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前的健保爭議中，主事官員曾說「單身者容易得精神病」、「多繳健保費是做功德」。前一種說法污名化了當代另類的生活方式，也踐踏了自主性的價值；後一種說法則是誤解了社會保險的真諦，將社會互助的團結精神化約成個人的行善。

　　表面上看來，自主與團結是兩種對立的價值。主張自由放任的人士，將個人自由奉為最高原則，傾向於拒絕任何社會福利制度。在他們看來，既然如何過生活是自己選擇的，其後果也要由個人來承擔，要求公眾或政府提供協助都是不應該的。相對地，在傳統的村落社會中，鄰里互助是被視為不可推卸的義務。但是在這種封閉情境下，外來的人是不被信任的，異議者不可避免地被打成異端分子。

　　激進的自由放任與傳統的社群主義都是已經過時的典範，無法維繫當代高度分工的社會秩序。在動盪不安的全球資本主義下，如果任由個人去獨自面對失業、疾病等不可預期的風險，那麼其結果必然是巨大的社會災難。在缺乏一套風險分擔、禍福相持的重分配機制下，沒有能力的就只能攜子自殺，有能力的就作奸犯科。同樣地，我們再也無法回到傳統的封閉格局，不婚、非婚生子、單親家庭、同志家庭的比例已經越來越多，而且是許多人自願而有意識的抉擇。

　　在台灣，自主與團結的價值長期以來被兩種力量所壓制，以致於我們在邁向現代化道路倍感艱辛。第一種力量是保守性別文化，將拒絕進入「傳宗接代、一夫一妻」體制的人們視為是病態的。這也是為何「單身者容易得精神病」言論特別引發女性的反彈，相對於男性，她們要花更多的努力才能獲得自主。在目前，即使是事業有成、能夠獨立扶養子女的女性仍承受各種有敵意的輿論壓力。

　　第二種力量則是「軍公教福利國」之遺毒。在以往，社會福利只是統治者用來攏絡民心的工具，越是有助於維繫政權的成員，越是能享有優渥的資源。這種偏頗體制所導致的結果即是分化，而不是團結。如果沒有分而治之的族群政策，當初爭取國民年金運動就不會提出這種口號：「為何外省榮民一個月可以領一萬三，而本省農民到老吃自己？」事實上，不公不義的十八趴公教優惠存款在目前仍原封不動，在這樣扭曲的資源分配下，工農大眾要如何信任既有的體制？

　　很不幸地，我們的官員不但缺乏真正改革的決心；遇到爭議時，也沒有辦法闡述團結的價值，他們只能以污名化自主生活方式，來正當化健保費的調漲。在各種健保、勞保、國民年金等各種社會保險，我們需要有勞動能力的成員持續加入，才能維持制度的永續運作。因此，沒有扶養子女也就意味著沒有盡到某一部分的社會責任，適度地提高其負擔比例是合理的。這個道理是可以被清楚地說明，而不需要牽涉「精神病」與否的問題。

本文曾刊載於中國時報2010年05月03日 民意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