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署長楊志良，在立法院質詢時表示，癌末插管、電擊是「浪費生命，也浪費醫療資源」，此話一出，立即引發爭議，同時也衍生出不為救助，到底有無觸法的可能。
對於面臨生命末期的患者，是否有權選擇拒絕醫療而了結生命，一般所習慣的用語為安樂死，而關於安樂死的方式，實則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以積極性的注射藥物方式去了結生命，另一種則是以消極性的不為醫療，而讓其生命終了。基於對於生命權的絕對保障，若採取積極性的了結生命方式，乃為刑法所不許，而必須一律禁止，但關於消極性的不為醫療救助，而致末期患者死亡，是否亦必須以不作為的殺人罪處，不管在哪個國家都有爭議。而為了解決此問題及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使其有選擇是否安寧緩和醫療的權利，我國早在2000年即制訂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末期患者當然有權拒絕生命末期的任何醫療行為，但為了避免爭議及防止醫療人員的懈怠，關於此意願肯定得在法律中明文，而依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1項，對於末期病患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必須有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且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而關於立意願書者當然是患者本身，但證諸現實，實少有患者在意識清醒時，立下此拒絕醫療的意願書，即便立了，也隨時可撤回，此將造成患者在陷入無意識狀態下，到底誰來決定是否救助？而根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3項，末期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此意願書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而此最近親屬不外為配偶、直系血親、兄弟姊妹等，若家屬人數眾多，且意見紛歧，將使醫療人員陷入兩難，且既然是以尊重患者意願為優先，若患者先前已立有拒絕醫療的意願書，則親屬是否仍可決定必須為心肺復甦術？
在2003年5月，荷蘭某醫院一位年輕的值班醫師，接到護士的緊急呼叫，即前往診斷一位77歲的腦梗塞病患，此病患已屬於末期患者，且也曾簽署安寧緩和醫療的意願書，而由於此病患呼吸困難，醫師為緩和其痛苦，所以即注射鎮靜劑及服用安眠藥，但不久後，病患即死亡，此醫師即記載為自然死亡。孰料此醫院院長認為，此病患雖屬末期患者且簽署有意願書，但不代表患者只要陷入昏迷狀態，醫師即無庸判斷是否進入瀕死期，若未審視此狀況，而僅以有意願書存在，即直接進入安寧緩和照護，不僅有違醫德，更與積極性的安樂死相當，此院長即向地檢署為告發，而引發波瀾，雖然最後檢察官並未起訴該醫師，但此醫師仍受到醫事懲戒委員會的處罰。
荷蘭身為安樂死立法的先驅，肯定有比我國更早、更完備的安寧緩和醫療的法制建立與經驗，但從上述了實例告訴我們，再完整、再完備的立法，恐都無法解決生死這個大問題，畢竟所謂不可治癒的末期病人，由誰來決定？是患者本人，還是醫師，還是立法者，還是法官，還是你跟我？而更重要的是，生命的價值，果可以數字化的醫療資源來為衡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