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重視安全研究的改變者認為人類安全使安全概念有了新重心，著重政治議題或訴求者認為人類安全概念是一外交新理念，可以提供外交新思維。人類安全概念發展最主要乃是對安全理念的重新思考，安全概念已漸漸被解釋為人的安全不只是領域安全、個人安全不只是國家安全、經由發展而得到安全而非武器、尋求所有地方人們的安全。然而人類安全並沒有國際法之定義，提倡人類安全理念的重要原因來自於冷戰結束後安全威脅較少來自於外部侵略，而多數來自於內部衝突，因此應將部分注意力由國境安全轉移至人的安全。

　　相對於許多國家而言，台灣不論是學術界、或政府與民間對於「人類安全」概念的推動經驗相當缺乏。國際間以日本與加拿大兩國著力甚深，但兩國所著重的面向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加拿大偏重於「人類安全」之免於恐懼自由的面向，日本則對「人類安全」之免於匱乏自由的面向較為注重。從區域的關連性與歷史的脈絡發展來看，日本對於「人類安全」概念的推動與政策的落實，對於起步較晚的台灣推動「人類安全」有較多的參考價值。

二、 「人類安全」與相關論述的回顧　　 人口的增長帶來對非再生資源使用上的壓力，且密切與全球貧窮化、環境惡化和國際人口大舉遷徙問題相關。全球所得差距的擴大導致工業國家過度生產與過度消費，以及在發展中國家和環境惡化的問題。人口增長和貧窮的現象，加上工業國所採之政策導致國際遷徙之增加，並造成難民，以及流離失所人民之安置問題。各種國際環境惡化問題造成酸雨、皮膚癌、以及全球暖化等威脅並減低生物多樣性、破壞濕地、珊瑚礁、以及溫帶森林和熱帶雨林。毒品走私也傾向全球化，形成多國企業之一種。

　　「安全包含個人與社會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環境與軍事此每一領域所有基本需求、核心價值和重大利益的安全。」「任何對個人、社會與國家福祉所構成的威脅，不管是源自境外或一國國境內，均視之為安全的威脅。」與經濟安全的相關議題包括：貧窮、失業、嚴重流離失所、經濟方面的不安、競爭能力下滑的恐懼、外援的依賴、沈重的外債負擔、食物與能源之短缺不足、以及經濟制裁的威脅等。社會安全議題包括：毒品的濫用、人口大量流動所造成有害的社會後果、傳染疾病、貪污腐敗等。政治安全議題包括：顛覆、暴動、公民鬥爭、民族統一、種族與宗教極端主義與動亂等。環境安全議題：全球暖化、生物多樣性破壞、跨國境的空氣污染、資源非永續的利用等。軍事安全議題：外來侵略的威脅、專屬經濟區資源的保護、領土爭議、海線通行安全、核武與其他大量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和軍力的強化等。當一個問題的出現，且對個人、社會和國家的重大利益或核心價值構成威脅，或有明顯潛在威脅時，此一問題就被視為「綜合性安全」的問題。

三、 日本外交政策與人類安全的推廣過程　　 日本認為人類安全乃是強調以人為中心而努力之概念，其理念為保障個人之生命、生活及尊嚴、並實踐個人天生的多樣潛能。有效處理冷戰結束後對國際社會之多元及複雜，必須由國際社會所有行動者合作，包括國家、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如此才能建立及維持個人所能發揮潛能的社會，這也是日本外交政策重點之一。

　　2000年5月，出席在蒙古的日本官員幸男高順（Yukio Takasu）詳細說明日本所推動「人類安全」此概念的意涵、構成部分、及範圍。並指出，「人類安全」包含兩個基本層面：免於恐懼的自由，以及免於匱乏的自由。有些國家僅焦注於「人類安全」免於恐懼自由此一層面，因此強調「人類安全」為採取行動去保護衝突情況時個人的生命和尊嚴提供概念上的基礎。1999年加拿大政府所提出的「人類安全」概念文件所強調的「人類安全」主要是專注於免於恐懼自由的部分。但日本政府則認為「人類安全」的概念比加拿大政府所提倡的範圍更廣，而免於匱乏的自由與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同等重要。

　　儘管日本政府積極推動「人類安全」概念，但是也強調政府在以人為中心的新世紀當中，其重要性並未消失。「人類安全」的努力不會取代國家安全的安排──亦即保護領土、保護人民之生命與財產仍然是政府的責任。

　　由上述日本對於「人類安全」推動所出的努力過程進行了解，不難發現日式的「人類安全」強調國家角色的重要，以及與國家安全的分際，對於以武力進行所謂人道干預的作法，採取保留態度。並強調國與國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人類安全」有所不同。

四、 人類安全在台灣　　 台灣有關人類安全之研究始於1990年代末，但人類安全被視為綜合性國家安全面向之一，主要思維仍以「國」為中心。在政策面上，除了當台灣爭取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時，用以護衛台灣人民的健康安全，主張爭取會籍的正當性之外，人類安全並未正式成為外交政策議題。

　　而台灣對於「人類安全」的研究與發展仍相當有限，應透過此一議題結合多重的管道擴展國際空間，而日本對此的投入，開闊了新的外交領域，在其國家對外關係等種種因素的考量下，選擇「人類安全」之免於匱乏的自由作為努力的途徑。而台灣是全球第十六大貿易國的經濟實力，以及對外空間的擴展常受限中國因素而限縮的情況下，若能移轉部分進行中的「國與國」合作計畫之資源，用作以「人」為中心的計畫，以我國過去經援的經驗為基礎，尋求與國際多邊組織進行合作機會，或許日式「人類安全」的途徑是是適合台灣未來推動「人類安全」的借鏡。

　　台灣目前NGOs、公民社會的體現仍未能積極參與這樣的事務與扮演積極的角色。若政府重視國內熱衷人類安全的相關人士，並積極培養使其成為國際規範企業家，強化政府與國際規範社群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國際人類安全建制形成之前，便建立管道影響議題設定及規範內涵，在規範行程後，台灣人民利益較能受國際建制的保障。

五、 結論 　　本文認為「人類安全」政策從日本的實踐經驗進行分析，確實為對外政策的外交空間提供更有力的政策工具，而其所採取以免於匱乏的「人類安全」政策，就其個別國家主體的考量下「人類安全」與「綜合性安全」所採行的有利戰略。台灣在經濟實力與外交空間等因素考量，對於日式的「人類安全」政策，可以進一步研究且做為未來政策主要參考依據之一。

　　不過，台灣不論是推動「人類安全」政策經驗淺薄，且NGOs與公民社會體質有待強化，而對外的處境比起日本而言嚴苛許多，除了需要在對外政策採行日式的「人類安全」政策之外，對於內部則落實衝突預防措施的「人類安全」政策，在面臨中國直接的武力威脅下，台灣對於「人類安全」政策的推動需要更多面向的努力，藉此開創出亞太地區不同的「人類安全」政策的經驗，也作為「人類安全」政策的實驗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