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新生兒出生率如同溜滑梯般的節節下墬，新生兒由民國86年的32萬人降至去年的19萬人，台灣生育率居全球之末，人口替代率嚴重不足。經濟學家預測20年後，許多行業如小兒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幼稚園與中小學教師、甚至大學教授將因學生人數嚴重不足而面臨重大衝擊，至於內需消費也將因人口不足而全面衰退。因此引發內政部徵文用口號救生育率的活動，以及要求企業給予孕婦一年育嬰假的提案。筆者非人口經濟學家，也不是社會學者，只是受過碩士財經訓練，在大台北地區從事金融業的中產階級上班族，對於如何挽救低迷的台灣出生率這樣大的命題，本無權置喙，也沒有什麼真知灼見，但以筆者個人親身經驗，可以深刻的體會為何中產階級如我等者不敢或不願多生幾個小孩，為台灣長遠未來貢獻幾個生力軍。

庶民平價住宅權的被剝奪

　　 近來台灣社會對於豪宅造成的高房價效應與階級對立，普遍存有敵意，其實全世界所有大都市的精華地段豪宅都不是一般上班族買得起的，紐約、倫敦、香港、北京、上海都是如此，因此台北也不會例外，我們不應該要求打壓豪宅價格。豪宅市場自有其供需法則，價格由買賣雙方決定，政府不該也無法影響自由市場決定的價格。庶民百姓希望的不是豪宅價格的下跌，而是有交通便利、價格合理、生活機能完善的平價住宅可供選擇。中產雙薪家庭的住宅需求一般不外乎距離市區上班地點交通便利，有便捷快速的大眾運輸系統，價格合理，小孩教育資源完善，公立學校不因距市區稍遠而影響教學品質，同時因非位於市區中心，自然期望有可親近的綠地與運動休閒場所，如果有年邁雙親同住，則醫療資源的可親近性也是考慮因素。以上幾點似乎與平價住宅的印象有點背道而馳，而比較像是豪宅水準，其實其他國家如香港、日本與新加坡的經驗告訴我們，平價住宅不一定都是狹小、混亂與交通不便的，政府的整體規劃是可以讓住宅的目的性需求用不同的價格來滿足的，就像汽車都可以達到交通運輸的目的，但價格有平價入門車款與價值上千萬台幣的跑車之別。政府不應強制要求人民不能買跑車，而是應該對跑車購買者課徵高稅率，以及對於平價車款要求達到基本的安全配備，讓大家都可以有適合的車款可以駕駛。因此首要之務應當是引導「房屋評定現值」及「土地公告現值」與「市價」趨於一致，讓豪宅課稅價值無所遁形，同時為滿足廣大民眾的居住權，以整體規劃興建高品質的平價住宅。

下一代受教權的不均等

　　 台灣經過十年教改後，國立大學新生由明星高中畢業的比率比以前大學聯招時代更高，為了讓下一代擠進明星高中，家長們在國中小階段就必須設法擠進明星中小學，升學壓力其實更提早面對。本文無意評論教改對錯，相關論述早已汗牛充棟。事實是目前中小學教育資源的配置確實存在著嚴重的不均衡，筆者不認為進入明星學校，或送入補習班，就能進入國立大學，筆者也不認為這樣培育出來的下一代就一定能面對未來21世紀的國際競爭，但重點是國家有責任為下一代提供均等的受教權。未來的國際競爭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國際語言的能力、想像力、創造力、思考力與消化吸收資訊的能力等等，這是筆者能馬上立即想到的，相信大家一定還可以提出許多其他的能力，但是當筆者看到故鄉的小朋友在破舊的校舍，全班小朋友共享一台電腦，甚至完全沒有現代化教學設備，對照北市明星小學一人一機、朗朗上口的英文時，我無法不想到我們國家的教育政策是不是有根本上的錯誤。教養下一代除了養還有教育，我們沒有辦法送下一代早早出國受教，只能希望庶民的下一代也能享有均等的受教機會。藉由受教育而提供社會上階層間的移動是千百年來中華文化的傳統，也形成家長們的集體潛意識，高等教育是否應該屬於精英教育或有爭論，但高品質的基礎教育和均等的受教權是國民的權利，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義務。

不公不義的稅務負擔

　　 台灣是個輕稅的國家，整體稅收佔GDP比率約13%，比起歐美先進國家動輒30-40%的稅收比例，台灣可以說是低稅的福利國家，但整體低稅賦比的數字其實隱藏著令人擔心的隱憂---國家稅收過度仰賴薪資所得。過去15年台灣薪資所得毫無成長，但是社會福利支出逐年增加，加上年年選舉，政客減稅、福利支票漫天開，國家財庫阮襄羞澀，去年財政收入即短少超過新台幣2,000億元。受薪階級支撐著逾7成的國家稅收，一毛錢收入都逃不過政府稽徵，然而許多高資產族群沒有薪資所得，憑藉著精明的財產交易與財務規劃，巧妙規避政府課稅，筆者從事金融投資業十餘年，所接觸的客戶絕大多數實際稅率都比受薪階級低許多。我們讓其他國家羨慕的全民健保也是靠著受薪階級的薪水所支撐起來的，撇開醫療浪費與負擔比例等問題，由於薪資所得佔國家GDP比重越來越低，全國性的醫療保障由受薪階級收入為保費計算基準，本身就存在著極大的不公平。稅制改革應該朝著廣稅基、單純稅率等方向前進，考慮國家財富形成機制，引導多源性所得進入課稅基礎，才能讓民眾繳稅繳得心甘情願，而政府也課稅課得心安理得，否則不公平的稅制也是造成台灣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原因之一，受薪階級因負擔沉重，怎麼可能因為幾句口號或一年的育嬰假，而增產報國？

公務人員缺乏勇於任事的精神雪上加霜

　　 台灣公務人員普遍有著大鍋飯的精神，抱持著不做不錯，多做多錯的原則，為民服務則秉持除弊重於興利的精神，因此許多治國遠大計畫淪為空談與空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當然不盡公允，但由台灣在許多國際競爭力評比的項目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台灣私部門(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旺盛活力，而關於公部門的評比則每每與第三世界國家不相上下。我相信有許多心存正義的公務人員願意為民喉舌、伸張正義、勇於任事，但在集體結構性制約下，久了之後，往往也變得心灰意冷。許多政策不是不知道要做，許多法令也不是不知道要改，但往往就是出不了公堂大門，或官官相護，或狼狽為奸。如果受薪中產階級必須為一片屋簷打拼大半輩子，擔心自己下一代公平受教權被剝奪，還要負擔國家7成的稅收，以支付只有公務人員才有可能享受的一年育嬰假，新生兒比率逐年下降是再自然不過的現象。

　　 少子化的現象是台灣人權沒有被充分保障的結果，在自由民主開放的台灣，人權的定義應該擴張為身而為公民所該享有的經濟權、受教權、稅務人權等其他更為廣泛的面向，而非僅止於政治權的爭取，畢竟選舉只是短暫的，日子卻是天天要過的。因此改革必須從執政高層，由心做起，苦民所苦，貫徹改革，否則一曝十寒，政府機器空轉一場，再過個十年，台灣新生兒人口將會更為減少，階級對立嚴重，豪宅外可能要逐起高牆或聘請私人警衛巡邏，社會老齡化更為嚴重，青壯年因工作機會減少而外移到中國大陸當台勞，相信這種景象是每一位愛台灣的人所不願意樂見的，因此我們必須現在就站出來大聲呼籲，政府施政應該尊重人權，以民為本，護衛人權，保障台灣，讓台灣以及我們的下一代在下一個世紀舞台再創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