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戰亂的原因，早在祖父那一代，家族便舉家從雲南遷移至泰國，因此我是出生在泰國的華裔。小學階段，同村的居民幾乎都是華人，在學校大家都可以和睦相處，和樂融融，學習起來十分愉快！
然而中學時至都市就學，校園華人甚少，因此受到排擠、歧視。記得當時一些女同學因為我的泰語發音不準，常受到嘲笑；他們也會搞小團體，敵視，故意排擠不讓我參加他們的團體、初來乍到新的學習環境，竟不似幼時的單純愉快，我的心靈受到不小的傷害，深刻感受到不被尊重，。
大學畢業後有機會來台灣工作，從事外勞仲介或幫忙泰國勞工翻譯，因為學生時代曾受到種族歧視，因此對待泰國勞工格外親切，與他們互動會多一份關懷與尊重包容。當外籍勞工對雇主有所微詞時，我也會耐心傾聽他們的心聲，再予以安慰，讓他們的情緒有所出口，例如最近有一位外勞剛來台灣，因為不適應台灣的環境，想要回去，基於同鄉的情誼，我十分尊重她的決定，本來我已經快到外地，一接到她的電話，立刻返回去工廠將她接回；若是生病，也會開車載他們去看病；每當過節時，例如潑水節，也會與他們一起慶祝同樂，一解鄉愁。
而外籍勞工從外地遷入，在生活上難免有適應的問題，尤其與雇主之間最明顯的問題，來自於語言及飲食習慣不同，因此我會透過翻譯讓雙方明白彼此的意思。當雇主對外籍勞工有所抱怨時，我會謙虛接受，再婉轉的轉達給外籍勞工，並分享台灣的風土民情，讓他們早是適應、熟悉台灣的風俗習慣。在處理紛爭的過程中，我向來秉持客氣好言，尊重雙方的看法，把事情圓滿的解決，盡量避免鬧到辦事處，一方面保障外籍勞工的權益，一方面也讓雇主的需求得到滿足。
外籍勞工在台灣的人權不彰，普遍不受民眾接納，例如在一些連鎖平價服飾店，一般民眾若發現有許多外勞在裡面，會立即走避：有時在公車上，也會刻意保持距離，讓他們人格有受損的感覺，這點顯現台灣民眾對外籍勞工不夠尊重、包容。
此外在醫療協助上，政府衛生單位對於外籍勞工的協助也明顯不足。舉例來說，外勞在台灣得了肺結核、愛滋病，不論任何原因，必須立即遣返。然而外勞在香港得了相同的病症，香港政府不但可就地治療，且完全不用收費，並且對於罹患愛滋病的外籍勞工，香港政府也提供了三家醫療中心治療，並有二十四小時熱線電話。兩相對照下，台灣政府對於醫療人權，有待提升。一個政府決定聘僱外籍勞工，就必須為外籍勞工之安危設想，因為這是對人權最基本的保障。
天賦人權，上天賦予人們平等，不分種族、膚色，大家一律平等，就算外籍勞工也有其基本人權，今年馬總統在就職週年前夕，完成「公民與政治權利」、「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兩項聯合國國際人權公約的簽署程序，受到國際人權團體肯定。因此希望行政院勞委會可以設立更多相關機構，讓外籍勞工有管道可以尋求協助，以平等的方式對待外籍勞工，才真正符合人權立國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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