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台灣幾起社會事件引發各界對社工諸多的批評指責，在曹小妹妹事件中，主責社工的處理方式固然有可檢討空間，但若僅止於對社工個人的責難，那絕對只是「見樹不見林」而已。晚近，有關「失誤事件」的風險管理研究皆已明確指出，不應僅將失誤原因歸咎於個人或人為因素，人為因素僅是冰山一角，冰山底下未浮出的那一大塊系統面、管理面的問題才是癥結所在。其實，「保護型社會工作」面臨的困境是十分複雜的，以兒少保護工作為例，略有以下各個面向的困境，這些結構性的風險因素，才是造成社工業務負面事件的根本原因。

一、法律面、體制面、政策面的困境：
　　依據相關文獻，歐陸系國家將兒保議題看待成家庭衝突或失能所致，是社會心理問題，且係因服務、資源或社福不足所致，因此，解決之道是回應家庭需求，傾向採輔導關懷取向。英、美語系國家則將兒童虐待視為個人問題、道德議題，因此，採取通報、介入、調查、懲處、強制安置等作法。我國現行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家庭暴力防治法」居後者。以上兩類因切入觀點不同而導出在作法、處遇模式皆互異，然而，不論何種制度作法皆有其侷限，亦各有其利弊，各個國家也從挫敗經驗中調整、修正，可見，社工業務有其本質上的歧異與難處，且不易臻於完美。

二、社會與情面的困境：
　　華人社會的民情一向「法不入家門」、「清官難斷家務事」，現今因有「家庭暴力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等保護人權的進步法律，大眾逐漸了解虐待孩子、打老婆不是家務事，而是嚴肅的社會治安問題，但是現實面，社工要介入家庭結構下的問題與事件，其介入程度的分寸拿捏卻是高難度的，社會輿論有時撻伐社工過於軟弱，有時則又批判社工太過強勢，莫衷一是的社會氛圍會讓社工進退維谷，此在國外亦屢見不鮮。

三、面對個案的困境
　　通常而言，被通報的家庭常因法律的介入家門而強烈反彈，因而對「執法」的公部門十分反感，連帶地，社工常成為其宣洩不滿之出口，常見案家對社工充滿敵意與排斥，致奔走第一線的社工動輒得咎、心餘力絀，在訪視、會談與處遇計畫的執行過程時常受阻且徒費心力。

四、社工自我的困境
　(一)超時超量的超載工作狀態：這個「專業助人者」的工作本是極耗能量的，長期超負荷的工作狀況則又雪上加霜，工作耗竭(burn-out)一直是社工這一行的普遍現象。
　(二)支持系統或行政奧援欠缺：一般而言，社工督導或行政上主管常態上不會親臨個案現場，因此，主責社工在現場陷入倫理兩難情境或執行困境時，其督導或主管實在不易給予立即性的有效決策，因此，社工多半必須自己「摸著石頭過河」，這是社工很大的挑戰。
　(三)資源不足且制度不全：依據「兒童暨少年福利法」、「家庭暴力福利法」、「性侵害防治法」等法律制度，這些保護性業務是傾國家資源的跨領域合作，結合社政、警政、教育、醫療等各體系的投入，然而，與其他體系人員比較，社政人員受到的資源支持與關照則相對弱勢。僅舉數端：
　　1.社工常需作家訪而奔走於途，一線社工總自備車輛穿梭於大街小巷，現有制度並未關照到社工的交通與人身安全。
　　2.經濟困難個案的問題形形色色，常見個案連基本的食、衣、住、行民生問題都無著落，但此類支出卻無法報銷，端賴社工自掏腰包並以〝行善做功德〞想法自我寬慰，然而，欠缺制度化，終非長久之計。
　　3.社工面臨保護性個案時有生命安全的威脅，常處在高風險狀態，但未有保險制度或危險津貼等基本照顧。總之，現有體制對這群保護他人的社工們的保護反而十分不足。

　　由於養成訓練過程的高道德要求，絕大多數社工都是高度自律且具專業、富愛心，在多重困境下，依然堅守崗位為弱勢點燈，因此，政府機關若有心健全社政運作，首先應為這群社政體系的尖兵建構合理良善的工作條件，而社會各界更應疼惜這群守護台灣社會安全網的無名英雄，惟有從制度面下手，才能真正突破困境、降低失誤風險並增進工作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