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本身是小兒麻痺患者，所以從小對「人道」與「平等」，有非常深切的感受。小時候在嬉笑怒罵中，同學常以 “ 跛腳 ” 的稱呼來戲謔我，當時我內心是非常受傷的，隨著歲月的成長就漸漸習慣了；這就是當時社會對身心障礙者普遍的氛圍。後來，到美國威斯康辛攻讀特教博士學位時，看到校園裡來來去去許多身心障礙的同學，他們都能自信滿滿地與一般同學互動，而且沒有人會對他們投以異樣眼光或用任何歧視的言詞來對待他們，這讓我深深體會到：這才是健康成熟的人權與公民意識啊！

　　世界各國過去一般人幾乎都是以帶有鄙視意味的詞來稱呼障礙者， 近二十年來，基於人道立場及平等觀念，在特殊教育的領域當中，許多國家已紛紛主張要以中性名稱，並鼓勵使用「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的方式來形容障礙者。其用意除了強調人人皆應享有基本被尊重的權利外，也強調智能障礙者本身個體的獨特性；也就是身心障礙者在其身心方面的困難只是附帶的狀況，而不是全面性的受到限制。

　　更有甚者，近年來，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之通用系統「國際功能、障礙與健康分類系統」 （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 ICF ）更不再以障礙類別對身心障礙者進行分類，而改以「個體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其顯著偏離或喪失」 的方式 來形容各類身心障礙者的障礙狀態。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人們把對身心障礙者的焦點 從「障礙」的角度轉而從其「能力」與「需求」的角度來看，並進一步思索我們能提供哪些支持給身心障礙者，使其能更適應這個社會並進而發揮潛能；特殊教育的主要功能無非就在此，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並不簡單。而從事特殊教育的人除了需要有一顆「願意施與」的心外，更要對他 / 她的學生有信心、有適度的期望，以及發自內心的愛。更重要的是，如何讓社會了解她們不方便的處境，給予衷心的支持。

　　回想十多年前，我負笈美國求學前曾在南投縣埔里國中啟智班（現稱特教班），帶了多年身心障礙學生。當時，學校對剛啟蒙的啟智班並不重視，不僅沒有特殊的教材，連教室都是最破爛的一間。面對這樣的惡劣環境我心中只想到「為他們打造一個舒適、適合學習的空間」，所以，結合很多位善心的友人，一同到學校刷油漆、鋪地板，讓這些身心已受創的學生及其家人，在學習前就擁有一個被尊重的快樂空間。啟智班的隔壁就是學校成績最差也最頭疼稱號稱 “ 放牛班 ” ，我班上的學生起初經常被這些頑皮的同學嘲笑、騷擾，我默默觀察那個經常帶頭挑起事端的同學，也側面了解他來自一個破碎的家庭，所以較難控制自己的情緒，但是對於班上他卻是有很深的影響力。於是，在一次下課休息的時間，我主動去找了那位學生，請他隨便找一位我教導的班上學生，大家各回答三句英文，他挑了一位唐氏症同學與他競賽，沒想到從我出的三題英文考題中，唐氏症學生雖緩慢但順利的做了正確的應答，反而這位平日調皮的學生一句也說不出來。其實，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我是想告訴我的學生「人生而平等，每個人活在世界上都是寶貴而應受尊重的生命意義，所以，要學會去尊重與你外表不同的人或看法。」從這次事件以後，這幾位學生有了明顯的改變，除了不會再來欺侮特教班的孩子，更欣喜的是，那位原本行為失調的學生開始主動會幫忙這些身心障礙的學生，甚至影響了他們班上的同學，不僅不再騷擾我的學生，甚至會保護我的學生。透過這個經驗，這些學生學到了如何對弱勢同學有基本的尊重。

　　在威斯科辛就學期間，曾有一位研究者對我做訪談，訪談的終了，她問我 : 「妳對自己身體上的障礙有什麼想法？」我思索了一下才回答她：「 That's a gift ！」（這是給我的一份禮物）。如同我前面所說的，人生到這個世界上來，一定有他的使命與意義，因為我身體上的障礙，讓我從外而內歷經人生特別的歷練，所以面對身心障礙者及其家人（通常有這樣小孩的家庭因為無助都需要被關懷與輔導）我可以給予最適切的引導與協助，因為上天讓我有機會了解發生在這些人身心上的痛苦，我也可以將這樣經驗，加入我所教授的特教課程中，期望能對這群未來的特殊教育老師有所幫助。

~ 身心障礙者所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機會與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