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殺人恐怖事件簿

　　95年3月 「南迴搞軌案」偵查期間，被檢方列為涉嫌人的李雙全，在媒體密切報導與社會輿論中，於案發後 8天自 縊身亡； 95年3月台中一位 張姓 老師，與十三歲的國中女學生發生師生戀，被依妨害性自主罪嫌起訴，偵查期間在報紙、電視頻頻播報下， 張姓 老師選擇上吊自殺； 95年1月，台北一位徐姓大學生在捷運強吻國中女生被送法辦，在報紙宣稱「徐姓大學生可能會面臨最重十年的牢獄之災」後，電視隨即跟進強力播送，大學生第二天上吊自盡。97年馬總統提名 前交大校長張俊彥為考試院長時，媒體隨即影射張俊彥接受 被外界喻為「新金融商品教父」的 寶來證券總裁 白文正1億元捐款，以金錢換取 名譽博士學位 ，不堪受辱的白文正在澎湖自殺身亡。當新聞記者為追新聞而大肆渲染、當新聞媒體為搶收視，不斷播放未經證實的案情時，可有想過在追求真相來臨之前，平面與電子媒體聯手炒新聞的行為，已造成「媒體殺人」的恐怖事件。

媒體拖欠無辜者的道歉

　　98年6月 監察院公布調查報告，平反 白文正與 張俊彥兩人的「供養傳言」，但對已身亡的白文正與其家人，卻是永遠彌補不了的傷痛。因為在事發當時，媒體全面性的追殺，早已造成當事人名譽與社會觀感的重大損失，對當事者與其家人都是一種幾近死亡的凌遲；如今平反的新聞報導，卻是置於ㄧ角、ㄧ日露出，與當初鋪天蓋地的版位數，有著天壤之別。監委調查報告已提出許久，卻遲遲未見當初對白文正開第一槍的媒體公開道歉，亦未因此事件，而有所省思或收歛，媒體集體預謀殺人、新聞追殺人的悲劇，還是不斷的在出現！

檢調與媒體的共犯結構

　　台灣媒體與檢調單位，有種微妙的共生結構。檢調單位為了應付媒體的追查新聞真相的壓力，會「不小心」的放出一些偵辦進度『餵』記者；而記者為了贏得同業競爭，為挖獨家消息，忘記應有的監督立場。例如部份檢察官違反『偵察不公開』原則，主動釋放案件調查情形，透過媒體的撲殺，造成社會輿論間接影響法官判決。從「南迴李雙全案」、「白文正案」、「太極門案」，都可看到檢調單位「違反偵查期間不公開」原則，放話給媒體，媒體未經求證即配合散佈不實言論，引發社會集體負面觀感，在千夫指、萬夫罵的氛圍中，已在審判之前，讓當事者重傷命危。現今媒體發展，已從新聞服務業，直接跨足到司法的領域，與少數違法濫權檢察官聯手成為台灣案件審判的地下雙煞。

忽略當事者人權的尊重

　　在西方國家慣稱媒體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以外的「第四權」 ，具發揮監督政府、防止政府濫權之制度性功能。反觀台灣， 不論是報紙或電子媒體，在新聞取材上，圖片要辛辣、內容比血腥，不問內容正確、不管事實證據，只要能為搶到頭條，對於新聞應有之社會道德、新聞自律、對當事者應有的尊重與同情，早已不在記者、媒體長官與老闆的考量中！當相關監督單位提出糾正時， 媒體訴求「新聞自由」，無形中享有 和立法委員言論免責權併立之超級權力，早已凌駕於司法、行政及「人權」之上，變種成為一種間接式殺人卻無刑責的怪獸，成為社會的公害。

導正新聞怪獸噬血的心藥

　　大眾傳媒不僅扮演世界訊息傳遞的角色，更承擔引導社會輿論、構建和諧社會的責任。 1987年7月台灣解除戒嚴、開放組黨，1988年元旦報禁隨之開放後，無線電視、有線頻道群雄並起，造成媒體市場日益競爭，媒體 變身為 經濟產物，謀取最大經濟效益為公司目標。於是在營利的惡性競爭下，種種脫序、有失專業的表現也就層出不窮了， 忽視了媒體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 面對新聞媒體亂相，唯有正視其應有之社會道德與正義，方能撥亂反正。具體改進方向有：

1.堅持新聞專業，拒絕娛樂化、低俗化或人為加工製造新聞，誤導社會善良風氣， 或造成社會恐慌。

2.善盡輿論監督權利， 幫助公眾了解政府事務，並促使政府謹守法治和人權，不應 對案件進行主觀的渲染，形成"一邊倒"的輿論導向，進而造成"媒體審判"。

3.追求新聞 真實性原則，力求新聞來源明確性，按照事物真實狀況報導，而不是根據報導者個人對事物的觀點和推測。

4. 面臨職業責任和道德責任相衝突時，應將社會責任、新聞道德放在首位。

　　回顧過往，許多政治、社會案件，在未證明當事人有罪之前，媒體即大肆渲染， 對告知社會真相，形成公平正義之輿論，監督公務機關暨所屬人員奉公守法，符合社會期待與社會利益等第四權，所應該踐行之義務完全漠視。 透過握在手上的媒體平台，以新聞報導方式，進行法庭外社會審判，加上檢察官亦未依法遵守「偵查不公開」的基本要求，造成媒體連續殺人的亂相。「無罪推定」、「偵查不公開」兩大原則，是法治文明社會最基本的底線，卻因新聞媒體與檢察官的不知自律而屢遭踐踏，如果政府仍視若無睹、社會大眾依然麻木不仁，明天受害的將不只是報紙頭條上的陌生人，你我都有可能成為下ㄧ個被製造出來之假新聞的無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