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代的台灣書法風格
　　在以中原文化為主流的大陸主義來看，遠在外洋的台灣，自古以來即被視為蠻野的孤島。台灣在明鄭以前應該就有漢人登臨，但與大陸似乎並無太大關聯，也無文化性傳承的記載。
　　台灣的開發較晚，按照記載是在明代末年，才開始有大陸人士進入台灣開墾，中原文化於焉傳入。真正台灣與大陸的直接來往，則是明末鄭成功在驅除荷蘭人收復台灣，大舉進入台灣建立復明基地以後。但在這之前，據載已有文人入台定居，其中較具代表的是沈光文，來台時間較鄭成功來台早一點。沈文光字文開、號斯庵，曾官至太樸少卿，來台後雖生活景況不佳，但是吟詠之作甚豐，是典型的開台文化之功臣，甚受後人肯定。
而後鄭成功率領大批人馬來台，其中不乏文化之士，尤其是滿清入關之後，南明唐王曾在福州即位，為舉人才乃辦「儲賢館」及進行明代最後一科鄉試，取中兩廣及福建等地之舉人數百，他們有的追隨鄭成功來台加入反清大業，這些人可說是台灣文化發皇的主力，對台灣文化藝術發展有相當貢獻。
　　鄭成功一六二四年出生，四十二歲時過世，福建南安人，他在無力抗清之際，將部隊帶入台灣，本身雖為武將，但在詩文、書法造詣甚深，曾在台南留下一些作品。另有明寧靖王朱術桂亦曾由鄭成功之子鄭經迎請來台，寧靖王善書，運筆強勁有力，書法功力不凡。這兩位在台灣具有影響力之大人物，對於當時書風之興起，應有相當之作用。
　　有「台灣文獻始祖」之譽的沈文光亦曾與隨鄭成功來台的文人雅士如韓又琦、鄭廷桂、趙行可等人倡組「福台新詠詩社」，如無其他可資證明之史料的話，這個文人組織，就應該是開啟台灣文化之起源。在鄭成功的人馬中，陳永華在台南設立文廟，並在各地設立學校，從而使得台灣能有教育的基石。陳永華文學造詣高，書法的功力應不在話下。文化與教育的興起，對於書法推廣有直接催化的效用，在這種情形下，書法逐漸受到重視。
　　鄭成功對台灣頗有功績，而被尊為延平郡王，到台後繼續有許多忠義之士，前來擁護，這些人並不只是武夫，尚包括許多文藝之士。像記載中的徐孚遠、李茂春、盧若騰等人都是藝術上有造詣之賢者，當然也有許多渡海而來的失意讀書人，他們在台灣定居後，對台灣的文化生根有著極重要的地位。
　　從這些人士來台後所帶來的中原文化，也帶來開啟書法、繪畫與詩詞的風氣。其中尤以詩詞吟詠的推動，一直在台灣流傳，甚至到了日據時代更深入民間，有著相當好的成就，與中原詩文不分軒輊，尤其是由詩文所關聯的書法，有了不錯的發展途徑。
　　自古以來，科舉一直是書法的主要動力，許多文人為求在高中科舉，除了努力學文讀書之外，還需寫好書法，雖然科舉的館閣體抑制了書法藝術的發展，但是對於書法的普及和重要性提昇了很多。在台灣的情形也是如此，明亡之後清朝在台亦從清康熙年間開始設立科舉，在清朝的科舉中，台灣共有進士三十八人，舉人三百二十人，這些人更是台灣書壇的中堅分子。
　　明朝以帖學之風為尚，歷代雖有不同書法風格之變遷，但是大體仍以二王和晉唐之風為主流，明鄭入台及至清朝初期，書法之傳揚以大陸渡台文人及書家為主，所以仍和中原主流相同。
　　在明末清初的這段時間，渡海來台名吏和書家甚多，如謝曦、楊廷理、郭尚先、姚瑩等人都曾留下一些墨跡，對於台灣書法多少有所影響。而台灣本邑書家則以林朝英為代表。林朝英（一七三九－一八一六）台南人，營商致富，常從大陸引進書畫名作，鑑賞力甚高，其書法有「竹葉書」之特點，所寫筆畫成竹葉形，故名。書法根基甚厚，基礎穩固。
清朝時期台灣書法的發展
　　明末清初的時候，台灣並無太多的建設，直到康熙雍正執政時期，大陸逐漸昇平之後，在乾隆、嘉慶年間台灣開始有了經濟活動。文化是一切生活水準提昇及藝術發展的基礎，而維持這些文化動力的則是經濟條件。如從發展來看，書法的文書應用到詩文發表以至成為藝術，正好是隨著文化發展及經濟力的活絡而逐步形成，這段期間台灣的文化重鎮多集中在台南一帶。而後在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清廷正式於福建舉人名額中，特准在台灣錄取進士一名，新竹鄭用錫就是當年另額取中進士者。台灣雖在清康熙二十六年開科取士，但是在道光以前科舉並不發達。然而此項錄取台灣科舉進士功名之制度一開，馬上使得全台文人學子趨之若狂，大家都汲汲於名位，如此一來對於書法的推廣也造成了推波助瀾的功用。
　　總計在清朝，台灣獲得功名者有進士三十八人，舉人三二０人，以及相當人數的秀才，這些人雖然以科舉慣用的館閣體書法為主，但對書法風氣之普及，自有相當貢獻。其中進士鄭用錫（一七八八－一八五八）、丘逢甲（一八六四－一九一二），舉人陳維英（一八一一－一八六九）、羅秀惠（一八六五－一九四二），孝廉黃本淵，秀才洪以南（一八七一－一九二六）、施梅樵（一八七０－一九四九），都是本省籍在館閣體之上具有個人風格而享盛名者。他們有的在清朝造就了書法的成就，在進入日據時代後，更是引導台灣書法風格的主要人物。
　　由於台灣原本生活困苦，和潮濕悶熱的氣候，對於書法作品的保存絕對不利，也少有書法遺跡，即使在文獻上可考為書法名家，但是真正能佐以研究書法造詣和風格的作品有限，這是探討台灣書壇的盲點。所以僅能在僅存的墨跡和相關的資料中，逐步探討屬於台灣書法起源的脈絡。
　　明末鄭成功來台是一六八０年，這時全省人口僅二０萬人，歷經雍正、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幾位皇帝，對台灣均有不同程度的經營，直到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清廷因戰敗將台灣割讓日本，這時人口幾達三百萬人，台灣在二百年間人口增加了十五倍，這其中很多是從大陸渡台，他們有的居住一段時間後回去，一部分選擇留在台灣。這些人有的是台灣望族所邀請來台，不管是回返大陸或是定居台灣，許多在書法有相當造詣的前賢，都對台灣的書法發展產生影響。
　　清初在渡台書家像謝曦、楊廷理、郭尚先、姚瑩及本土書家林朝英、張朝翔等人之書法成就遺留在台島後。如果以清代中葉以後到日據以前為台灣書法發展的一個階段的話，像周凱、葉化成、王仁堪、沈葆楨、唐景崧及本省籍的前述具有功名的帖派書家和精擅碑學的秀才鄭鴻猷（一八五六－一九二０）、陳祚年（一八六四－九二八）等都在台灣書壇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其中最為出色，較有影響的則有：
　　謝琯樵（一八一一－一八六四）本名穎蘇，詩文書畫具有獨到功力，書法出入顏、米之間，頗富書卷氣，可惜並未定居台灣。
　　呂世宜（一七八四－一八五九）字西村、一瓢道人，金門人，與謝琯樵同受板橋林家之邀於道光年間來台，曾為林家購置大量書籍及金石拓本，為日後台灣坊間之書法拓本流傳開一道路，對台灣書法普及貢獻甚大。呂氏書法以隸書最精，以碑學風格入手自有風貌，台灣隸書以其為宗者甚多。並且影響台灣開始重視篆隸古碑書法，從而逐漸開啟碑學之風。
　　呂世宜、謝琯樵與葉化成三人都是板橋林家的座上賓，他們受台灣望族之邀請來台，對台灣書畫起了相當的變化，可見從前的臺省鉅賈在營商致富之外，對台灣文化上的貢獻。　
　　在台灣的書法變化中，由於與大陸交通不便，書法的演進多少有些隔閡，雖然這時正值大陸由帖學進入碑學的風格演變，但是台灣並未直接受到影響，大致仍以帖學為中心在發展。偶而有造詣較高的大陸書家進入台灣以後，才逐漸將已經在大陸蔚為風潮的碑學引進。在這一時期的書家中，前面所介紹的呂世宜就是相當重要而且具有影響力的代表人物。於是清代的台灣就在帖學書法興盛，碑學逐漸發展的情況下，一直延續到日據時期，再與由日本所傳入的六朝碑版之風相會合，使得台灣從而開始興起一段相當時間的碑派書法。
　　台灣的地理位置關係，以往與大陸關係最密切的是沿海地區，尤以福建關係最深，早期的書法發展幾乎是受福建地區書風的影響。說實在談不上所謂蓬勃發展，但是畢竟當時的台灣人認同本身是中國人。所以書法的發展一切以中原文化為依歸，我們從當時留下的一些詩詞吟詠之作，就能做為明證。可惜清廷在戰敗之後，竟然將台、澎割予日本，從此台灣必須同時身受中國與日本文化的衝擊。
日據初期的台灣書風
　　台灣從清廷割讓日本之後，成為日本殖民地，在日據的五十年當中，由於異族文化統治之下，教育與語言不同，加上與中國本土的隔閡，書法的發展雖然還是會受到影響，但在風格演變上自不同於中原。
　　要探討台灣的書法風格演變，如從年代來看僅有大約三百餘年的歷史，從明鄭成功入台帶來大陸的文化，至嘉慶、道光年間開始有所作為，一直到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日本入據台灣，這段期間是清朝統治，也是台灣書法由無到有的階段。在台灣的書法發展史上，大致受到幾股力量的影響，較重要的因素是清朝期間的科舉取士及渡海來台的大陸書家促進書風，到了日據時代則是台灣人民樂於詩詞吟詠及接受日本書風的引進。
　　在台灣書壇佔有一席之地的書家，大體分有本邑書家及渡海而來的書家，而真正影響台灣書法風潮的應是後者，他們有的是在台落戶定居，有的是任官或短期流寓台灣。他們來台後與本地文人及書家們相互切磋，共同在台灣興起書法，主要根據地先以台南一帶為起源，而後逐步朝北，像嘉義、鹿港及新竹、台北等地都成為文化薈萃之地，尤其是幾位具有代表性的望族居住之地，多能匯集一些文人雅士，影響所及，使得書法在這些地方都有不錯的推廣成就，像板橋林家就是北台灣的重要據點。
　　清朝以來，台灣的許多書家，與詩文及繪畫都有相當的關係，能詩大致能書，能畫也都能書法，從存世的一些相關作品來看，詩文最豐富，其次是繪畫，書法比較少，不過從他們在詩、畫的功力上可以看出書法的造詣必定不凡。
　　清朝由於甲午戰爭戰敗之後，經由馬關條約將台澎割讓予日本，台灣的有志之士心有不甘，在丘逢甲等倡導之下，曾在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推當時台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並且聲明在舉事成功後再回歸中國。雖然台灣人民組成義軍，最後仍然無法抵抗而淪為日本殖民地。
　　台灣人民在日本的統治之下，仍然維持相當程度的中國意識，對於中國文化之嚮往並未減弱，即使日本已經實施日文教育，也儘量鼓吹日本文化，但大多數的文人仍然以中國文化為依歸，並且極力維護中國文字，對於書法自有相當程度的推動作用。日據初期仍延續清同治、光緒年間的書法風格，這時在台灣具有代表性的本土書家，亦多以清朝遺儒為主，比較具有影響也受到相當敬重的如：
丘逢甲（一八六四－一九一二）－清末進士，曾領導台省民抗日，詩文書法俱受推崇。
羅秀惠（一八六五－一九四二）－清末舉人，精擅行草，用筆流暢，筆意境界秀逸而有骨勁，與夫人蔡碧吟均享有詩名。
鄭鴻猷（一八五六－一九二０）－鹿港秀才，各體書法皆精妙，頗得氣勢之美。
陳祚年（一八六四－一九二八）－為北台開碑學書法之先者，詩文學識淵博，為近代台灣書壇泰斗曹容之師。
施梅樵（一八七０－一九四九）－名天鶴，鹿港人，富有詩名而以帖學書風為主，為當年中部之大書家。　　
洪以南（一八七一－一九二六）－清末秀才，精於行草又以家業富裕而收藏豐盛，致能識多品高，頗富時譽。
　　而另一位清廷派來台灣擔任巡撫的唐景崧，雖在對抗日本的義舉中落荒而逃，但是他的書法風格獨具，亦頗有大家風範。而在積極倡導革命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曾在日據初期光緒二十六年來台，國父書法溫厚自然又具剛健豪邁之氣勢，堪稱書之名家。國父來台象徵意義至大，其書法風格亦多少影響台灣書壇。
　　日本據台以後科舉已不存在，原來在清末或有功名之飽學之士，無法在日本的政治體系中為官，相信他們的風骨也不願在異族之下為五斗米折腰。由於他們學識道德受到台灣社會敬重，於是成為當時的士紳名流，並且將學問投入詩詞吟詠，以暢述幽懷，而使得日據時代詩文之風鼎盛，到處常有文會之舉行，而使得書法也同時受到青睞。
　　日本原本就是以書法為傳統文化，本身也在極力的推動，從書法傳入日本之後大體都以二王書風為主流，雖然以假名書寫的和樣書法亦在日本傳統書法之林，但亦受二王流暢書風影響。這種情形到了明治維新時代，恰逢清代六朝碑版傳入日本，於是日本的書法風格大變，六朝書風興起，這種興起的風格當然隨之傳入台灣，而與台灣原本所繼承的中國書法精髓相會合，使得這兩種不同的風格在台灣掀起多元書風，豐富了台灣的書法內容，這也就是台灣在日據五十年時代的特色。
日據時代台灣書風與詩文並進
　　在日據之前的台灣，並未馬上感應到大陸風起雲湧的碑派書法，即使是呂世宜等人帶來了篆、隸碑學書法，整個台灣仍以二王書風之帖學派為主流。但是日本在清光緒六年以後，清廷派駐日本公使隨員楊守敬帶去一萬二千餘卷的六朝碑刻拓本，當時的書壇領袖日下部鳴鶴、巖谷一六、松田雪柯等人均從楊守敬處體悟六朝精髓，在名家之推波助瀾之下，廣受日本書界喜愛，影響所及，使得日本儼然成為六朝魏碑的天下，這種風潮在日本興起後，大約在民國十五年以後，經由各種書法雜誌報導引進台灣，在台灣書壇的倡導下，使得日據時代的後半期，台灣也感受到碑學書法的威力。
　　日本統治期間雖然隔絕了台灣與中國的文化來往，一切以日本的歷史為歷史，推行的是日本的文化和教育。但是日本對於中國傳統的人文哲學，卻是非常重視，尤其書法也一直是日本的文化傳統，在日本所受到的重視，並不亞於中國和台灣。對於台灣人民的書法推展具有相當影響，但是當時書法交流往來的對象卻是日本而不是中國大陸，這使得日本的書法風格間接影響了台灣。
　　據書友雜誌曾刊過研究台灣書法史的麥鳳秋小姐所寫的「日據時代台灣之書法風格與演變」一文中所記述，當年曾來過台灣的日本書家甚多，最富盛名的有日下部鳴鶴高足比田井天來（一八七二－一九三九）和山本竟山（一八六三－一九三四）。日下部鳴鶴在清末時期受楊守敬影響，對於六朝碑風之興起貢獻最大，是影響日本近代書壇的泰斗，他的門派一直主宰日本漢字書壇至今。比田井天來在戰後也一直是日本書壇的領導人物，門生眾多，像上田桑鳩、金子鷗亭、手島右卿、石橋犀水、桑原江南等人都是頂尖的大家，尤其是石橋犀水在二、三十年前曾多次組團來台交流，與台灣書家甚有往來。其他如山本竟山門生大津鶴嶺及後藤新平、澤谷星橋、茅原華山、尾崎秀真、小松孤松、鷹取岳陽等等，都曾在台與台灣書家文人有所交誼，對台灣書風或多或少有所影響。
　　整個日據台灣年代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五十年間，一九一一年是中華民國創建之年，也就是前面的十六年間是清朝，之後的三十四年間是中華民國年代。而在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件開始，日本掀起戰爭，台灣當然也免不了成為戰爭之地，這時就是日據的後面八年。這樣的變化使得台灣的書法發展，在日據晚期有所阻礙，整個書壇也相對有所起伏。
大體上在日據時期除了日本掀起戰爭，將台灣也捲入之後，前面約四十年間，在日本的威力統治下，社會治安平靜，民生尚稱安定，當時在台灣的日本政府也鼓勵推廣書法。相較於同時期，大陸歷經推翻滿清革命及北伐建國等動盪之影響，可說是書法發展的最佳時代。在日據時期雖然時有日本書家來台相互交流，但是偶而也有大陸書家來台，這時的大陸書家多以碑風為主，像廣東區建公於民國二十二年來台客寓新竹三年期間，將清人如趙之謙、吳大澂等碑法介紹給新竹地區的書界人士，受其影響者甚多。
　　由於受到清朝割讓台灣及日本文化教育統治之影響，使得日據時期的台灣？文人，心情顯得相當複雜。當時已無科舉，一輩子讀書卻無法以學問仕官的苦悶，最好的方法就是吟詠詩句。當時台灣到處有文人所組成的詩社，相互以文字酬酢，總計日據時期台灣有二百餘個詩社組織，他們在這些詩社的推動下，以中國文字作詩，最直接影響的應該就是書法。因為寫一首好詩如不能再以一手好字來襯托，似乎要失色不少。所以當時工於詩書者甚多，他們也都受到時人的推崇。如名重一時的連橫、林熊祥、駱香林、林玉書、施壽柏等人都有相當高之造詣，尤其是林熊祥不僅書法高超，還著書論書，對於書學之影響甚鉅。
　　有了詩社之興起，少不了在文字酬唱之時研究書法，於是循著詩社組織之模式，在各地方開始組成書道會之團體，在全台各地較為知名的，從北到南有基隆的東碧書道會，後改為「基隆書道會」至今。宜蘭的「八六書畫」，台北的「澹廬書道會」，新竹的書畫益精會所衍生的「麗澤書畫會」和「新竹書畫同好會」。中部地區則有台中的「善化書畫會」，「中部書畫協會」後改組為「鯤島書道會」。南部地區大致以嘉義書風最盛，團體亦多，如「書畫自勵會」、「嘉義書畫藝術會」、「嘉義書法會」等等。除了這些台人自組的書法團體之外，日本人在台亦曾組織台灣書道協會、日本書道振作會及戊辰書道會等，都曾舉辦過相當規模之書法展和比賽，對台灣書法之推展有相當助益。
　　除了這些在地方上具有代表性的書法團體，在各地多少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書法團體在從事推廣工作，尤其是北部地區書風漸盛，在淡水的華光書道會、竹南的南州書畫協會、三峽的湧津書道會及台北的南樓書道會，大多在民國二十年代以後相繼成立。
　　在為數不少的書法團體中，有的是書與畫兼營，純屬書法研究的團體中，基隆書道會及宜蘭八六書會，對於魏碑書風之提倡貢獻最大，尤其基隆書道會在國民政府進入台灣之後，仍然相當活躍，與當年隨國民政府入台的許多書家相互切磋，甚至共同發起成立中國書法學會，至今仍積極在推動書法，對台灣書法之推展貢獻甚大。
傳承台灣書風的書家
　　日據台灣五十年，並未完全埋沒中國的傳統文學和藝術，詩文和書法就保存發展得相當好。當時雖然日本極端統治人民思想，也希望台灣人能夠皇民化，在教育上以日文和日語為主，但是事實上民間過的仍是自我文化的生活。台語並無絲毫沒落，而讀書人也沒有忘記自己是中國人，所以漢文學仍舊在台灣民間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許多有志之士在書法的發展上，仍以漢字書法為主，並未導入日本的假名書法，所以在清朝所興起的碑學風，經由日本再傳入台灣以後，雖然較大陸晚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在日據晚期同樣在台灣書壇掀起了漣漪，也打破了長久以來以帖學為主的書法風格。
　　在台灣書壇活躍而且繼續自我的成就，進入台灣光復以後的台灣書壇的人很多。他們雖然在日據時代成長和受教育，但是反映在書法的功力和風格上，則完全沒有日本風貌，而是純然的中國書法，所以他們很快能夠和國民政府遷台，大約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後渡台的書家匯合，共同又在台灣撐起一片天。
　　日據時期的書法發展除了社會安定，崇尚中國傳統文化的有志者之熱心參與外，印刷發達使得一些古典書法碑帖或是相關資料得以通行，以及各種文房用具的供應不缺，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因素。
　　如就書法風格和成就來論，其實台灣的書法地位絕不如大陸地區的發展，即使到了日據時期，還是無法與日本本土的書法發展成就相比。就以大陸所遺留書法勝跡，到處是書法刻石或是建築中，張掛書軸所佔的地位來看，台灣則少見書法名刻，也少有書法的墨跡流傳。在台南的南門將一些清朝以來的碑刻收集起來立為碑林，但是所見到一些碑刻無論是什麼用途，精品甚少，似乎難與大陸的書刻碑石相比。
　　較能看到書法遺跡的，應該是廟宇裡的對聯作品，由於台灣本土一向重視宗教信仰，尤其是民間信仰所建立的廟宇都很堂皇，有些較重視文學藝術的廟宇會邀請名流或是書家，撰寫聯句書寫後刻在柱上或是製作匾額。這些作品有的很精美，書法功力也不弱，間有名家作品，自然形成台灣書法的一部份，非常具有特色。
　　長久以來在台灣所看到的書法發展，大抵還是文人的作品，在日據以前的清朝以科舉所發展的書法為主，到了日據時期則以詩文吟詠酬唱之風格為主，這就是台灣書壇籠罩在帖學之風的主因。這種現象一直到了民國三十年後的日據晚期，由日本傳來碑風之後，經由基隆書道會的大力提倡，使得情況有所轉變，可惜當時戰爭已起，基隆書道會迫於戰亂及盟軍轟炸之影響，在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停止會務，在詩報上定期刊出的書道專欄也只能停刊，如非戰禍台灣在碑學發展方面將更為堅實。
　　在日據時期推動書法，影響台灣書壇的本省人士很多，像旅居美國舊金山，剛過世的林耀西先生及住在台北高齡百餘歲的陳雲程先生等人，他們都是台灣書法從日據時代，發展至今的見證，非常值得我們尊敬和請益。而有更多人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才逐漸凋零相繼謝世，如就台灣各地區及年齡之前後，有資料可尋從北到南值得介紹的如下：
李逸樵：一八八三－一九四六，書法出入晉唐各帖，愛好使用中鋒運筆，作品甚為內斂。
曹　容：一八九五出生，享壽一百歲。
林熊祥：一八九六－一九七三。
張國珍：一九０一－一九六０，早歲精於二王帖學，而後受廣東來台書家區建公影響，涉及碑版之風。現在新竹地區許多招牌，張書作品甚多。
林成基：一九０八－一九六二，號秋陽，為基隆書道會創起人之一，曾負笈東京，遍臨各體碑帖。
康灩泉：一九０八－一九八五，宜蘭頭城人，工書善畫，初臨唐宋各帖，再臨摹漢魏六朝諸碑，而且大力提倡碑風書法。
李普同：一九一八－一九九八。
施梅樵：一八七０－一九四九，名天鶴，與鄭鴻猷並稱當時鹿港之二大書家。工詩文精擅帖學書法。
施壽柏：一八九三－一九六六，原居鹿港，後遷至台中，書法精善漢隸及魏碑，致力書法提倡，曾創立中部書畫協會，後改組為鯤島書畫會。
蘇友讓：一八八三－一九四五，專擅六朝魏碑，據傳曾練鐵筆法。
張李德和：一八九二－一九七二，嘉義人，工於詩書，為赤崁女史蔡碧吟之後的一位女性書家。
駱香林：一八九五－一九七七，為日據以來難得之精擅詩書畫三絕的名人，書法風格清秀飄逸。
　　日據及進入台灣光復以後之台籍書法家很多，絕不只以上幾位，可惜不易找到作品，也少有系統的整理。台灣書壇在清朝傳入、經由日據時期的發展，雖然沒有多麼偉大或超越前代的發展，但是畢竟將源自中國的書法，能在海島一隅延續下來，實在不容易。而真正大鳴大放的書法發展，則是台灣回歸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遷台帶來中原主流文化，及早有相當成就的大陸書家相繼渡台，豐富了台灣的書法人文，開創有史以來最為多元發展的書法風格。
台灣光復後的書法發展
　　台灣書法在日據以前，雖然始終維持著中國書法傳統的脈絡在發展，但是並未能成為書法發展的主流，論成就當然不及中國大陸。就發展上來看，受到影響最大的因素，在清朝是科舉制度，讀書人為求取功名，而努力於書法的精練。到了日據時代台灣已無科舉功名可以追求，讀書人轉而寄情於詩文，進而促成書法風格的建立。
　　日據的五十年，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台灣人民畢竟是中國人的血脈，即使受到日本文化教育的侵蝕，卻仍然堅持中國的文化傳統，雖然以詩文結合書法的帖學為主，但是文風及書風之盛並不遜於前清。到了日據晚期從日本輾轉傳入的碑學書法，為台灣婉約的書風注入新意，進而開啟台灣光復之後，所逐漸形成的多元發展。
　　日據晚期由於台灣捲入戰爭，受到戰禍的波及，無法平靜的繼續發展書法。不過這段中空時間並不長，很快的由於日本戰敗，國民政府光復台灣。使得台灣能夠在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從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後重回中國的文化體系，隨後中央政府在民國三十八年遷台。這是中國政治史上相當重要的轉捩點，在書法的延續上也有了相當的變化，從此中國書法在臺海兩岸各別發展。不僅是經濟、政治的差異所產生的不同，在教育及正體、簡化字使用的差別，也使得兩岸有一段時間互不清楚，而有不同的書法風格在發展。一直到台灣終止動員戡亂，開放前往大陸才再相互交流，就時間上來看兩岸書法交流之中斷期間約為四十年。
　　中央政府在台灣光復之後很快就播遷來台，在大陸已有相當成就的人士及政府人員大舉入台，許多人都是文化的菁英。其中不乏在書法已有相當成就的書家和學者。他們初到台灣由於習慣不同，也有即將返回大陸的期待，一下子難以融入台灣的生活。而在台灣原本已經習慣日式生活的在地書家，同樣也是無法適應新的文化環境，尤其是語言溝通的障礙。這種情形從民國四十年代前後的書法發展可以看得出來，並無多少進展。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所編的台灣省通誌中美術部門的記述，當時不管是省展或是其他的展覽，甚至美術家的介紹，都無書法相關的記錄。再以國民政府遷台初期，在台厲行反攻大陸政策，當年許多文化措施都是配合政策在發展，書法作品多以政令宣傳的內容或是蔣公嘉言為主，很多是政策導向的抄寫內容，較少有個人風格和藝術的表現。
　　當然以政治的情勢，當年書法的應用配合當時的環境，實在是無可厚非，畢竟國家的重要性遠超過一切。所幸局勢的變化讓台灣的各種文化藝術隨著民主的發展，開始展現新機，進而到了現在能夠普遍興盛而且多元的發展起來。
　　針對台灣光復之後的五十年發展情況，做一概略介紹的話，大致可以分為三個主要時期。第一個時期大約是民國六十五年之前，第二個時期是廢止動員戡亂及人民團體法實施之前，第三個時期則是在這之後至今。
　　書法風格的變化要完全以某一年限來劃分並不恰當，尤其是台灣書法還正在發展的階段當中，要就學術的探討來說明其演變並不適宜。僅能就書法在當前發展的情況加以敘述。如以民國七十年前後為第一、二期的劃分，主要是針對政治和經濟的因素。而人團法的實施使得台灣進入另一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台灣地區解嚴和大陸來往的解禁，使得人民思想開放，影響到書法創作上所獲得的解放感，促使書法進入與前不同的發展。
　　從台灣光復到民國六十五年以前，大約三十年間，台灣大致在經濟情況不佳，人民生活困苦的階段，加上政治的因素，以及組織社團的限制，使得書法的發展並無多大的成果。最大的轉變應該是大陸渡海來台的書家，與台籍書家的互動。
　　在大陸來台的書家中，最有影響的應推于右任先生，它不僅是當時的黨國大老，擔任監察院院長，更以精湛的書法造詣，很快在台灣掀起于書風潮，他的碑體基礎所融合而成的書法風格和整理草書所創起的標準草書，都在台灣的書壇造成相當的震撼。于先生來台已是晚年，書法風格之純厚被喻為當代的第一人，雖然在民國五十三（一九六四）年以八十六歲高齡謝世，但是對於台灣書法的發展至今仍有相當影響。
　　除了于右老以外，來台在書法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當推吳敬恆先生及溥儒（心畬）先生等人。除了他們在書法的成就外，更重要的是本身的身分。吳敬恆先生來台後沒幾年，於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以八十九歲高齡過世。由於他曾任國民大會代表及監察委員等，是德高望重的黨國元老，所以他在書法的高超功力，在政治力高於一切的時代，更是受到相當的推崇。而另一位有影響力的溥儒先生，不僅書法高妙在詩文繪畫上成就亦高，堪稱來台詩書畫三絕成就最高之藝術家，溥先生是前清末代皇帝溥儀的堂弟，具有王孫的身分，來台後受到相當的重視。溥先生在民國五十二年過世，雖然畫名高於書名，但是對於台灣書畫藝術水準之提昇及普及，具有相當影響。
　　在大陸已經有相當成就的書家來到台灣後，大多已經是中年甚至老年，他們的書法成就在大陸時期即已受到肯定。在以往的台灣根本少有這樣成就的書家來台，所以很快受到重視，也逐漸影響台灣書壇。可惜年齡較長的多在民國六十年以前凋零，這些人當中如董作賓先生帶來台灣以往從所未有的甲骨文書法，及金石書法大有成就的高拜石和丁念先等人甚為突出。
　　台灣光復、國民政府遷台以後，由於民生凋蔽，在經濟環境不好，大家日常生活所圖的是如何能夠溫飽。在這種情形下不太可能去注意書法的存在和發展。當然這個時期不僅是書法，其他傳統文化大多是相同的命運，這也就是大約在民國六十五年以前書法難以發展的原因。
　　雖然書法並不容易有所發展，但是隨著中央政府渡海而來的大陸書家，台灣的書法依舊有些許進展，像台灣以往難得見到的甲骨文書法和金石書法，就是由渡海而來的書家所帶來，不僅是古文字書法，其他各種不同於以前的書風，都為台灣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榮景。
　　除了隨軍隊而來的百姓以外，當年能從大陸來台的都是具有財力或是政治力的人物，許多有機會來台的上層社會和知識分子，他們原來就對於傳統文化有相當的造詣，其中尤以當時的資深中央民代為代表。他們來台以後有著極高的地位，平常的公務也不像今天的民意代表有選舉的壓力，和為選民服務的重任。於是在生活不虞匱乏的情形下，自然形成一股熱衷書畫詩文的力量。他們有的本身具備極高的文學和書畫藝術素養，有的則與名家交遊，積極參與書法等傳統藝術的延續。所以在台灣一切為著反攻，而難在生活上有所提昇的時代，渡海而來的書家和中央民代等人，的確做了大家所意想不到的貢獻。
　　像早期的由資深立委周樹聲先生等人所創辦的甲辰詩書畫會，成立於民國五十三年歲次甲辰，當時就是由許多資深民代和知名書畫家等人所組成，一直到現在這個團體還在活動，對於傳統書畫的維護具有不可抹滅的地位。
　　在當時台灣書家中首推曹容先生的獨到書法功力，他在日據(1929)時期所成立的澹廬書會，在光復後仍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從遊者眾多而且各有所成，由曹先生所指導的基隆書道會，運用團體的力量也有積極的作為。該會同仁與大陸來台書家相互交流，時常有規模甚大的書法展，甚至還辦過國際交流展，對由日據時期銜接到台灣光復以後的書法發展和風格的融合，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在大約民國六十五年這一時期之後，台灣已有經濟成長的跡象，各種文化藝術也開始動了起來，書法當然也不例外，比較明顯的像省美展及全國美展中的書法項目，很受到大家的重視，許多希望在書法有所發揮的人，也都極力想從各種管道去獲得肯定。
　　這段時期有許多原本在日據時代已有相當基礎的書家，與大陸來台書家的互動已然成熟。於是各種書法展相繼舉行，書法團體也在嚴格的法令管制下，逐漸設法成立，尤其是教導書法的老師增多，書法聯誼性的團體開始成立。在大陸書家與台籍書家已經融為一體，共同為中國書法的延續發展而盡力的時代，有好幾位書法家值得我們特別景仰，他們不僅自己孜孜不倦於書學的鑽研，更是努力犧牲自己的人力物力和時間來推展書法，與一些只願意充實自我，所謂不問世事的書家，有一層更令人尊敬的執著。
　　在這一時期前後，長期貢獻於書法推展的前輩，大陸書家應推李超哉先生，台籍書家則為李普同先生。李超哉先生書法功力深厚，即使曾中風而行動不便，但仍創作不斷而且具有相當獨特的風格。李先生受到書壇津津樂道的不僅是個人的書法功力，更重要的是他長年為著書法所貢獻的心力。
　　李普同先生(1918－1998)在書法上的功力，是由日據時代所打下的基礎，再融合投入于右任先生門下之後所體悟的書學，屬於典型將台灣書風與大陸傳來書風融合而開創新局的大書家。李先生不僅書法功力受人推崇，他在教學、培植後進所做的努力，直到現在仍有相當影響。除了積極於傳道之外，李先生只要是有推展書法的機會，必定是不計代價積極前往，特別是他從日據時期開始與日本書界來往的關係，使得他從台灣光復以後，一直是中日書法交流的巨擘。由於他在書法推廣及教育的貢獻，在前年年初過世時，經由中華民國社區書法推動委員會主任委員、考試院院長許水德先生及書法界的中華民國書學會會長張炳煌先生等人之報告，而蒙李登輝總統頒發褒揚令，對李先生來說的確是實至名歸。
　　在政府廢止動員戡亂時期法及頒布人團法之前的一段時期，其實書法已經從式微逐漸發展起來，也使得了許多有成就的書家，能夠受到重視，像王愷和先生、謝宗安先生、朱玖瑩先生、莊嚴先生、臺靜農先生、王壯為先生、馬壽華先生、程滄波先生、彭鴻先生等人早年積極指導後進，影響甚大的王靜芝教授，居住中部的呂佛庭先生，和大陸、台灣兩邊住的陳其銓先生等人都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其中尤以已經往生的王愷和先生、謝宗安先生教導學生眾多，很多是當代書壇的中堅，令人印象深刻。
台灣書法傳承，應是一部台灣書法的融合史，整個書壇是前清以科舉官宦為主的渡台書家、日據時期的日籍書家及書法教育，而國民政府來台後則是渡台書家，他們與各個時期的台灣本邑文人書法相融合，雖有所謂碑學與帖學風格的論述，但卻不是非常的明確。從歷史的各時期，我們很清楚可以看出從一六六一年明鄭引入中原文化開端，一直到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讓予日本，前後的二百四十餘年間，是中原文化的延續，但卻是本邑文化與大陸書風的融合，表現出來的書法風格的與大陸中相近，但明顯比較少受到清朝中葉以後所發展的金石書風。而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據時期，則清楚反映了日本教育文化所融合出來的台灣書風，許多本地書家的基礎為日式的書法教育，他們的風格繼續延伸到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以後，有的人至今仍健在。國民政府來台至今的五十餘年，是渡台書家與本地書家的大融合。而現在台灣仍稟承既往的融合特色，順應時代多元文化特色和社會背景，正朝著繼續傳統書法的傳揚、開拓新的書法藝術境界和積極推展社區普及風氣發展等三個方向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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