我說，他很想多停留在玉樹幾天，哪怕一天也行，可是他開始高原反應，幾天來頭痛欲裂，吃不下飯，完全是糟糕的身體狀況使他不得不離開。

　　僧侶們需要更多的渠道和更大的空間發出他們的聲音。但這不能只靠僧侶們去做。西藏的僧侶們都是用藏文寫作，極少通曉其他文字，所以他們的表達往往會受其局限，而只能在內部流傳、被內部知曉，這就像是自我的傾訴，小圈子的私語。

　　如果可以使用更多的語言，尤其是使用所在環境中的主體民族的語言，並且在公共場合，如包括網路等公衆媒體進行表達、傳播，就會爲更多的人所知。這其實就需要掌握了其他語言並且善於使用現代媒介手段的藏人參與進來。也即是說，需要傳統藏人知識份子和現代藏人知識份子的有機結合。

　　比如說，在這個特殊的時刻，擁有漢語表述能力的藏人知識份子，可以做什麽？如果只是悲歌山水，濺淚生命是不夠的。如果只是謳歌民族，讚頌三寶，也是不夠的。當僧侶們需要並且在尋找傳達的方式時，可以爲之助力的現代藏人知識份子卻不加援手，避之三舍，那麽，即便是包括物質上的救援仍然是不夠的。因爲用避重就輕表達的慈悲並不真誠。

　　現代藏人知識份子必須有意識地，與傳統藏人知識份子攜手共赴，這應該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 資源

　　在火葬成千地震遇難者的葬禮上，由於死亡以及處理死亡本來就是人生大事，超越民族、超越宗教、超越國家，因此其獲得的關注是空前的。更由於當地的傳統和文化，能夠處理衆多遇難者後事的絕不是當局的救援隊或者軍隊、警察，而只能是寺院和僧侶。

　　從記錄當時的影像來看，其場景之宏大、悲壯、莊嚴，尤其是完全迥異於所有其他文化而只屬於當地、本族的文化，使得絳紅色的僧侶在這一特殊時刻成爲驚世駭俗的主角，無論當局如何淡化其影響力，仍然獲得了震撼人心的效果，事實上這傳達的是一種抗爭的精神，但不是暴力的，而是有著“西藏特色”的非暴力不合作，完全地來源於自身。

　　著述了《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一書的人類學家斯科特（Scott，J.C.）認爲，即使那些受壓迫最深的人也擁有一些可以支配的抗爭資源，可能比人們通常認定的還要多；他們能夠利用這些資源來抵抗壓迫，這種抵抗也往往比人們通常所理解得更爲深刻、更爲有效。

　　是的，對於我們而言，抗爭的資源就是與我們自己的宗教、傳統和文化相關的一切，在玉樹地震中四萬救援僧侶的意義，即是災難臨頭時，可以與各種災難抗衡的力量。

2010-5-9，北京

** 轉載自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