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華民國台灣」的司法人權，就個人的經驗及感受而言，純粹為零。怎麼說？因為「法律」對台灣的一般基層民眾而言，只是一種無法擺脫的『恐懼束縛』。感覺上它的功能，僅是達官與顯貴們，及法律專家(法官、檢察官、律師)們，爭權奪利的工具而已，絲毫不具任何維護一般民眾『公正』及『人權』的成份及意義。

　　首先來看目前社會大眾，報張雜誌所報導有關司法人員違法、違紀事件無窮，所有的結果都無疾而終（無行政疏失，無任何懲處），反觀各類司法案件的勝訴例卻不及半，甚至於冤獄賠償，是否台灣司法人員進用管道有礙，或是台灣司法人員素質有待提昇。

　　不言社會景觀，就個人夫妻二人的經歷而言，民國八十六年間因法院案件，遭國稅局補稅，提起行證訴訟，將該案件之台北高等法院二審定讞的判決書提供佐證，因個人非法學人士，看不懂判意也就罷了，誰知行政法庭之審判法官，竟然也看不懂，要求個人去法院問，為何這樣辦（判），意思是什麼？個人回應，這是台北高院的『判決書』，個人如何去問？是否可請貴法院去函釐清，結果竟然無下文，事後訴案撥回，並告知法院判決書對行政案件無效力。

　　仔細想想，確實可悲！台灣的司法律令，可謂「先天失調，後天不足」，皆引用於外（西洋）來，由一些中國傳統所謂的「學者、專家」階層所訂立，基本上已經是場經過「學者、專家」階層們「咬文嚼字一番」的鬥爭下產物，它的主要功能已無涉『人權』，而是個「學者、專家」階層們，比較「中文文學造詣」的市場。

　　因而這些司法律令所有的規範及結果，一般大眾是無法直接去體會與感受的，而它必需經由一群站在相互對立的立場上，以所謂「法律專家」的身份者，經過一場場的「中文文學造詣」比試過程後，產生出一個較佳的妥協結論時，也是令一般大眾一頭霧水的文學造詣用句，既便是身為法官者，也不一定能理解。

　　更可笑的是，所有的這些『判決書』都是各自獨立的，相互間不具參考性，當然更沒約束力，同樣的案件，經不同的法官，竟會有完全對立的判決，美其名「『私』法獨立」（非司法獨立）。

　　再則制度上為了突顯「學者、專家」階層的階級觀及自抬身份，將司法機構之辯護律師功能，定為「官」的階級，謂「檢察官」；借「司法獨立、調查不公開」之名，付於無限的『自由心證』及『行政裁量權』。造成被訴者之不平等「地位」及「權益」。同時亦營造了「官（法官）官（檢察官）相護」、「官（行政官）官（檢察官）相護」之特殊現象。

　　長久以來所造就了「司法不公」的形象或環境，甚至更有者，使司法淪為「當權者」的打手或整肅異己的工具，任何案件只到了「檢查官」手上，被訴者一律就是罪犯的「有罪『斷定』原則」心證，連基本的『尊重』都沒有，惶論『人權』，而「無罪推定原則」純為書本上的用字。被訴者的立場，僅能處於聽天由命而已，祈望於奇蹟出現，自己能遇到位有『良知、良心』的檢察官。

　　此非個人的悲觀觀點或論調，相信社會一般的基層大眾皆此感受，是否為「中華民國台灣」人的可悲。能否寄望「司法改革」能落實「無罪推定原則」，確立檢察官僅為辯護律師之職，負舉（採）證之責，無押人「取」證權，使社會大眾能免於『司法恐懼』，所有的被訴者皆能擁有基本的被『尊重』及『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