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進入工業文明社會是早於東方社會許多的，故在19世紀中就開始產生有關工業文明對人類社會衝擊的省思。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在對資本主義工業生產過程的觀察中，就提出「異化論」，此論點意指在工業化社會的工人失去對自己工作的控制能力，從而失去對生活及自我的控制。工人們為了生存而工作，工作時不需用腦思考，只是一直重複機械化的的工作過程，以致心靈空虛、精神麻木，工人不再是以自主的方式存在，簡言之就是被商品化與工具化的存在。

　　台灣社會在50至60年代由農業社會進入一個工業化的社會，在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卻也逐步改變了「人」的價值與意義。商禽在1966年寫下的〈鴿子〉一詩，就反映了這樣的社會狀況：「在失血的天空中，一隻雀鳥也沒有。相互倚靠而抖顫著的，工作過仍要工作，殺戮過終也要被殺戮的，無辜的手啊，現在，我將你們高舉，我是多麼想──如同放掉一對傷癒的雀鳥一樣──將你們從我雙臂釋放啊！」（節錄）此詩中所述「失血的天空」就如同指一個強調工業生產卻無人性關照的社會，「一隻雀鳥也沒有」則是指人的自由意志已然喪失，而「工作過仍要工作」、「殺戮過終也要被殺戮」便意謂著人們為了生存，只得不斷工作，並且在此激烈競爭的社會，必須接受這個弱者無法出頭的事實。這就是現代人生活的實際面貌。故而商禽在詩裡最終希望讓「手」能從雙臂釋放、能像一隻鳥兒自由飛翔。但商禽微小的呼聲，卻是無能去改變這個加速向前邁進的社會現狀。

　　而中國大陸則是在近十餘年，才快速地、大舉地進入工業化社會，富士康就是個有數萬名員工的超大型工廠，當中的員工都是在仔細分工下的一個勞動者，工人的工作被強迫在生產線上的某一環節，每個人都被限定住了活動範圍，而被剝奪的自由，使人極易喪失了自我存在感，連帶也對自我價值產生質疑。

　　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曾就「自殺」做出分析：「他們在思想中造成一種幻影，自己則成為幻影的奴僕，從而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幻影，於是與外界更加隔絕，甚至把自我也拋棄一旁。」涂爾幹直指自殺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而這種現象之所以增多，即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分工的變細所造成的社會病態。所以這當然不是唯有富士康工廠的工人才會產生的情形，只不過自殺事件，才引起人們的注意，而這更應被視為一種警訊--在強調努力往已開發社會邁進的同時，有什麼地方是應該更值得人們去關注的？

　　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重要關鍵，是人能保有其自由的意識，但在追求讓社會更進步、更繁榮的政治正確的目標下，卻要捨棄做為一個人的本質，這原非是人們所預期到會發生並能接受的狀況。但這一切卻已是造成的事實，如今，要如何脫離這樣的窘境，也唯有依靠人們的智慧，要努力在進步社會與尊重人自身存在價值的中間取得平衡，而這才是一個真正進步與文明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