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孫子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思想及「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正義）不戰」的「慎戰」　主張，與「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及「全國、全軍」的和平主張；加上「常與變、戰爭與　和平」的軍事辯證哲學，呈現出他的戰略思想是既指導戰爭，也指導和平。我們要向世界傳播孫子思　想，就要以其辯證哲學為主導的「和平指導」思想傳播之。因為世界各國無論強弱，無不嚮往和平發　展。

二、孫子的辯證哲學，與儒家「群經之首」的《易經》相通。同樣以相對待的正反兩面因素的正反合變　化，用於是非辯證、融合矛盾、化解衝突、和戰抉擇及決策判斷。本文是用於孫子的「和平指導」中　，以其「因利而制權」的創勢理則，融合正反矛盾以求「合」的目標。

三、中外歷史上，依辯證哲學，運用「因利而制權」創造雙贏方案，獲致和平整合，與和平共存成就的　史例很多，都值得兩岸及世界各國學習。

四、孫子辯證哲學，在現實世界複雜的戰略環境中，仍可從經濟、政治、心理、文化、軍事、外交等各　方面，創造雙贏方案，解決分裂國家之整合及區域整合問題。

壹、前言

　　本屆中國大陸（廣饒）舉辦孫子國際論壇，主題訂為「孫子兵法在世界的傳播與應用」。如果我們認定《孫子兵法》主要是和平指導的經典，而不完全是戰爭指導的準繩，那麼這一個主題，就是一個非常有號召力的主題。因為當前世界各國無論強弱，已沒有任何國家不嚮往「和平發展」。尤其兩岸人民有誰不希望和平發展？如果我們以愛好和平的中國人，向世界各國傳播中華文化的和平指導經典—《孫子兵法》，一定能為世界各國所接受，並熱烈歡迎。

　　只可惜，我們兩岸及外國學者，在研究《孫子兵法》的諸多論文中，仍以戰爭指導為主，並以追求「全勝」為主調，其實「全勝」絕對是戰爭指導的理念與主要著眼，而不是「和平指導」的目的。有人以「不戰而勝」取代「不戰而屈人之兵」，從而認為「不戰而勝」太過理想，在現實狀況中是根本做不到的。其實大家都無視孫子在〈謀攻篇〉所言：「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既然孫子聲明「百戰百勝」不是理想（善之善），我們又怎能產生「不戰而勝」的幻想呢？既言「不戰」何來勝利？遑論用「全勝」當做研究《孫子》的主調！「屈人之兵」也可以用「伐謀」（政治、經濟、心理）及「伐交」（以談判代對抗），不用戰爭取勝，一樣能使對方心甘情願地放棄戰爭，接受我之和平主張，共同創造和諧世界，豈不等於「不戰而屈人之兵」！（其實按孫子原意「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兵」字，應與「兵者，國之大事」之兵，同樣以「戰爭」解之。—作者）

　　在「和平發展指導」中，如以談判（伐交）及經濟文化互助交流（伐謀），以謀求雙方的和解，任何一方都不能有追求「全勝」的想法。因為「全勝」就是「全贏」，試想任何一方若獲得「全贏」，另一方必是「全輸」，所以如果各持「全贏」觀念，則任何談判都不可能有交集點。所以「雙贏」或對雙方都有利，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才是融合正反兩面矛盾，化解衝突，解決問題的雙贏方案。也就是孫子「因利而制權」消弭戰爭、指導和平的辯證哲學。胡錦濤先生所提的和平發展十六字訣中的「共創雙贏」 是兩岸甚至世界和平發展中的共同語言 ，或共同準則。貴會會長趙將軍給我們中華戰略學會的題字是「共創雙贏」，筆者送給貴會的題詞是：「兩岸和平要發展，對立矛盾先融和；融和矛盾靠雙贏，共創雙贏依辯證；孫子辯證論哲學，中華文化建奇功。」現在就以「孫子辯證哲學在世界和平發展中的應用」為題，從哲學理論上，歷史發展的軌跡上，及政治、外交、經濟、心理、軍事的應用上，來細加申論。

貳、中華文化的辯證哲學

　　代表中華文化的古代典籍中，最富有辯證哲學內涵的，一是儒學「群經之首」的《易經》；一是兵學的代表作《孫子兵法》。惟古代兵經，在和戰抉擇與奇正常變方面，莫不來自正宗易理的應用。胡林翼曰：「兵學為儒學之至精」，當指《孫子兵法》與《易經》而言者。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演講中說：「孫子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 」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軍事哲學，應該就是指辯證哲學或「辯證法」而言。孫子的戰略思維理則，乃集軍事上常用的彼己、奇正、利害、虛實、常變、攻守、和戰、眾寡、分合、主客、迂直……等正反兩面因素之變化，運用在創勢決策之推理判斷中，他的中心論點就是「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因此，其「奇與正、常與變、和與戰」是其辯證哲學的中心論點。正如《易經》以陰（--）陽（—）兩極的正反合變化，從太極（負陰而抱陽的合一）變生兩儀，兩儀變生四相，四相變生八卦，八卦變生六十四卦，又依各卦間之錯綜關係，再變生若干不同卦象。其實各卦都是陰陽兩儀不同的組合變化。如果說「太極」負陰而抱陽，是合、是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常」態，那麼其他的是否都算是「變」態呢？其實「易」即是「變易」，日月運行，晝夜更替，春夏秋冬，週而復始，都在不停變易。但「變」也是「生」，惟其不停變易，萬物乃得生生不息，故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我們可以說，一切有規律的變，自然又成為「常」；不規律的變，才是非常之變，天行之變，甚至會導致人類的毀滅。

　　蔣中正先生研究孫子的戰爭哲學，提出四大綱目：「生與死、仁與忍、常與變、戰爭與和平。」 四項都是就辯證哲學、相對待的正反兩面因素列舉的。其中「生與死」、「仁與忍」都屬人生哲學，可用於將軍或一般領導者的領導統御方面，不在本文研究範圍內。本文在此特別提出研討的是「常與變」及「戰爭與和平」。茲先研討「常與變」，並從《孫子》與《易經》兩者併同研討。

　　孫子的「常與變」，可以涵蓋《孫子兵法》中所有相對待的正反兩面因素。譬如「奇正」，我們可以解為「凡常則為正，變則為奇」；再如「利害」，可謂「趨利避害為常為正，以害為利為變為奇」；「虛實」，「以實為常為正，用虛為變為奇」。「戰爭與和平」，「和平為常為正，戰爭為變為奇」。但在變化運用時，固可「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亦可「因常求變」或「因變從常」。所以「通權達變」永遠是孫子戰略中解決問題的法寶。當正反兩面形成對立矛盾，僵持不下時，必須雙方以「通權達變」的理念，共同創造雙贏方案或雙贏態勢，來融合正反兩面矛盾，化解衝突，解決問題。孫子在〈始計篇〉講到為國家戰略「創勢」時，強調「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此處「因利」二字，學者大多解為「因我之利」或「基於己方的利益，而制定創勢的權謀」。其實孫子基於「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思想，他的創勢理則都有和戰、奇正兩面的意義。基於此，「因我之利」創勢，是不用強調的，試問有那一位將軍創勢會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為謀略欺敵的詭道創勢，那就要「因敵之利」，讓敵方覺得對他有利，才能誘敵上彀！如果用於「伐交」談判，那就要「因雙方之利」，使雙方都認為有利，從而使雙方都能接受的談判方案，才能共創雙贏態勢。同時，「因利而制權」是不受時代限制的，尤其是經濟利益。孫子在〈九變篇〉有：「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業是經濟事業，利以經濟利益為主，到現代各國都還在運用。

　　其次再談「戰爭與和平」，從古今戰略理念而言，中華文化中，「略」即「計謀」、或「方略」、「經略」，文武百官都要用以指導其政治、軍事、經濟、心理、文化教育或外交，且都包括戰爭與和平、戰時與平時兩方面的作為。所以「略」既指導戰爭也指導和平，反而近代在「略」之上加「戰」字，竟扭曲了「略」的本意 。實際在孫子的戰略理念中，雖多戰爭（用兵）指導，但他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及「慎戰」、「非危不戰」等為「安國全軍」之道，用以消弭戰爭，維護和平。明顯地形成孫子戰略的和平指導理念。

　　余秋雨大師在其〈重新認識孫子文化的原始定位〉一文中說：「戰略戰策上，孫子保持了他的思想家的地位，告訴人們戰爭是怎樣發生的，戰爭是國家大事，以安國為本體，思想家的原始出發點是可以肯定的。大家不要以為孫子是一個好戰之人，他並不好戰，他是以他的智慧，判斷再判斷（運用辯證理則），謹慎再謹慎，知道對方的一切，才能確定戰爭要不要（按即「和戰抉擇」問題），因為他太明白戰爭的重要性（關係乎國家與人民的生死存亡），這是他作為一個思想家對於戰爭的定位。這種定位以後，他又用天人合一的思想（辯證哲學），研究了形和勢，是在說戰爭，其實是在說人間的一切大智慧。這種智慧一方面來自天人合一（如同《易經》的太極陰陽合一），另外一點是來自老子的哲學（負陰而抱陽為太極）。 」故戰爭與和平實為陰陽一體之兩面，和平中不忘防止戰爭，戰爭中不忘儘速恢復和平。

　　《易經》「乾」代表天，「坤」代表地。乾≡天高而性剛健，剛健主動而好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故引伸之為君為夫、為戰爭。坤 地卑而性柔順，柔順主靜，順天應人，萬物資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故引伸之為臣、為妻、為和平。六十四卦，卦卦乾坤配合。「乾」具備「元、亨、利、貞」四德；「坤」也同樣具備此四德。四德是融合兩極矛盾，化解衝突，消弭戰爭，維護和平的不二法門，是辯證哲學的基本要圖。這四德的意義，據〈子夏傳〉說：「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元為始生萬物之德，猶如宗教家的好生之德，是棄戰就和的基本德性。亨即通，通者，交流溝通也，是融合矛盾，化解衝突的主要因素。利者追求人我俱利，亦即孫子「因利而制權」、創造雙贏方案，以融合對立矛盾，追求「合」的辯證哲學。貞者，公正無私，處理人與人、團體與團體或國與國間之矛盾衝突，必須公正無私 。孫、易相通的辯證哲學表解，如附表一。

叁、孫子辯證哲學對和平發展的歷史貢獻

　　孫子辯證哲學在西洋歷史的和平發展上，早期雖無顯著成效，但近代歐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依孫子辯證哲學「因利而制權」，因各國的經濟利益，共創雙贏方案，融合對立矛盾，化解仇恨，創立經濟共同體，以歐元取代美元，此種偉大成就，遠超過了中華文化為主的亞洲國家。還有東西德的和平統一，應該也是「因利而制權」，以經濟利益共創雙贏，以融合對立矛盾，達成統一目標唯一例證。

　　不過在中國歷史上，由於中華文化的融合力，亦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上古時期唐堯至虞舜，虞舜至夏禹，俱以德治；堯舜雖居天子位，但凡事均徵詢四方氏族首領意見，主以溝通（伐交），共同決策，公開議定百官，選賢任能，甚至禪讓天子位。處處運用辯證哲學，溝通歧見，融合對立矛盾，獲得雙贏局面。夏禹之後，傳位於啟，使有夏一代由「公天下」成為「家天下」的世襲專制王朝。自此改朝換代使用武力，平亂或抵抗異族侵擾，無不使用武力。但先秦春秋時期，齊桓公用管仲，以尊王攘夷，九會諸侯，一匡天下的大戰略 ，其手段以「和平、伐交」為主，以「伐兵」為輔。所謂「衣裳之會六，兵車之會三」，等於「六次和平（伐交），三次軍事（伐兵）」，伐交當然離不開以談判共創雙贏。齊桓公歿後，晉、楚興起，兩國爭霸百餘年，戰爭不斷。周靈王26年（前546）在宋國向戍提議下，14國諸侯舉行「弭兵之盟」，承認晉、楚兩國為天下共同霸主，大國爭霸才逐漸平息 。

　　戰國時期，各國間由於利害衝突，幾無一日無戰爭，在這種戰略環境下，各國為了爭取「國際上」的政治優勢，大多運用「外交」與「結盟」形成「大戰略」。於是產生了「合縱」與「連橫」兩種「大戰略」模式。「合縱」戰略，起於蘇秦，聯合六國以抗秦，即「六國從（縱）合」 。蘇秦即是以巧妙的外交手段，因各國之利，說服六國結盟以抗秦（周顯王37年），蘇秦為縱約長（相當於聯合國秘書長），並相六國。縱約雖因六國互不團結，且受利害矛盾衝突影響，僅持續了1年即告解約，但縱約的嚇阻力量，卻能使秦國不敢東窺崡谷關者凡15年之久。直到周慎靚王4年蘇秦在齊被殺，張儀復出相秦，才運用連橫戰略，對六國分化挑撥利害矛盾，使六國背縱約而事秦 ，終導致秦以「遠交近攻」之略，各個擊滅六國。「合縱」「連橫」都運用了辯證哲學，但前者為融合矛盾，後者為擴大矛盾；惟兩者皆係「因利而制權」。

　　西漢初期，強敵游牧民族匈奴崛起，漢高帝劉邦親率32萬大軍（步騎混合）與匈奴冒頓單于42萬騎兵會戰於白登（今山西大同東北）激戰七晝夜，不幸敗北。自此匈奴盛氣凌駕農業中國，漢朝乃以和親、餽赠與通關市等經濟措施，一方面因匈奴急需經濟援助之利，另一方面因漢政府「與民休養」，必須和平環境之利，終於創造了漢民族與游牧民族國家，持續和平相處70餘年，成就了漢朝有名的「文景之治」 和平盛世。我們從漢景帝時代的「微笑陶俑」可見當時人民的幸福愉快。但由於匈奴人貪得無厭，得寸進尺，終於激起漢武帝大舉征討的雄心壯志。但漢武帝迷信武力，忘了孫子「上兵伐謀（政、經、心戰略）、其次伐交、其次伐兵」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戰略，從元朔2年的「河南地之戰」，到征和3年的「郅居水之戰」，雖有揚威異域的戰績，但亦有國力損耗過鉅，「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之困境 ，迫使漢武帝不得不調整對匈奴之戰略，並下詔罪己，不再對匈奴用兵，恢復了文景時期的和平發展政策。其實匈奴在匈漢戰爭中也相對損耗，可說兩敗俱傷，無力再戰。後來匈奴發展成蒙古民族，雖雄極一時，征服中國，但最後都在中華文化的融合力之下，被和平融合於中華民族的大旗之下。東漢光武帝，接受了漢武帝的失敗教訓，強調「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這就是「柔道治國」的由來，所謂「柔道治國」就是和平治國。班超通西域，屈服50餘國，完全是《易經》與《孫子》辯證哲學「元、亨、利、貞」的運用。元者，和平手段也；亨者交流通達也，班超繼前人兩次「由絕到通」 ，包括政治、經濟、外交的全面「由絕到通」。利者，以經濟利益（包括輔導生產與通商）達到互利的和平交流目標。貞者，公平、公正調解各國間之紛爭，建立大漢天朝的威信。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最久的混亂與分裂時期；此其間，除了西晉曾維持短暫的統一局面外（280-316），其餘時間全是處於割據或對峙狀態。這期間，大致是胡人多頭治國，戰爭頻仍，內政紊亂，社會不安，人民大量流離死亡，耕地荒蕪與經濟蕭條。使中國出現了政治、社會與經濟上的黑暗時期。但這些黑暗與退步，似又不能掩蓋其在胡漢民族互動、調適與融合之過程中，對中華文化朝向多元發展上的璀璨貢獻。因此從另一角度看，400年的魏晉南北朝，雖為中國國家陷於最大分裂的時代，但卻是中華民族大融合奠定基礎的重要時期 。這期間，胡人入主北中國，政權最久的是鮮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權，達1個半世紀之久。其成功因素雖多，但最重要的應該是他推行漢化最積極徹底的部落民族。在生活型態、統治方式、社會文化等方面，努力朝向農業中國、中華文化方向調適。孝文帝頒「均田令」，遷都洛陽（舊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革衣服之制，禁胡語於朝，行周禮制度，用魏晉官制，改拓跋為元姓；戰略上南攻北守，捨胡就漢，一心一意兼併南朝，統一中國。她可以說是領導五胡十六國融合於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的重要政權。

　　五代與兩宋時期，最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對遼國的「和平協議」—「澶淵之盟」 。緣宋真宗咸平年間（998-1003）遼軍多次犯境，屢敗宋軍。景德元年（1004）閏9月，遼承天太后與聖宗又親率大軍，號稱20萬，長驅南下，到達黃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北濮陽）城下，距離宋朝京師開封僅一河之隔。宋廷大驚，竟有遷都之議，最後由宰相寇準力請真宗御駕澶州第一線，才穩住局勢 。但真宗不敢與遼軍決戰，而又急欲遼軍撤兵的預期心理下，於12月初與遼朝達成和議；和議協定中，宋答應每年送給遼絹20萬匹，銀10萬兩，並以「誓書」規定雙方沿邊州軍各守疆界，不得創建城堡，改易河道；兩國又約定為兄弟，遼聖宗稱宋真宗為兄，宋真宗稱遼聖宗為弟，遼太后為叔母，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澶淵之盟」。這一條互不侵犯盟約，竟在宋遼之間，維持了110年之久的和平共處局面。雖然其間不免仍存有些許邊境小磨擦，甚至遼國曾乘宋夏交戰，要脅宋增歲納至絹30萬匹，銀20萬兩，但仍不失為世界上維持最久的和平協議。其和議條件就是因雙方之利，遼獲得經濟之利，宋獲和平之利，共創雙贏局面。這對長期積弱不振的宋朝而言，可謂意義重大 。

肆、孫子辯證哲學在現實世界戰略環境中的應用

　　從上節歷史上的和平發展中，對孫子辯證哲學的運用狀況觀察，或許有人認為古代的運用不能移到現實世界複雜的戰略環境中實用。但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整合及東西德的和平統一而言，他們能把10多個世紀以來誓不兩立的對立矛盾國家，及政治意識完全不同的兩個分裂國家，整合在一體，的確是現實世界活生生的成功例證。無論歐洲及中國古代的和平發展成功史例，都是運用孫子「因利而制權」的辯證理則，因雙方之利（經濟利益為主），共創雙贏方案以融合矛盾，而獲得成功。本節擬就現代分裂國家的和平統一及區域經濟整合方面，對孫子辯證哲學的應用，略抒管見。

一、「共創雙贏」的廣泛運用
　　「共創雙贏」是實踐孫子辯證哲學，融合對立矛盾，化解衝突，走向和平發展，最重要的一步。孫子　「伐謀」「伐交」以創造雙贏態勢的手段，主要以「伐交」（談判），運用「因利而制權」的雙贏理　則，在談判桌上，共同創造出兩造雙方都有利，都能接受的雙贏方案。筆者曾以〈孫子戰略與兩岸共　創雙贏議題〉為文 ，專論共創雙贏。最重要的是雙方認識彼己之利害關係，互相認知、互相體諒、　互相讓步。兩岸間，從2008年6月迄今之一切談判所產生的雙贏方案，全世界有目共睹，其成效堪可　為世界各分裂國家之示範。

二、經濟上的雙贏
　　依孫子「因利而制權」，以經濟的互利互惠來因雙方之利，是最現實、最能與全民福祇相結合，也最　容易邀得全民認同的雙贏方案。這就是為什麼兩岸交流，經濟為先的道理。擴而言之，世界各區域整　合也自然以經濟整合為優先，因為這才是與全民利害有關的「民生問題」。

三、政治上的雙贏
　　就分裂國家的整合而言，政治這一項是最困難的，一方面不同的政治意識難以調和；二方面政治權力　之爭最難解決；三方面不同民族的統合困難。所以分裂國家之整合，通常把最困難的政治談判置於最　後。而區域整合，通常只限於經濟、金融整合，不談政治。不過兩岸之間同文、同種、同民族，上述　第三項應無問題；惟第一、二項仍甚難找到雙贏方案。事實上南北韓的問題也像兩岸一樣。兩岸當前　係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種「戰略模糊」，邀得雙方同意，暫代政治上「雙贏」方案，以促成　兩岸順利坐上談判桌，以推動交流合作為主旨。將來兩岸若能談判建立「中華邦聯」式的一個中國，　兩岸各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三民主義」為「兩制」之基礎，或許會成為對雙方都有利，雙　方都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政治雙贏方案。

四、文化上的雙贏
　　兩岸都崇尚中華文化，前節談到歷史上中華文化同化異族，最後都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這種融合　力量，正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族是天然力造成的，包括血統、生活、宗教、語言和風俗習慣等　五大要素。這五大要素中，除血統外，其他都是民族文化。所以加強文化交流，就能自然促成民族的　融合，逐漸導致國家的統一，這也就形成文化上的雙贏方案。

五、軍事上的雙贏
　　雙方軍事交流，旨在促成軍事互信機制及和平協議之簽訂，這些過程可能都需與政治談判同時進行。　因為政治上若不能互信，軍事上追求互信，豈非緣木求魚？不簽訂這些文件，就不能片面宣布解除敵　對狀態。在此之前簽訂政治、經濟合作協議也是沒有保障的；所以軍事上的雙贏，是政治、經濟雙贏　的保障。目前兩岸退伍軍人已在做軍事學術交流，但只限於學術理論上的討論，距離簽訂軍事互信機　制及和平協議尚遠；原因就在政治上尚未達到雙贏的標準。軍事服從政治，軍方不能獨立於政治之外　。

六、外交上的雙贏
　　外交是政治的延長，政治未達雙贏，外交上自無雙贏的可能。目前兩岸的「外交休兵」，都不過是兩　岸和平發展所作的權宜措施。純就外交而言，分裂國家南北韓、東西德，都能平等辦外交。東西德未　統一前，雙方都以外交的同等地位，分別加入了聯合國，各自進行其外交工作，但並未影響其和平統　一。南北韓也各以同等外交地位加入了聯合國，將來雙方能否以平等地位和平統一，就看能否共創雙　贏而定。但南北韓的交流溝通，卻遠不及兩岸的交流成效，這證明中華文化（包括《孫子》及《易經　》的辯證哲學），逺優於朝鮮文化之故。

伍、結論

　　我們要向世界傳播孫子思想，必以中華文化孕育出來的孫子辯證哲學主導下的「和平指導」，而不是「戰爭指導」思想。本文從《孫子》與《易經》的辯證哲學理論上，中外歷史上，探索孫子辯證哲學，運用「因利而制權」的創勢理則，創造雙方或多方都有利的雙贏方案，來解決世界各分裂國家、敵對國家及區域的整合問題，從而帶動世界的和平發展，及從經濟、政治、心理文化、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創造雙贏方案，解決兩岸整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