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的讀者可能會說，這篇文章的主旨不過就是杜威《民主與教育》的新瓶舊酒罷了。但作者幾經思考，決定把本文指涉的情境定為「公民社會」，而非「民主社會」，其實並非標新立異，而是情非得已。說明之前，讓我們先說個故事。

■海地與古巴的故事

　　1月12日，西大西洋島國海地發生芮氏規模7.3地震，首都太子港整個陷入瓦礫堆中，包括總統府、各國大使館盡皆倒塌，我駐海地大使徐勉生甚至遭活埋6小時，預估這次地震將造成20萬人死亡。

　　如果不是這次地震，很多人可能根本不認識這個國家，即使認識，恐怕也不會太在意。維基百科中說：海地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評價中，海地在177個國家中名列第153；2004年，海地的GDP 為120.5億美元（經購買力平價），排名第145位；人均GDP 為380美元，排名世界第150。2004年海地的通貨膨脹率為22%，外債為14億美元。海地經濟凋弊，農業技術落後，工業幾乎等於零，礦產雖有鋁礬土、銅、碳酸鈣、黃金、大理石，但卻「貨棄於地，無人理睬」（註1）。但也是透過救災的新聞畫面，世人才真正見識到海地人的貧窮。

　　然而，大家可能不知道，海地是拉丁美洲最早獨立的國家，早在1804年，海地人便經由獨立戰爭，從法國的殖民地爭取到獨立，成立了共和國。但海地獨立後，卻未能建立穩定的民主政治，政局不斷動蕩，獨裁者不斷被推翻；從獨立到1915年的一百年多間，竟有近90位統治者相繼上台。1915年7月，美國只派了330名海軍陸戰隊員就占領了海地，一直到1934年美國才把政權歸還給海地政府。其後，海地的政治並未步上正軌，軍事獨裁始終控制海地人民的生活；1957～1986年杜瓦里耶（Francois Duvalier）父子執政期間，甚至有三萬名無辜平民慘遭殺害。

　　立國二百多年的民主共和國海地，何以悲慘至此？問題恐怕在人民的無知愚昧。至今，海地的國民義務教育只到小學；全國近9千所中小學校，私立竟超過85％。於是，海地的學齡兒童僅64%有機會進入小學；在城市，成人文盲率為57%，農村更高達85%（註2）。2003年，海地政府甚至承認巫毒（voodoo）為正式宗教，與天主教和基督教享有同等地位，荒謬的程度令人吃驚！

　　同樣是加勒比海的島國，海地的對岸鄰國古巴卻有著不同的故事。

　　古巴原為西班牙殖民地，19世紀被西班牙割讓給美國。1902年美國承認古巴獨立，但卻實施軍事佔領，並扶植獨裁政權。直到1959年，卡斯楚（Fidel Castro Ruz）領導武裝革命成功，才建立了古巴共和國，至今50年。

　　革命成功後的古巴，把辦理教育當成國家頭等大事。於是，歷經40多年的努力之後，在2003年9月8日的全國開學典禮上，卡斯楚驕傲的向全世界宣告：「在所有國家中，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富國還是窮國，古巴在教育領域已名列第一。」這些世界第一是：小學入學率100%、小學的平均班級人數20人、教師在人口中的比例為1/42、三年级學生的數學成績為78.2分（日本為77.4，荷蘭為59.6，美國為54.6、愛爾蘭為53.7、葡萄牙為45.5），…（註3）。

　　古巴致力於教育，教育經費占政府支出比例很高。2001年，教育支出占全國支出的15.1％，2002年又比2001年增加7.5％；同一時期，古巴的教育經費甚至比軍事開支多1倍！1999年，為了改善教師待遇，古巴政府還將教師薪資提高30％。更難能可貴的是，古巴教育從小學到大學一概免費，充分實現了「人人都有平等機會接受教育」的社會主義理想。事實上，今天古巴的教育規模和品質已領先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可以和發達國家媲美。對一個國内生產總值不到發達國家十分之一（2006年古巴人均GDP為3900 美元）的國家來說，這的確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古巴的教育真的是令人滿意的理想教育嗎？請看下面的事實：

　　古巴憲法規定，國家教育政策的原則是「促進對新一代的愛國主義教育和共產主義教育」。古巴政府採取多方面的措施加强對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充分運用共產主義青年團、少年先鋒隊、大學生聯合會和中學生聯合會等學生組織。此外，古巴憲法規定，古巴共產黨是該國唯一合法政黨，並明文禁止其他任何政治組織存在。古巴官方也長期宣布，人民應遵守無神論。1962年，古巴政府曾經強力關閉400多所天主教學校；1991年，政府雖撤除宗教禁令，但仍規定教堂不准自行出版，不准辦學校，也不得自由與媒體聯絡（註4）。

■公民社會～一種民主深化的狀態

　　海地和古巴，一個教育落後，一個教育普及，但即使是後者都稱不上真正是進步的社會，也稱不上擁有進步的教育。問題出在哪裡？

　　或許我們也該問，民主社會難道就是一個較好、較進步的社會？這個問題，近來也逐漸成為許多人心中的質疑。

　　1992年，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他那本充滿爭議性的名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譯版：時報文化），書中宣稱：「自由民主將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政府的終極型式』。」在那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鼎盛的時期，許多人都像福山一樣，相信民主可帶來和平穩定，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與富裕，可以帶給人們幸福；因此，每個國家終將走向民主。

　　然而，晚近的歷史發展，卻逐漸打破人們心中對民主的信心和期待。不少新興民主國家，從東歐到拉美，從拉美到亞洲，都出現嚴重的治理危機：政府貪污腐敗、分贓權力、司法不彰，政治人物騙取選票、挑動民粹、製造仇恨；以致於社會動盪、經濟衰敗。有些國家甚至出現「民主倒退」的現象：凍結憲法、停辦選舉、一黨專政、軍事獨裁等等，又再度借屍還魂。

　　對比明顯的，則是兩個非民主國家–新加坡和中國大陸。上個世紀末，這兩個國家就已經展現出色的治理效能，在晚近的全球金融風暴中，竟也能維持穩定的經濟成長和社會繁榮。於是，世人不禁要問：專制如果能帶來繁榮，專制又有什麼不好？

　　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但政治學者告訴我們另一件事：新加坡與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恐怕終難持久。從《小孩不笨》和《錢不夠用2》這兩部電影，大家可以看到新加坡中下階層小人物的普遍辛酸與無奈；新加坡「控制/依賴」模式營造出的政治穩定，在第一代政治強人凋零之後，還能不能持續，頗令觀察家們懷疑。而中國大陸更是早已出現過民主運動，新一代的政治領導人也似乎在找機會嘗試政治轉型（例如村幹部選舉）。雖然仍有諸多變數，但許多人預期，當中國大陸的人均所得到達1萬4千美元時（預估2025年之前），當民運人士和進步知識份子完成大規模結盟，新興中產階級和民間進步力量將促使中國政治轉向民主。

　　美國《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主編賴瑞．戴蒙（Larry Diamond）在他的新著《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The Spirit of Democracy，中譯版：天下文化）中告訴我們，這些新興民主國家之所以表現差勁，在於這些政府本身就是一種「掠奪體系」（predatory system），它們根本不把施政不佳當作是需要矯治的毛病。戴蒙說，這些新興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其實都表現出一種共同的治理形態，稱為「封閉式參與的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而真正的民主國家，則表現出明顯的「開放式參與的秩序」（open access order），這種秩序，不論在政治或經濟領域，都呈現出「系統性競爭、進場機制、與流動性」（systematic competition, entry, and mobility）這三項重要的特質，這些特質都將使社會及經濟發展變得穩定。戴蒙又說，「開放式參與的秩序」要能有效維持，必須處在一個所謂「公民社群」（civic community）的社會架構中。在典型的公民社群中，「人們彼此信任，藉由許多不同形式的社團結合起來，為更大的共同目標合作。當意見相左時，他們會互相尊重，包容彼此的差異，而且他們對社群與國家有濃厚的感情，因此可以超越彼此的歧見。…（在這種社會架構中），每個人都是真正的公民，他們對公共議題有興趣，並關心社群的福祉與進步。」

　　於是，回到文章一開始的那個「情非得已」–因為以代議政治為主要特徵的「民主社會」，並不足以代表我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反而是戴蒙描述的那個呈現「開放式參與的秩序」的「公民社會」，才是我們真正的冀望。

■促進公民社會，教育應有的三層表現

　　到底是教育促成了公民社會？還是公民社會促成好的教育？恐怕並不容易回答。但我願意描述一下，要促進真正的公民社會，教育應該有的三個層次表現：第一個層次是「教育普及」，第二個層次是「教育自治」，最後一個層次則是「參與式的教與學」。

一、教育普及

　　前述海地的例子已經告訴我們，沒有普及的教育，無法提高人力素質，無法使人民富裕，以致於無法造就有知識、有能力的中產階級；沒有這群中產階級，一則無法有效監督政府，二則缺乏足夠人才參與政治競爭。

　　事實上，杜威早已指出，充分而公平的教育機會，是一個民主社會得以穩固的根基；至少，民主政治是仰賴人民的普遍選舉權，除非人民受到充分的教育，學到基本的識讀能力及民主常識，否則民主政治不會成功（註5）。甚至，杜威也指出，民主不僅僅只是選舉政府，更是一種「相互溝通的生活方式」。一個社會，當愈多人能打破階級、種族、國家等藩籬，理解與考量他人的利益，這個社會的民主運作才愈能和平順暢。而要經營一個美妙和諧「相互溝通的生活方式」，更是需要普遍而長時間的教育。

　　因此，教育的普及是重要的，而且恐怕也是最根本的。沒有普及的教育，即使少數人能得到高品質的教育，對民主的實現也沒有多大的幫助。

二、教育自治

　　「教育自治」指的是：教育的內容由教育部門自主，不受政治部門的干預；而教育部門自主的決策過程，則分層次由「權益關係者的公共參與」到逐層授權自主。例如芬蘭，中央政府訂定的《課程大綱》在提供基本方向與原則，地方政府則可以自行決定適合地方需求的《施教原則》；各級學校在上述的大原則下，可以決定本校的《課程重點》；教師則在前述的原則和重點下，擁有充分的課堂教學自主權。而不論中央層級的《課程大綱》、地方層級的《施教原則》、還是學校層級的《課程重點》，都開放相關人員參與決策。

　　「教育自治」為公民社會奠定二個重要的基礎：第一，「教育自治」提供較佳的教育成效，第二，「教育自治」為「參與式的教與學」提供可能性；前者能為公民社會中的公民培養較佳的參與能力，後者則為公民社會中的公民建立「對民主的堅強信念」。

　　「教育自治」能創造較佳的教育成效，從這幾年各國都極為重視的PISA測驗結果，可以得到證明。2006年的PISA報告便指出：學校教育系統有高度自主權的國家，其學生的表現較優。原因在於，學校有高度自治的權利，也就會產生高度的責任感，並有能力運用足夠的彈性針對學生背景與需要來調整教學內容。而資料顯示，除了課程自主，教育系統自主的權利甚至還包括教育經費的編列和分配（註6）。

三、參與式的教與學

　　在說明「參與式的教與學」之前，再讓我說兩個小故事。

　　2006年剛退休的美國首位女性大法官珊卓拉．歐康諾（Sandra Day O’Connor）在她的大作《我在最高法院的日子》（The Majesty Of The Law: Reflections of a Supreme Court Justice，中譯版：博雅書屋）中告訴大家，在美國二百多年的經驗裡，她發現民主社會的維護不易，其中的關鍵在於司法系統的獨立，然而，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卻是需要時間培養的。她說：「法治社會的實現不只在法院，也在立法者和執法者，更在這個國家的人民。…如果自由在人們的心中死亡，那麼任何憲法、任何法律和任何法院都無法拯救自由」。因此，歐康諾認為「良好的公民教育」甚至比「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都更重要；她語重心長的強調：「要有良好的公民教育，要讓生活在這個國家的公民們都理解政治程序，並且相信自己擁有影響社會的力量。」

　　擔任哈佛大學校長長達二十年的伯克（Derek Bok）在他的《大學教了沒？》（Our　Underchieving　Colleges，中譯版：天下文化）一書中提出「21世紀，大學應有的8個教育目標」，其中之一就是「培養公民責任感」；因為「只有良好的制度設計並不夠，好的政治還需要有具備知識、技能和品格的公民」。但伯克認為「單靠傳統的人文教育來教導公共事務知識和培養公民責任感，已不足夠」。因此，他建議一種可行的做法：「可以鼓勵學生會的成長，並鼓勵學生社團多運用民主歷程，增進積極的公民意識。…假如學生議會可以執行預算，而且有顯著的功能，就會有較高的地位，成員也可以從服務經驗中得到更多有價值的學習。」

　　這兩個小故事在點出一件事：公民社會的教育內涵，必須有更深刻、更細緻的方法。歐康諾提醒我們「培育民主信念至關重要」，伯克則提醒我們「參與式的學習才是培養公民素養的良方」。

　　「參與式的教與學」是指，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學習內容與學習方式的選擇，並在主動參與的過程中批判性地理解學習素材，進而從中獲取學習的意義。這種迥異於傳統課堂的教學方式，對於公民素養的提昇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學生在主動學習的過程中，較容易掌握學習內容的真正意義。更重要的是，「參與式的教與學」本身就是一種公民社群的互動模式，從做中學，不但獲得了公民參與的技能，更增強了對公民社會的信念。

　　至於「參與式的教與學」該怎麼做？這應該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題了。

註：
1.陸以正，《你所不知道的海地》，中國時報，2010年1月18日。

2.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海地。互動百科，http://www.hudong.com/wiki/海地。

3.毛相麟，2004.10.14，《古巴教育是如何成為世界第一的——古巴教育發展模式的形成和特點》。資料來源：http://ilas.cass.cn/zxcg/shehui/20050914/202653.htm。

4.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古巴。

5. Dewey, J. 1966. Dema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6. PISA 2006 complete executive summary，資料來源：http://www.oecd.org/dataoecd/15/13/3972522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