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對於整體社會而言具有價值分配的權威性作用，而教育即屬於公共政策的一環，我們需要關注的是這樣的分配是否符合社會正義的基本原則。近日來，民間團體透過媒體公開要求將教師使用的教科書列入政府預算，這樣的主張與訴求應該擴及到初等、中等與高等教育不同階段所有學生的教育與學習經費。

　　當政府願意買單教師教科書費用的同時，我們應該可以進一步質疑政府為何無法負擔所有學生的書籍費，甚至是學生其他的教育支出如營養午餐費與學雜費等。政府去年剛剛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公約，而立法院則通過兩公約施行法，並在《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裡第十三條與十四條指出，全民應該享有免費的教育，以確保國民受教權的完整性，學生的受教權不因階級背景的差異而受到剝奪與侵害。因此，依據國際人權公約的主張，主權國家的國民教育與高等教育的費用都應該列入政府的預算，讓學生可以享有免費的教育機會與資源。

　　從古典自由主義以來的傳統來說，政府的成立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上，是以政府的政策作為應該具有普遍的公共性，教育活動即具有這種普遍公共的屬性。然而，資本主義教育政策的「去管制化」、「商品化」、「產業化」，使得教育成為私人消費與投資的商品。政府欲透過補貼、補助與銀行的助學貸款，嘗試解決弱勢學生的教育問題，但是如此作為，對教育機會均等的長期發展與教育人權的實踐而言，可能間接剝奪學生的受教權，並助長「教育私有化」的氣焰，進一步違反上述兩公約的基本價值與人權精神。

　　政府的政策應該使教育成為建構「市民社會」的基礎，而不是讓教育成為「消費社會」中被消費的商品。在貧富差距擴大的M型社會裡，並非每位學生的家庭都繳得起學費、負擔所有的教育費用，那麼國家就有責任承擔孩童在教育過程中所有的教育支出。

　　政府的預算主要來自國民的稅收，稅收關係著國家財政大餅的根基，當稅收不足，國家挹注在教育、社福、醫療等公共投資的經費自然減少，而將直接剝奪弱勢學生受教權與學習權。自1992年起，國家挹注在教育上的經費不斷下降，儘管歷屆的總統大選時都承諾要增加至憲法保障的6%，實則2006年僅剩4.1%，而2009年中央政府總預算中所編列的4743億元教育經費更較2008年短少了118億元，僅佔GDP比例的3.47%。教育財源困窘的結果，直接影響了教育軟硬體的設置與教育的品質，並間接助長了教育的商品化。根本而言，這種狀況的改善，必須透過稅制的改革與資源重分配著手。換句話說，教育經費由整個國家社會承擔，保障所有學生的受教權與教育機會均等，這才是人權「立」國與人權「治」國的教育政策實踐。

　　一個國家的國民具有完整的公民身份，這不僅反應在成人之後選舉與被選舉權的實踐，更應該落實讓每一位國民在未成年、甚至成年之後享有均等的教育機會。政府讓每一位公民透過民主選舉確定國家治理的正當性，這樣的基礎應該擴及到社會與文化的公民權，以確保每一位國民都有免費的教育。國民具有接受知識與道德啟蒙的權利，這不僅是政府的社會承當，更是一種政治的責任與義務。

　　教育公共化有兩個基本層面，第一，學校本身應該是那些跟學校運作有直接關係的所有成員（如學生、教師、職員等），共同積極參與、民主決策與自主管理的公共機構。第二，學校是整體社會的一環，它的教育成果由社會所分享，其運作的主要經費也應該由整體社會共同承擔。根據上述，提出教育公共化的主張四點：（一）、 不論學生所屬的族群、階級、性別、語言、宗教的背景為何，在任何教育階段都可以享有相同質量的免費教育；（二）、 反對政府以去管制化的方式，推卸其照顧弱勢者的社會責任；（三）、 教育經費的分配要加強對弱勢者積極性的補助；以及（四）、 教育經費的使用必須要有公/市民監督的運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