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senger(2009: 4)曾指出，在發生經濟危機時期，非典型就業勞工和較脆弱的族群(vulnerable groups)往往遭受到比全職勞工更多的就業風險，然而，為了回應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大量被解僱的非典型勞工，越來越多國家已將非典型勞工納入考量。如日本政府在減少工時方案中，保障定期性和暫時性勞工得以繼續在企業中工作一年以上。相關的研究亦指出，青年和女性勞工在金融危機中更處於劣勢的地位，不僅較壯年和男性人口群易遭受失業的風險，他們亦較易受雇於非典型或不穩定的工作中(Verick, 2009; Esping-Anderson, 2009)。在台灣的例子中，2007年之後，非典型工作(如部份工時和派遣勞動)呈現了增加的現象，其次，受薪階級去制度化現象並非平均分配地在每一個社會類別之中，特別是性別和年齡的差異上尤為明顯。從台灣的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女性從事部分工時的比例遠高於男性，女性從事非典型工作的人數也呈現增加的狀態1，這個高峰期是在2009年左右，也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所帶來的影響。一般而言，在後工業社會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多屬於低薪／低生產力的不穩定就業機會，也就是被認為女性主要從事的工作。另一方面，由於女性依然被認為必須承擔生育、養育以及家庭照顧的家務工作，因此，女性可能因為家庭勞務工作而必須中斷工作生涯，從而導致年金繳費的中斷，或是必須轉換到另外一個年金體系（如台灣的勞工保險與國民年金之間的轉換）。對於女性而言，其老年經濟安全的保障即相對較為不足。若要增加女性就業率，並減緩女性落入非典型勞動的邊緣工作者，除了可透過移除以年資為基礎的薪資體系，以創造較好的工作機會給女性，避免女性因家庭因素而須暫時中斷就業，對其薪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如同Estevez-Abe(2007)的研究發現，育嬰假、親職假和家庭照顧服務都有助於促進女性進入勞動市場，但對於女性累積人力資本卻有不同的影響。因此，提供友善的工作職場和創造良好的家庭政策，不僅可以促進女性就業率，更可避免女性被迫離開勞動市場而減緩人力資本累積，進而減緩女性成為邊緣化勞動力的趨勢，這也是台灣政府未來極待思考的方向。
就年齡結構分析，台灣青年就業者(15-24歲)較壯年勞工(25-54歲)更易從事非典型工作，青年部分工時工作者從2006年的5.68％一路攀升到2009年17.28％，遠高於壯年人口群的1.87％和2.22％；屬於臨時性和人力派遣勞工，青年勞工在其間的比例從2008年的14.68％上升至2009年17.20％，仍比壯年工作者的3.86％和3.9％高出甚多。因此，對青年者而言，它們在經濟危機時，往往較壯年人口群容易遭受失業或處於不穩定就業的狀態，特別是在企業凍結人事僱用時，青年人口群不僅不易進入勞動市場，那些已進入勞動市場之青年勞工，也比資深勞工更可能遭受被解僱的風險，而從事非典型工作，亦代表無法獲得如全職勞工般的就業保障，這些現象甚至存在於經濟復甦時。造成青年處於易受創風險中的原因在於渠等較缺乏技術、工作經驗、尋找工作的能力和經濟資源等。青年的失業和非典型工作問題，不僅直接影響經濟成本，亦會形成嚴重的社會排除現象，長期失業更對勞工的生活和所得造成另一種變向的懲罰。因此，政府需確保青年勞工為部分政策的標的人口群，如補助和訓練方案、工作協助方案等，並增加教育體系和企業間的連結，以減緩青年受到經濟危機衝擊的影響，且減緩教育體系和勞動市場需求間的技術落差問題，更重要的是，避免青年群族落入長期失業的危機，以致於影響他們未來的職業和所得，甚至形成社會排除(Verick, 2009)。因此，台灣政府的勞動市場政策，除介入全職勞工的就業保障外，應再思考標的人口群的就業問題，特別是較易受創的人口群，如青年和女性勞工，以避免因長期失業和非典型勞動所帶來更嚴重的社會排除問題。此次金融危機，台灣政府雖提出透過讓青年失業者回校再充電、校園研究計畫和擴大產業實習等，但仍缺乏讓年輕人從學校到工作階段的轉銜機制，學校和企業需求間的技術落差，不斷重回校園的過程，不僅無法解決兩者之間轉銜的問題，更可能將導致更沉重的社會成本。而短期和低薪的實習過程，不僅無法讓青年獲得足夠的經濟安全，亦無法培養足夠的人力資本和工作經歷，其次，高等教育的氾濫，更讓青年勞工處於低薪的勞動階級。此外，企業往往在實習期滿後，優先解僱該等人，使得青年勞工又落入另一個失業的循環。誠如Esping-Anderson(2009: 55-74)所言，許多歐盟國家的應屆畢業生，已面臨了延長失業時間的問題。青少年失業時間越長，其因工作經驗所獲得的技術累積將無法獲得實現，這亦變向地懲罰青少年的人力資本。同時，對新技術的創新與依賴，對技術供給者亦產生另一層次的不平等，美國在1970年代之後因對高技術的強烈需求，提供高額的獎金以吸引高技術者的投入。然而，歐洲國家卻因高教育者供過於求，使得高技術者無法進入薪資的金字塔頂端，但仍不難發現，歐洲國家青年工作者仍佔了低薪工作族群的大多數，且低技術和青年男性工作者的薪資條件，更有越趨惡化的現象。
1 2007年-2009年，女性部分工時人數分別為148000人、189000人、216000人；女性派遣或臨時性勞工為，2008年為236000人，2009年為242000人(主計處，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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