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人權教育與台灣公民社會責任

服役中 詹皓宇

  在這個叫做福爾摩沙,或台灣的小島上,一個民主的公民社會還在跌跌撞撞的學習, 成長、 學習著什麼是人權, 並也許盼望著下一代能在有更多尊重的環境裡長大, 也許那跌跌撞撞的原因是在於這小島上的人們,對於太多的細節還不是太確定的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殖民地的歷史,百年來不同文化的交錯灌溉,讓這島上的人們至今對所謂最大公約數的界限還有些爭執。.

   用一個在這個社會之流中掙扎著的個體的立場來說, 我們要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權, 什麼樣的尊重,在無人有力抵抗的全球化潮流中,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標準當作我們的目標,又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要求自己、要求社會、要求環境,而在人們要求時,是否又能清楚的知道自身有什麼樣的責任與權利, 社會上又有什麼樣的管道,能讓我們先有了一個夢,再知道怎樣去實現這個夢。

   先談那讓人無力抵抗的全球化潮流吧!它帶來的是一個世界性的系統整合, 在這主題下, 我想最相關的是價值觀的系統整合,全球化帶給包括台灣等許多國家的傳統價值觀的衝擊是再明顯不過的。人們有抗拒的,也有急欲接受改革的, 有人堅守維持社會運作百年來的傳統文化價值觀, 也有人對於新的價值觀躍躍欲試,有人成了康德式啟蒙的信徒,也有人愛上了黑格爾的辯證。 但在2008年不丹脫離帝制,成為君主立憲的國家後,我想可能對於台灣是否能抵抗全球化概念系統整合潮流的辯論,也就沒有了他原有的這麼大的空間了。 當然,在不丹選舉之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經有了太多的前例。

   就沒有任何預設立場的,用最現實的觀點來看台灣的人權教育, 我們是不是真的有那個可能去抵擋得了人權概念全球化的狂潮? 對於人權的概念, 是不是真的有一定對錯的觀念. 或者更重要的,我們的下一代想要的到底會是被什麼樣的人權概念所支配運作著的社會?

   全球化讓人權的基本概念成為了一個共通的概念,也有了一個世界性的所謂最大公約數,也許這樣的最大公約數,與台灣本土的某些傳統觀念。有一定程度的出入, 但全球化的概念是現實並帶有責任的。以中國為例,不管西方國家指責中國侵犯人權的紀錄背後,是不是有其他的政治經濟因素,中國人權觀念和行為與這最大公約數的出入都給了西方國家一個指責, 制裁它的藉口. 因此, 在全球化的世界裡,臺灣人權概念和世界接軌的重要性可以算是無庸置疑的。

   台灣的公民社會,需要更多的辯證 更多的衝撞。現有系統裡,在人權概念上,有所謂的既得利益者,大部分對人權概念結構的更新,對既得利益者都有可能會是一種威脅,但維持舊有的人權概念,並不能滿足臺灣。長期來說在國際社會裡的最大利益, 其實,全球化給了我們的下一代衝撞傳統的必要性和機會, 但重點是,我們的公民社會是不是知道衝撞的原因,和衝撞的手段與管道,如何在衝撞中保持理性,臺灣需要的是屬於世界公民式的理性衝撞,而非試著摧毀一切。

   教育,將會是衝撞的關鍵, 我們的教育不能再繼續要求下一代,去和別人都一樣,不要惹事, 台灣的公民社會應該要真正的提起勇氣來,理性客觀的讓我們的下一代看到世界,看到什麼是真正的人權, 教他們理性的獨立思考, 並有勇氣去接受他們經由理性思考後決定的,有可能淘汰傳統觀念的辯證衝撞,畢竟到最後, 我們的下一代有權力去選擇他們所想要的社會, 他們也該是為自己的邏輯與選擇負責的一代.

   這些改革, 是公民社會自發性的改革, 因此身兼台灣公民與世界公民的人們, 不能再把改革的責任推托到政府的身上, 決定,是公民們的義務, 執行是政府必須要在公民社會監督下貫徹的責任。 公民則應該百分之百的清楚了解自己手中所握有的權利和責任,去監督用自己的稅金養著的政治人物與公務人員, 確定他們只是代替你去不折不扣的執行你認為必要的、重要的抉擇。

   五月中旬,台北決定每週要給小學學生加三個小時的英文課, 引來了抗議。 在電視中看到了孩子們穿著標語,用著大人教他們的話抗議, 我想一定會有人懷疑他們也是單純被操作的抗議工具,但是,這些孩子,我們的下一代,如果從小就被教導著他們可以為他們不滿的事情上街頭抗議,用激烈的手段監督政府的話,以後應該我們對於下一代在改革上的效率,可以更有信心一點。孩子們也許對於加課三小時的議題,沒有太細節的了解,但他們對於少了課餘時間的感受卻會是最鮮明的。這樣訓練下的孩子,會知道在以後,當他們更能了解國家運作, 法條修改對他們的影響後,作出相對的必要回應。現在的公民社會,不應該把這樣的示威遊行抗議。當作是孩子們的鬧事,而是他們對於自己人權維護的訓練, 對於自己權利維護的訓練,更是在未來必要時衝撞制度, 監督政府的訓練, 這是絕對重要的。 因為全球化的改革腳步一慢,就是失敗的開始。而這些對於自身權利義務責任的了解,也是台灣這個國家下一代公民社會中堅,成為真正維護人權世界公民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