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在台灣長大的，也沒在台灣唸過一天的書，為什麼最後我會選擇來到台灣？追根究底就是希望把我的跨國及跨學問的經驗帶到台灣來。要辦一個亞洲一流的大學，必須建立在亞洲的文化上。因為我們不是西方，我們與西方的背景文化並不相同。成功大學必須變成有屬於自己特色的大學，尤其要用文化把它建立起來。如此，我們才能夠把學生的信心建立起來。譬如成功大學，是全世界華人世界裡面，唯一以鄭成功為名的學校，但是我們對歷史不夠重視，全校裡沒有一個鄭成功的雕像，這是一個問題，假如我們對歷史不重視的話，我們就缺乏文化靈魂，所以我們必須把文化的靈魂喚起來。

　　我們都看到整個地球環境的急劇變化，顯現地球的資源已經被我們消耗怠盡了，所以地球能不能夠再這樣一直使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常常在想，人類再這樣子一直不斷的過度使用地球的資源，地球能不能支持到22世紀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高等教育應該要負起一個很大的責任。我想全世界60億人口中，能夠念大學的學生應該都要有一定的責任，希望他們能夠學習到更多的信心來分析未來。假如大學只是為了訓練更好的科學家，訓練更好的工程師，訓練更好的文學家，而學生畢業後對社會沒有責任感的話，大學在教育上就是失敗了。我在哥本哈根大學當了一年的訪問教授，認識了後來復旦大學的楊福家校長，他跟我說科學興不了國，如果政策不對的話，科學不是很有用的，經過這幾十年，我的人生經驗增加了，發現亞洲的大學在政策的研究上完全落後西方，雖然亞州現在到處都是科技大學，如香港科技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台灣、韓國也是。亞洲的大學都在追趕科技,但是卻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把政策放在科技之前，所以我現在常常說大學裡缺的不是科技問題，而是沒有把著眼點放在公共政策的問題上。像新加坡國立大學就有一個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所，香港的李嘉誠財團就捐給他們一億元新加坡幣來專門做公共政策的發展，北京的清華大學現在也在發展一個龐大且非常強大的公共政策。一般而言，發展不是短時間就可實現的事情，台灣比較令人注目的公共政策的大學是中山大學，另外亞洲大學現在也開始慢慢的重視公共政策了，成功大學還有一段路要走，也是我們現在要努力去推動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上，有一些先進國家，譬如北歐的丹麥、瑞典，就做得比很多國家都強，比台灣好，也比很多地方都好。他們成功的案例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基本條件在裡面，就是國家必須以法令為基礎，假如在法令上人人覺得是不需要遵守的話，公共政策就沒有意義了。舉一個非常有趣的小經驗，在1979年的時候，我在哥本哈根，有一天晚上回家，大概11點鐘，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時，只有一個老太太站在街口，其餘都沒有人，她要過街的時候對面是紅燈，周圍一個車子也沒有，只有我的腳踏車，她一個人就站在那裏等紅燈變綠燈才過去，這個給我一個非常深的印象，就是他們對法令的遵守是下意識的。但是我在台灣看到的剛好相反，學生們騎摩托車碰到紅燈都還衝過去，讓我覺得我們的高等教育做得非常失敗，如果連大學生都不能守法的話，又怎麼能夠推動其它的事務。人之初，不見得都是性本善，就算性本善，將來能不能夠善也很難說，所以我們必須要有法律來依循。美國能夠在短短的幾百年變成一個強國，主要就是法律相當健全而人民也相當守法。美國的人權問題能夠獲得政府的重視，沒有法律的制約是根本做不到的。以臺灣來說，整個的法律觀念，還不是很深入紮實。譬如成功大學是臺灣兩所全方位的大學之一，卻勉強只有一個法律系，這是絕對不夠的，就整個臺灣的法律訓練而言，也是非常缺乏的。所以我覺得法律跟公共政策必須要結合在一起，台灣無論大學也好，中學也好，小學也好，一般民眾也好，這是21世紀的挑戰，假如我們做不到的話，未來前途將是不堪設想。

　　政策就是政治，任何的政策都不能夠跟政治脫離的。我們必須要教學生去關心各種各樣的政治討論，能夠平心靜氣地去做他自己的分析和解決方案，而且希望把這些觀念在學生之間多多討論。假如學生之間可以討論的話，那就自然而然回家的時候，就可以跟父母討論。藉由跟父母及週遭親友的傾聽、討論，創造出體察社會發展、關心國家大事的氛圍。

　　我最大的啟發就是我們的校友鄭崇華，我是非常佩服他 ，他雖然在工業界非常的成功，卻仍舊不忘記提出人類困難的問題，來跟學生多多的討論，且找各方面的人才到學校去做座談。現在的大學教育，在關心國事上有一點斷層了，這個斷層也是台灣的危機，那麼這個斷層怎麼樣去克服呢？就必須要用我們的高等教育來推動，鼓勵他們認同在地文化，從歷史發展中重新認識自己的民族特色、國家情勢與未來發展，做一個具有時代使命感的有為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