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今論及婦幼安全議題時，國家已明文立法保障，如 ” 兒童與少年福利法 ” 與 ” 家庭暴力防治法 ” ，此法立意是在做法律性積極之保護，多有賦予國家公權力介入家庭與婦幼保護之正當性，然而法律卻是情理法中最消極的最後一環 - 保護概念，另有人認為這卻是公權力與國家意志實施的積極概念，此種爭議在於保護的力量在必要時，能否積極的被執行。是的！我們確實需要法律在必要時，能將保護的力量可以毫無猶豫的呈現其意志，但若從家庭系統的概念來看，完成了保護的功能之後，如何嘗試修復其家庭關係，尚需更積極的引進對於家庭系統的整體性尊重，以及學習尊重每位成員的感受，才能將介入做的更完善，而非單純的將加害者或迫害者予以敵視與懲罰，無法修補其家庭關係。

　　婦幼安全的保護，一般做法在於保護較弱勢的一方，而對於所謂的加害人，多予以大加撻伐及嚴加處罰的態度，以刑法的罪與罰的概念來看，原本無可厚非，但所謂的加害人並非只是個迫害者的角色，而是與被害人是有婚姻夫妻或親子的親密關係存在的，所謂的犯行在處罰之後，兩造之間的關係仍是存在的，在國家公權力的暫時介入後，除了安全的維護之外，親密關係的議題卻才是長遠的，若能關照到此議題，才能真正的追求長遠之婦幼安全的維護，也才能真正的尊重到兩造雙方的對於關係的期待與感受。

　　在近期婦幼保護與安全的議題上，會逐漸強調賦權的概念，也就是在人身安全的問題處理之後，仍需尊重被害人能自我決定的能力，所謂的弱勢者在長期被迫害下，協助發展當事人學習重新尋回自我，以及拾回自身做決定、學習嘗試與改變，這樣的歷程是在讓當事人選擇，從他人保護進展到自我保護，並學習重新看待親密關係，產生新的感受與意義，更能有新的對應調整，不再是個弱勢者，但也未必就一定會產生關係的 結 構，有些時候反而是關係的重新建構，使親密關係有了新的正向連結，這就是我們對於婦幼安全，運用國家公權力介入後，期待能產生關係的長期質變，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但對於加害人的部份，除了罪與罰之外，也期待能產生更多的深入理解，因罪與罰的概念有時未必能產生新的學習，當加害人主觀認為被處罰是不公平的，或是偏執的，其所產生的憤怒，在不能輕易切斷的親密關係上，或者不易改變的僵化互動上，憤怒可能會衍伸更多的暴力或凌虐，使得婦幼安全保護被打了折扣，甚至關係更形惡化，產生更多不符期待的負向後果。故重新理解加害人的角色與問題，實為在此部分工作的重點，暴力行為是不能接受的，但動機與衝突的出發點，往往被忽略了。因此我們在這裡提倡重構的概念，對於所謂的加害人的理解，能夠從角色的社會塑造歷程去理解其行為的意義，也能引導當事人重新理解自己的困境，學習選擇較為適當的行為模式，甚至重新審視自己在親密關係中的處境之危機，嘗試認錯與修補，進而能幫助自己改善現行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