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長在一個傳統的南部鄉下家庭，父母很愛我們這些小孩，他們雖然沒有受過很高深的教育，但是卻用著很簡單易懂的做人道理在教育我們，例如做人要實在、誠懇、節儉...等。

　　我們孩提時的世界很單純，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非對錯分得很清楚。這樣的方式形塑我們腳踏實地的做人原則，反而不會文過飾非，表現在家庭關係上的，就是長幼尊卑有序，要尊敬父母，聽父母的話，兄弟姊妹間大的要照顧小的，小的要聽大的，雖然有點威權，但不像現在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沒有絕對的對錯，常常搞得價值觀混淆不已。

　　後來我們從南部搬來北縣三重，不幸的是沒多久父親就在這裡因病逝世了，媽媽一肩扛起所有的家擔撫養我們這些小孩，那一年我才快滿十四歲，但是我憑藉著小時候的信仰，告訴自己這個時候要更堅強才可以，所以我自告奮勇地跟媽媽說：您不要難過，等我長大會好好照顧您。

　　父親的早逝加深長兄如父的自我期許，我的自我形象認同讓我覺得我不只是弟弟的哥哥，我更要像爸爸一樣地照顧他。但是我沿用小時候根深蒂固的想法，不自覺的用威權的方式對待他，在那個時代沒有人教過我要把弟弟當朋友看待，社會價值強調的是愛之深、責之切，只有自己人才會講不好聽而傷人的真話，我覺得那樣做才是盡責付出，我願意花時間教弟弟功課，但用的是傳統打罵教育那一套，常常用命令的口氣，要求他再用功點，卻忽略他內心的感受，也許和我一樣失去爸爸的他，更需要的是愛與溫暖。

　　這樣的互動造成兄弟間的疏離關係，我的弟弟很善良，他只有在偶爾受不了的時候才當面頂撞我，大部份的時間他是選擇逃避我，但我在使命感的驅策下，覺得我做「壞人」是一種犧牲，混然不覺需要做修改，但兄弟相聚時往往覺得少了點什麼，彼此話也不多，家庭氣氛常常都是很嚴肅的。

　　後來隨著年歲的增長，我慢慢接觸到人權的觀念，這給了我一個嶄新的思惟角度，原來人生還有更珍貴的人性需要被灌溉，我開始自我省思，並思索我和弟弟的關係，我驚覺到我在平時常常不尊重弟弟的意見，讓他養成被動的老么習性，然後才又在需要他主動的時候，怪他怎麼那麼被動，這種盲點隨著人權觀念的啟蒙，讓我開始調整和弟弟的互動。

　　我一開始先主動放棄既得權力，願意和弟弟以平等的高度相對待，鼓勵他提出和你不同的看法，甚至挑戰哥哥的權威，我常常講，我不一定同意你的看法，但我支持你說出你看法的權利。

　　接著，尊重他的想法不妄加干涉，以前常常下指導棋覺得弟弟應該怎樣做才對，現在是尊重他想做的，讓他做他自己，即使有錯，也尊重他嚐試錯誤的機會。

　　最後，更以關懷取代命令責備，瞭解他內心的感受和想法，做一個真誠的支持者，久而久之，弟弟感受到我的誠意，他也會和我交心，我們又多了一層朋友關係。

　　在互相尊重的人權理念下，家庭權力結構漸漸的從威權中解放出來，轉化成民主式的相處，最後昇華成為互相提攜成長的生命禮讚。

　　現在，我和弟弟的關係已不再是相敬如冰，我常常很高興的說，我不但找回了和弟弟的親情，也多了一個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甚至在我人生困頓低潮時，弟弟也會回過頭來鼓勵開導我，這都是我始料未及的，如果不是把重視人權的理念運用到家庭之中，讓家庭動力昇華，可能我一輩子都在做著為弟弟好，卻又把他推得更遠的事。

　　我曾經和一些好朋友聊到他們家庭的互動情形，發現有的家庭非常和樂，但也有很多家庭和我們家一樣，家人都很好，但相處起來就是氣氛很嚴肅，這很可能和我們早期在威權時代下成長的背景有關，但在人權的意識抬頭之下，我們發現好人和好人在一起並不一定保證會幸福，惟有融入彼此尊重關懷的人權實踐，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