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統計，從民國九十六年到九十八年九月間，光是檢警等機關向電信業者調閱的手機或市話通聯紀錄，就多達220萬筆，申請調閱案231萬件，而這些還不包含個人申請的通聯紀錄1。根據統計，2004年台灣各地方檢察署共核發17,554張「監聽票」，監聽了129,396座電話，被監聽對象為71,191人。以島內2300萬人的比例而言，平均每323人中就有一人被監聽2。這僅是官方數據，而檯面下，更多非法監聽仍不斷在發生。

　　在『竊聽風暴』這部電影當中，『獻給好人的奏鳴曲』是由一個受監聽人寫給只知道探員編號的監聽者的書。他稱呼一個受政府支使來監控他生活的人為『好人』。可惜的是，作為一個電影的讀者，我們無從得知所謂『好人』的定義之於受監聽者是什麼。電影中，受監聽者的生活遭觀察、控制，但其實並沒有影響他自身自由意思決定的形成、他也不曾認識到正在進行中的監聽。監聽者也未遵守國家賦予他的義務，而依自己的決定選擇了情報的處理方式。他們各自失去了又得到了什麼，只能從最後隨著竊聽線路卸除下後、被分割得凌亂破碎的房間景象裡，尋找一個沉默的答案。

　　隱私權係憲法所保障之權利，然而憲法僅為準則性之指標，如何在社會中具體實行，須仰賴相關法律的制定。歐洲人權公約第八條規定，個人之私人生活、家庭生活、居家及通訊須受保障，除非為保護民主社會所需要，否則不得侵害之。然而，對於私人生活、通訊之定義為何？在台灣被警察調閱頻繁的通聯記錄，是否亦在通訊之保護範圍內？得一方同意之監聽，其合法性為何？在辦公場所、公共區域之談話、舉止，是否包含於私人生活？監聽之後所取得之錄音，是否為隱私權之一環？隨著日新月異的科技，網路電話及電子郵件的監看又該如何處理？法律之制定是否來得及應付快速的社會變遷？

　　歐洲人權公約係超國性的憲法，然其具體落實仍仰賴各簽約國之內國法。歐洲人權法院藉由長久以來之判例，形成嚴謹而完整之審查結構。內國法必須通過該審查結構之要件，才能被視為其干預具有正當性，否則將會遭到敗訴判決。對於邊際案例，例如上述的通聯記錄、聲紋比對、得通訊一方同意之監聽等等，歐洲人權法院亦藉由判決表明其立場。相較於台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以及實務判決，其保障密度皆遠不如歐洲人權法院。另方面，最近個人資料保護法三讀通過，惟其規範密度與歐盟相關規定比較，尚非完備。

　　歐洲人權法院作為各歐洲聯盟會員國適用法律原則的最高指標，歐洲人權法院必須藉由個案，將法院的陳述轉化為最高指導標準。其中基本人權公約作為一個既存的、奉為最高指導原則的「標準」，然而它的內容並不絕對。尋找標準是個不斷切割與填充的過程。在號稱沒有標準的後現代社會裡，定義出一個具有規範力的標準，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國家藉由監聽行為所欲保護的事物，究竟應該符合誰的正義？保護個人「基本人權」後所得到的利益，又應該和什麼比較？通訊監察的合法性，形同立法者和法院的價值取捨得出的結果。在研讀相關文獻時，再再體認到作為一個初學者，我們切忌以囫圇吞棗的態度面對任何經過價值取捨後的結果。在動態多變的人類社會當中，我們仍在覬覦著想得到一套普世信仰的標準，以作為我國法之參考依據，或許歐洲人權法院某程度可作為指引之方向，期許我國未來人權保障之規格能更加與國際接軌。

1 資料來源：華視新聞 2010/3/18 每天調閱2200通 1/2台灣被監聽。
2 資料來源：世界新聞報 http://big5.cri.cn/gate/big5/taobao.cri.cn/2201/2005/11/25/1425@7962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