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站在雞蛋這方」這一句話正流行於台北政壇，是引自於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在2009年在接受以色列政府頒發「耶路撤冷文學獎」的得獎感言。小說家藉此闡述自己的文學觀，也對當時以色列政府對迦薩走廊巴勒斯坦人民發動猛烈炮火攻擊的嚴正抗議。雞蛋象徵個人，高牆則譬喻為人所創造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制度體制(system)。

　　此次「2010世界公民人權高峰會」主辦單位邀請本人發表人權相關議題，個人身為台灣首都城市的市議員，代表市民監督政府種種的施政作為，或許可以由一個觀察者的角度，剖析政府此一體制在運作過程中，何以會發生人為故意的作為或不經意的錯誤，如何對人權產生壓迫、剝削、漠視等等情況；原本理應為人民創造提昇權利福祉的機構，最後卻變成侵害人權的罪惡根源。

　　在將近十六年的問政生涯裡，我接觸到許多底層民眾個人權利受到侵害的遭遇：一位母親痛訴女兒被性侵後，由於警察機關處理延宕，導致加害者得以遁逃國外；一位地主，私人土地被政府機關劃設公園用地供眾人使用，卻未依法徵收長達三十年，財產權嚴重受限；最廣為人知的例子是：受到家暴的三歲女童送到公立醫院，醫師卻以無病床為由拒絕看診，孩子輾轉送到二百公里外的私人醫院，最後因延遲救治而死亡。

　　即便是聲稱以“善意”為出發的政策作為，亦有可能集體性地造成人民的權利剝奪：政府規劃不當的自行車專用道，反而讓使用者陷入安全的恐懼中；創設照顧失智者的社福機構，卻無足夠的經費、人力，甚至一點熱情維繫患者的健康不使惡化；即便是一些大型的公共投資，表面似乎有助於特定族群的權益，亦無損其他人的權利，例如2009年台北市政府花費200億舉辦的聽障奧運會，但公務預算的運用方向可能排擠了對弱勢族群社會福利的支出，嘉年華式的活動事實上也無助於聽障人士的權利地位的提昇。

　　由此我們可知政府這個體制的運行，仍然隱藏許多個別發生，不為人所知人權侵害人權的情事。我想這與其他談論人權的主題有所相異的是：體制相對於個人而言，具有難以與匹敵的巨大能量，讓個人權利受侵害時，產生對比強烈的無助感；體制對人權產生侵害時，同時佔據論述理性上的正當性，這種正當性源自不當的法規或法規遭到行政單位刻意的扭曲誤用。由於政治的設計，體制有著先天設計及人為操作時的偏差(bias)，無法一視同仁地回應不同政治主張的人民訴求；體制更普遍性地對人權產生侵害的根源在於官僚系統的疏失、怠惰與漠然－特別是公務人員面對人民龐大複雜的權利訴求，早已失去以個體觀點處理問題的同理與彈性。

　　台灣民主政治實施多年以來，迄今仍有些人認為：民意機關的監督，對行政單位是否無謂的牽制，干擾；代議士與技術官僚因專業程度的差距，充斥著無效率的溝通與誤解。台灣亦有官員因強烈地排拒民意監督，卻被媒體輿論視為有魄力的政務官。

　　對於此一看法，本人認為在民主政體下，民意監督非但不能是樣板性，形式主義式地存在，也不是執政與在野政黨作不同政治立場的對抗；民意監督的價值意義，除了矯正體制的偏差外，更重要的是提供個人和體制得以抗衡的溝通平台，提供權利受害者抒發，並得以獲慰藉的場所。因此我堅信：人權的伸張，最終仍得透過人與人之的個別互動得以完備。

　　最後，容我再引用村上春樹在同一場合的發言，作為本文的結語：

「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