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都知道，人權的觀念可以遠溯到1762年盧梭在「民約論」提到天賦人權開始，從理念到實際經過非常長的歷程。1945年6月「聯合國憲章」通過後，人權保障就成為國際規範的重要部分，1948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宣言」，光從名稱來看，它只是一個宣言，但是到今天已經超過60年時間，它已經被視為習慣國際法的一部分。國際法的兩大支柱，就是條約與習慣，世界人權宣言已經被所有學者都認為是國際習慣法的一部分，換句話說，不管有沒有簽署宣言，它對各國都具有約束力。此外，聯合國在1966年又通過兩個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這兩公約加上「世界人權宣言」，被稱為世界人權的三大憲章。這兩個公約中華民國在1967年聯合國通過後我們就簽署了，但在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使得中華民國失去了代表權，以後我們就沒有再試圖去批准這兩項公約。

　　各位都知道，按照任何一個條約或多邊公約的程序，簽署之後送回簽字國，簽字國的國會通過，然後經過元首批准，再把批准書送到公約所指定的存放機構存放，這兩個公約存放機構就是聯合國秘書處，存放之後3個月生效。可是我們碰到一個很特殊的問題，就是我們已經離開聯合國，不再具有代表權。我記得在民國91、92年，我擔任台北市長，列席行政院會，突然發現有個外交部提案，呈請總統批准這兩項公約，所以先將公約送到立法院審議，但是外交部很擔心，因為如果要送到聯合國去存放，是否會成功？當時我看了以後很高興，因為這一方面是我個人長期以來所關心的議題，所以就非常支持當時的張俊雄院長，把這兩個公約送到立法院通過。當時我還特別發言，強調就算是聯合國不受理我們的存放，我們還是要嘗試，因為這代表著一個失去聯合國代表權的國家，還願意遵守聯合國所主張、通過及所推動的人權保障公約，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尤其這樣做之後，可以讓各國都知道，儘管中華民國沒有辦法正式的存放，但是我們願意受到公約的約束，這個宣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義。

　　現在這個兩個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已經有164個締約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有160個，換句話說，聯合國192個會員裡面，8成以上都已經簽署了。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簽署並且批准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簽署而沒有批准的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基本上它比我們還早簽署，這也是我們應該趕快採取行動的原因。

　　在去(97)年12月10日，我參加世界人權日活動時，就宣示我們應該儘快批准這兩個公約，法務部也做好準備，萬一我們的批准書聯合國秘書處不願意接受存放，該如何處理呢？法務部提出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制訂施行法，也就是說施行法通過了，這兩個公約就直接變成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內法。各位都知道，中華民國對於國際法的態度，是採取「一元論」，也就是說只要是立法院通過、總統批准的國際條約，直接就可以由我們國內各機關所適用，不需要再另外立法。換句話說，從國際條約到國內法是一元的（monism），在這種情況下，它是一個非常方便的體系，可是如我們所料，我們沒有辦法在聯合國存放。但沒有關係，我在5月14日簽署了批准書，在4月22日公布施行法，換句話說，4月24日起已經是我們的國內法了，因此在適用上不會發生問題，也就是因為它已經變成我們的國內法，理論上機關、個人都可以適用，因此要更快地把這兩個公約落實。我向法務部提過，請法務部儘快地檢討所有現行的法律，有哪些與公約的內容牴觸，儘快修正。希望在兩年之內完成，並在今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能夠交出一張檢查機關的成績單。

　　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全國的公務員，尤其是與人權業務有關的公務員，不但要熟習這兩個公約的內容，還要時時刻刻想到現行的規定有沒有違反之處。憑良心說、也不客氣的說，大部分的公務員都不知道人權是怎麼回事，這不能怪大家，因為我們過去的教育當中，很少提到這一塊。以我個人的經驗，我在競選台北市長連任時，提出的政見之一就是人權白皮書，第二任上任之後，也設立了人權諮詢委員會，在地方政府中是唯一設立的。我第一次開會之前，要求各局處提出有關人權的業務，沒有想到各局處把所有的業務都提出來，聽起來像施政報告一樣。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搞不清楚，所以通通提出來。這種現象不意外，我記得60年代日本東京有一個地方裁判所（法院）的判決，把貨品出口的權利列為日本的基本人權，這在人權界還傳為一個美談。到底哪些是、哪些不是人權？比如偵察辯護權算不算人權？所謂人權與基本人權有沒有差別？我國憲法從第7條到第22條所列舉或概括規定的，都是人權。但是現在人權的範圍可能不只這些，所以非常有必要由主管機關法務部來向大家說明，讓在場許多的學者、專家說清楚到底人權的範圍是哪些。

　　我在法務部服務的時候，就非常重視這些問題，雖然那時候檢察官的權力還非常大，從羈押、搜索、扣押、監聽，通通都有權力，我記得我還特別要求檢察官，當他們做相關強制處分之前，應該特別注意相關的保障。當然，那時候跟現在完全不一樣，現在已經比過去更為進步。

　　我記得那時候與司法院一起修改刑事訴訟法，對於偵訊中是錄音或錄影的問題，規定為一定要錄音，必要時可以錄影。可是不久以後，就在我任內碰到蘇建和等三個死刑犯的案件，關於這個案件，最高法院檢察署一共提了三次非常上訴都被駁回。但是，這件事情對我個人而言，產生了一個重大的影響，因為在這個案子，有一些是因為當初警方在偵訊時被指控有刑求的情況，所以到後來產生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當時，法令各方面還不允許做全盤性的改變，我到台北市以後，就要求台北市每一個分局跟大部分的派出所，都要設置現代化的偵訊室，也就是有跳秒的錄影裝置，不是只有錄音，同時也有單面鏡，可以讓被害人指認嫌犯。同時裡頭也有海綿的牆壁，嫌犯不會因為自尋短見而造成問題。最主要就是讓整個偵訊的過程透明化，萬一有問題的時候，調帶子來看就知道在偵訊過程當中，有無任何違反人權、侵害人權或者甚至有刑求的情況，我們大概百分之八十幾的案件，尤其是敏感案件通通做到了，但是沒有辦法做到百分之百，因為有些案件經過評估不需要，不管怎樣，這麼做了以後，偵訊過程再也沒有出現違反人權的指控。

　　其實法務部調查局很早以前就開始這樣做了，我印象中還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插曲，雖然是全程錄影，但有次還是有位被告指控調查員刑求，就把帶子調來看，一看沒有，全程沒有任何刑求的動作，後來再去問什麼地方刑求被告了，這位被告說調查員從頭到尾抽煙，把他燻死了，這當然是比較特殊、讓他不能忍受的狀況，不過至少可以看得出來基本上是有非常的效果。再舉個例子，我們在台北市成立了人權諮詢委員會之後，有一半的委員是府外的律師、教授，包括同志運動的領袖人物，因為同志人權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權，我們在台北市每年編列一百萬元的預算，讓同志辦活動，希望能夠讓社會瞭解到，這種現象其實是人類社會非常常見的，應該用正常的眼光來看待。

　　另一方面，我們也開始思考一些過去被視為當然，但是可能會侵犯人權的案例，例如有一位警察因為貪污罪被起訴停職，後來被判無罪。他停職後沒有工作，也沒能再復職，因此失業，他覺得很不公平，認為既然法院都判他無罪，為何不能復職？他爭取很多年都沒有結果，一狀告到人權諮詢委員會，我們開了幾次會後，決定設法幫他平反，那時我只管台北市，還管不到警政署，但是我們透過台北市警察局不斷地向警政署申訴，後來獲得同意讓這名警察同仁復職。

　　在我們公務體系裏面，有所謂刑懲並行的傳統，就是說你的刑事與公務員懲戒是兩回事，刑事方面已還你清白了，但是失去的工作無法回復，且行之有年，大家認為這沒什麼不公平，可是我覺得這不對，既然被判無罪，為何他要受到這樣的懲罰？所以我們常說人在公門好修行，假設能在週遭事物中發現有這些侵犯人權或者不當案例，就應該注意。我們這次推動這兩個公約，也是希望未來能提高大家的人權意識，瞭解我們基本的人身、言論、信仰等自由的保障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有憲法上所列舉的特殊因素才能加以限制。這些人權的觀念，也許從現在開始，誠如今天的標題所說的可以大步走，讓大家都體會到人權保障的重要性，這點也是我們要推動第二階段民主改革的重要內涵。

　　台灣在民主發展上，在亞洲算是比較先進的，今天的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的社會，我們選舉的形式與投票的過程，都相當不錯，但是實質上我們民主的程度夠不夠呢？譬如我們司法夠不夠獨立超然，人權的保障夠不夠完備，法治的程度夠不夠成熟，這些都還有檢討的餘地。所以第二次民主改革，應該充實民主內涵。根據統計，全世界195個國家中，至少有120個國家定期舉辦選舉。定期舉辦選舉是否就是民主國家？似乎也不一定。美國學者Fareed Zakaria，也是位著名的新聞評論員，他說，一般的民主標準是西方所謂自由主義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但他發現許多非自由主義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有些國家雖然用選舉方式產生領袖，但上任後卻採取行政命令治國，將憲法、法律擺一邊；有些國家產生的領袖有種族主義傾向，歧視某些族群，所以，他呼籲回歸到自由主義的民主。其中最重要的，不只要有形式，也要有包括人權保障、法治主義等內涵。

　　去年322台灣大選結果出爐，美國總統來函道賀祝福台灣選舉順利成功，稱讚台灣已經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Taiwan is a beacon of democracy to Asia and the world），我看了後非常感動，也立刻陷入沈思。50年前我們曾如此主張，但離開台灣沒有人會真的相信。50年後，美國總統來道賀，說出這樣的話，讓我百感交集。但我們是否真有資格被稱為民主的燈塔，還必需充實民主內涵後，才能名符其實。

　　 我在就職演說中強調，絕對不能有非法監聽、干預媒體、影響獨立行使職權機構的情事。很欣慰的，一年多來，警政署、調查局透過檢察官申請法院的通訊監聽數量減少70％以上，希望不再有侵犯人權的事例。但這還不夠，需要各級公務員在處理公務過程中，都能注意人權保障。當自己的人權受到保障時，你沒有感覺，當失去保障時，你會很有感覺，這就是所謂「飽漢不知餓漢飢」，一定要將心比心、設身處地了解當人權受到威脅、侵害時，會有什麼感覺，公務員若能由此角度思考，才能真正苦民所苦。

　　 台灣已經步入民主社會，下一步就是深化民主、提升民主品質，讓台灣真正成為華人世界中民主、法治、人權、自由最成熟的社會。此為我對全體公務員最高的期待。希望各位努力學習，回到各單位後切實執行，讓這兩個公約做為台灣和全世界接軌的平台和標準。祝福大家，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