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個在中國大陸的禁忌政治議題，一向是檢驗當前兩岸政府對於民主人權普世價值接納與信守程度的測試劑。我們必須坦誠以告，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從不抱持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縱使我們仍期待人性超越權力而能帶來奇蹟。我們對於中國國民黨也不具有信心，畢竟它曾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實施過白色恐怖統治，對於中共的暴政惡行，它最了解，但也因為心虛有愧神明，或者兩岸權貴交結，而最願意給予「體諒」。

　　臺灣人民曾經反抗過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曾經在戰後與中國大陸人民共同向國民黨黨國爭取民主，也曾經不分族群、軍民一體地在東海和臺灣海峽浴血抵抗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黨國的侵略，現在，臺灣人民正以臺灣海峽為天然防線，以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家主權為法律防線，為自己、為中國人民、為受中共壓迫的弱小民族，也為全人類的文明，守護住民主與自由價值的最前線。臺灣人民為打造憲政民主的主權獨立國家所做的種種努力，何嘗不是一個世紀以前孫中山、梁啟超、章太炎、陳季同這些中國民主化先行者理想的延伸，又何嘗不是半個世紀以前政治協商會議和平建國理念的逐步實現，臺灣人民要用自己的經驗向中國人民證明，在具有中華文化成分的土壤中，汲取吸收人類文明的養料，仍然可以開出民主的燦爛之花。

　　今天凌駕於中國大陸人民之上的黨國威權統治，就在二十年前，也曾經宰制著臺灣人民，臺灣與大陸一衣帶水，兩岸人民同文同種，中國大陸人民惡劣的人權處境，舉今之世，只有臺灣人民最能體會。中國大陸人民二十一年前未完成的民主革命，六月四日夜裡北京屠城裡無數市民與青年的犧牲，曾經深深觸動著臺灣人民的心絃，促使臺灣人民從中華民族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政治神話中猛然覺醒，也更加堅定了國民黨黨國加速統治正當性向下轉化的決心，而這事實上就是六四隔年臺北中正紀念堂野百合學生運動成功的社會心理基礎。六四是一個歷史的分水嶺，此後，臺灣大步邁向民主，通過修憲和國會全面改選乃至於總統民選，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而在中國大陸，則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保護不了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人權，在六四鎮壓中崛起的新統治集團，則變本加厲地以權換錢，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以社會主義法制為統治工具，大肆榨取勞動群眾的剩餘價值，成就自身成為新階級。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國崛起的奧祕。

　　正因六四迫使鄧小平重新展開權力佈局，因而造就了以江澤民和李鵬等人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人，他們必須肯定六四鎮壓決策、鄧小平路線與一黨專制的優越性，才能維護自己權力和利益的正當性，因此，他們無不盡其全力地打壓愛國民主運動，對政治異議者加以隔離、刑殺或人格屈辱，從政府檔案、教科書、媒體、網絡、街談巷議中全面去除胡耀邦、趙紫陽、朱厚澤等一代人為中共尋求體制改革的種種努力的遺跡，抹去人民對於六四未完成民主革命的任何記憶，更以激化民族矛盾和兩岸衝突的方式，綁架中華民族主義來鞏固政權。

　　美國總統柯林頓（William Clinton）在一九九六年臺灣海峽導彈危機後，積極對中展開交往政策，逐漸導引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出六四後被西方國家圍堵的困局，一九九七年與一九九八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完成簽署〈國際人權憲章〉，對國際社會公開承諾遵守普世人權價值，並與歐美大國進行密集的高峰對話，二零零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加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與國際秩序 ，並在聯合國內承擔了更重要的安全責任，而一九九三年修憲確立市場經濟體制、強調多黨合作政治協商，一九九九年依法治國入憲，二零零四年人權入憲，則顯示六四的理想在緩步地實現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仍欲走出六四的陰影，並願意緩和其與國際社會在人權與民主價值上的對立。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三年胡錦濤等第四代領導人梯隊陸續就位，以民為本論和和諧社會論的提出，則在為人權法治的建設從事理論的鋪墊。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崛起，小康社會的到來，為維權運動提供了後勤資源、法制則為維權運動提供了武器和戰場。舉辦二零零八年北京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和二零一零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是胡錦濤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帶向文明大國的國家形象行銷工程，世人皆知，京奧於二零零一年的成功申辦，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出包括改善人權、新聞自由及環境保護等多項國際承諾為其條件的，二零零九年四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看似京奧國際承諾的滯後履行，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共內部的既得利益集團總深恐利益與權力受到威脅，仍持續祭出各種維穩和所謂反恐政策來欺凌受害者與弱勢群體，從網際網路言論的嚴密控制到司法的迫害，從思想、出版的管制到異議者的流放、監禁種種，不斷地替中共在民間蓄積反抗的能量，更形同裹脅中華人民共和國背棄其在國際上的誠信。

　　 六四的本質是反貪腐、反官倒、爭取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愛國學生運動，其信念和訴求，完全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長遠利益，嚴格說來，六四屠城是一次變相的政變，反映的是中共高層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而以學生和市民作為祭品。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當年便曾經陪同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與學生對話。當前中共的第四代領導人，並未參與六四鎮壓的決策，甚至連江澤民本人也沒有，他們個人並不需要為六四鎮壓背負任何責任。然而作為國家的領導人，如果他們要帶領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出歷史的傷痕，則他們就需要有政治家的智慧謀略與勇氣擔當，在法制和政治處置上做好充足的準備，來為鄧小平等前代領導人的錯誤決策承擔起解決的責任。這是不世的功業，足以名垂青史，萬古留芳，機會正在他們的眼前手裡。確實，這是一個相當艱鉅的社會工程，除非中共高層下定決心，由上而下推動平反，否則龐大的黨政官僚組織，是沒有能力去改變其組織惰性，來否定自己強硬執行達二十年的政策與立場的。因此中共二零零八年三月鎮壓西藏自由運動、中止藏中對話，六月鎮壓〈零八憲章〉運動並逮捕發起人劉曉波、二零零九年七月鎮壓新疆維吾爾暴動，二零一零年一月谷歌不堪中共網路監控，宣布將伺服器撤出中國，其他如籌辦京奧與世博過程中基於公共建設和維穩的需要而對於人民財產與自由權所造成的龐大人權災難，以及各地層出不窮的官民衝突，都深刻地反映了中共僵化的黨政官僚組織，面對高速發展變遷的社會結構的那種色厲內荏、束手無策的窘狀。而這也說明了，胡錦濤上任後，透過雄厚的國家資產和現代科學技術，所擴大建制的國內安全保衛和公共信息網路安全監察系統，並無法根除中國大陸的社會矛盾與民族衝突，中共不可能單憑自己的鎮壓國家機器來維持社會穩定或統治正當性的，它還需要民間和民族力量的信任、支持與合作，而只有通過真誠的和解與對話，它才能開啟真正通向社會和諧與和平發展的大門。

　　於是，六四成為一種政治開放與信任的指標，反映的是中共領導人的信心、善意、勇氣、能力和決心。也正因如此，六四也成為一種國際社會領袖理想性與道德強度的指標，考驗其是否能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接觸交往中，仍能不畏其武力的誇炫和不淫於其經濟的誘惑，堅持民主與人權的普世價值，對中國大陸人民的人權處境表達關懷。我國以人權立國自許，雖然被排除於聯合國體系之外，我國仍批准了〈國際人權憲章〉，並通過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對六四國殤表達悼念與關心，是我國對於中國大陸人民的道德義務，而其意義尚不止於此，表達對中國大陸民主人權的堅持與對追求民主人權人士的支持，還具有我國國家發展與安全戰略上的考慮：第一，在中國大陸內部與海外建立廣泛同情與支持中華民國和臺灣人民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拖延和消耗中共吞併臺灣的野心和行動。這有利於在兩岸對峙中，在中共政治軍事經濟強勢壓力下的臺灣的安全；第二，未來中國大陸民主化後，臺灣會因為曾經給予支持，使民主中國成為民主臺灣最親密的價值同盟，中國大陸不再是臺灣國家安全的威脅，臺灣人民則將可以真正實現自決的權利，而臺灣人民的自決結果，也將會得到民主中國的尊重和祝福。馬英九總統打破六四紀念慣例，說明了國民黨政府在政策上的短視和財團在馬政府政策中的影響力，放棄對於中國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的精神鼓舞與支持，等於是為中共減輕民主化和社會抗議的壓力，使其有可能有更多精力投入其對臺灣統一戰線工作和統一計畫，也使其有更多精力可以用來壓制民運，既不利於臺灣主體性的追求，也不利於中國民主化的進程。這是完全不利於臺灣國家安全的。其次，是自請殊遠與未來民主中國的關係，使臺灣沒有機會從超越民族主義的民主價值，和中國大陸海內外的進步力量進行相互的理解與合作。而對於國民黨而言，更是放棄他們對於中國大陸人民的道義和政治責任，乃有愧於該黨的三民主義民權主義意識型態和臺灣內外的政治支持者。

　　儘管中共黨國威權體制仍未見任何鬆動的跡象，但我們也注意到中共領導人微妙的態度變化。溫家寶在今年四月十五日於《人民日報》發表專文〈再回興義憶耀邦〉，胡耀邦是中共思想與作風自由開明的前領導人，六四天安門學運就是起源於學生公開悼念他的行動，溫家寶公開紀念胡耀邦，絕非單純的個人行為，而是中共領導人對於胡耀邦理想主義的肯定，縱使胡耀邦曾犯下了他們所認定的重大政治錯誤。我們期待中共也能以同樣的態度，對於六四學運的本質給予公開肯定，而以此打開社會和解的契機。

　　我們並不樂見中國大陸在自由化的過程中發生社會的劇變，這將會衝擊到整個東亞地區的安定，也會為臺灣帶來戰亂的恐懼。因此，我們毋寧更期待透過適當的兩岸人權對話，提醒中共落實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國際人權憲章〉上對於實現其對於民主人權所做過的一切承諾，這不僅是中國大陸人民應受保障的法律人權，也是在中國大陸工作、生活的臺灣人民最好的投資保障和國民待遇優惠。職是，我們希望中共能優先貫徹依法治國，裁撤箝制與指揮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辦案的各級黨部政法委員會，讓司法獨立，使之成為制衡黨政的機制、人民權利的守護者和社會爭端公正的裁判者。

　　我們深信，而且要證明，人民的集體智慧和共同決定，才是人民幸福與尊嚴的真正保障，而使國家與民族贏得世人尊敬的方法，而是擁抱普世價值，欣賞個體差異、多元思想，遵守公共道德與專業倫理、實現立憲主義等精神文明的全面提昇。臺灣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人民主權、基本權利和社會福利，無一不都是鬥爭來的，不要期待既得利益者善心的錢袋，他們不會自願放棄政治與經濟上的種種特權，以國情為藉口編造所謂中國特色的民主法治，才是對於中國人民感情和尊嚴的重大傷害。為此，我們許諾，並期許臺灣全體人民與所有的政黨，致力於臺灣民主憲政的實踐，以此垂範中國，在中國大陸外部形成催促中共展開民主化與自由化改革的競爭壓力；我們也要求臺灣的政府和總統，應當更積極地關注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不能姑息與坐視中共迫害人權的惡行，而應對異議者給予道義的支持，特別是不可放任臺灣企業規避〈勞動基準法〉和社會責任，前進大陸剝削大陸勞工，使臺灣在兩岸的競爭之中自失道德的制高點；我們最終則期待，臺灣民主化和推動人權法治上的經驗，能夠在適當的條件下，透過兩岸間更廣泛而密切的民間交往、政黨互動和官方合作，而有所貢獻於中華大地，使中國臻於文明，成為世界和平和普世價值永續的支柱，也使臺灣永享太平。

　　本文為民主進步黨國際事務部六月一日假臺北市臺大校友會館3A會議室舉辦　　　　　　　　　　　《從六四看中國民主人權的現況與未來》座談會引言稿

　　　　　　　　　　　　　　　　　　　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晚七時於　　　　　　　　　　　　　　　　　　　　　新竹香山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