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春天，高雄縣橋頭鄉仕隆國小日式宿舍旁一棵老榕樹枯萎，鄉公所舉辦隆重的「樹靈祭」，一方面撰寫墓誌銘、刻碑、吟詩來紀念，同時也移植來了另一株老榕樹，試圖喚起居民對在地人文與生態的關注；兩年後，一群熱心人士催生了橋仔頭文史協會，從此展開一連串的在地文化運動。

　　2009 年春天，橋仔頭文史協會會址從橋頭糖廠「轉進」仕隆國小日式宿舍，沒想到，夏天第一個颱風夜，當年移植的老榕樹竟在風雨中傾伏倒地；如果老樹倒向另一側，必定砸毀屋頂，壓垮文史協會費了一番心血才整建好的辦公室。

　　十五年的歲月，文史協會這個天真、魯莽卻又帶著無比熱情的小孩，一路跌跌撞撞長成青少年；儘管開啟這場在地文化陣地戰的老樹倒了、重新種了、又再次倒了，但有心人種下的這株文化大樹，卻已濃濃綠蔭張開成一大片！

從打游擊到組織戰

　　橋仔頭的地方文化運動，差不多與臺灣社區總體營造風潮同步啟動。 1994 年 4 月的「樹靈祭」之後，緊接著由鄉公所與湛墨書藝會在端午節舉辦「殤溪行」，凸顯橋頭鄉主要河川中崎溪的興衰，活動形式上是對傳統節慶的創意顛覆與重塑，但內蘊的企圖卻是對生態環境、河川污染淤塞的省思；同年暑假，鄉公所又結合橋頭大專青年會，以「鄉土單車行」帶領一千多位民眾認識在地文化。

　　這三項密集活動幕後的推手，是充滿文化熱情的鄉公所秘書林敬堯，他以敏感及嫻熟的公權力運作，搭配地方社會網絡的人際動員，成功地號召了一群熱心人士，進一步在年底 11 月組成了「橋仔頭文史工作室」。隔年的全國文藝季「橋頭、糖廠、五分車」，以工作室志工為核心運作班底，不但將橋頭推上全國性的文化活動舞台，初次探索了糖廠文化資產保存的議題；更重要的是，這次大型活動讓志工群累積了活動策劃、執行經驗，也體認到組織運作的需求，進而在 1996 年 1 月成立了「橋仔頭文史協會」。

　　當時臺灣社區營造的理念與操作模式才剛起步，相關的文化政策配套措施也都還在摸索階段；另一方面，政治解嚴後所醞釀的社會氛圍，逐漸從激情狂飆的「街頭」，慢慢走向穩健務實的「庄頭」，透過在地文史調查、書寫與各種柔性藝文活動，來找尋在地價值、意義與「心頭」的認同。

起步難，定位更難

　　凡事起頭難，在創會理事長 施瑞昌 老師的帶領下，橋仔頭文史協會除了舉辦社區嘉年華、單車行、假日文化廣場、音樂會等藝文活動，每年寒暑假舉辦主題性的生態昆蟲營、小小記者營；還發行《橋仔頭社區通訊》作為組織對外的宣傳行銷媒介，出版《橋仔頭建築巡禮》、《橋仔頭糖廠實察手冊》，以及針對國小戶外教學設計的《探討老街實察手冊》等書籍。值得一提的是， 1997 年協辦「第六屆亞洲西太平洋 —— 古蹟保存聯盟國際研討會」，正式將橋頭糖廠的保存議題搬上國際舞台。

　　「有寒嘛有熱，有甘苦嘛有快活！」施瑞昌認為，協會剛成立時確實面臨了許多嚴重問題，首先是角色定位的衝突，從原本是公部門刻意輔導的工作室，以協辦藝文活動為主，但組織獨立後該積極主動或是被動，這樣的定位不明難免模糊了目標，進而影響會務的推展；其次，從一個彈性的志工團體轉型為制式組織，使得原本喜歡自由行事的人選擇離開協會；而田野調查、活動企畫與執行等在地專業人才不足，加上經費資源嚴重短缺，都導致運作困難。

　　在草創起步階段，除了透過各項活動穩住了組織的基本運作，對糖廠持續投入紮實的產業文史與自然生態調查，也讓協會確定以爭取設立「糖業文化園區」作為長期努力的目標。隨後，林瑞泰醫師接任第三、四屆理事長，他充分授權給執行長蔣耀賢去開疆闢土、衝撞體制與相關議題，意外結盟了一群「好事」且有理想性的專業者與年輕人投入，逐漸形成一個極具戰鬥能量的文化工作團隊。

現地原生的藝術家駐村

　　1999 年 2 月橋頭糖廠停止製糖，臺灣第一座現代製糖工廠正式走入歷史，也開啟了產業文化資產保存與空間再利用的思考爭辯。 2000 年 12 月的「橋仔頭糖廠百年慶」系列活動，不僅可視為在地文化實踐行動的正式宣示，當時由張蕙蘭策展的「甜蜜時代」，則是首次以藝術為主軸介入這個議題與場域的開端，而「舊建築再利用研討會」也集結了數年來文化資產觀點與論述的能量。緊接著， 2001 年 9 月，橋仔頭文史協會進駐糖廠興糖路一巷一號，糖廠宿舍區活化再利用正式開啟；而第一屆「橋仔頭糖廠藝術村」於 12 月正式建村，成為當年文建會補助全台七處藝術家駐村計畫中，唯一由在地文史團體經營的據點。

　　藝術村長陳聖頌指出：橋仔頭藝術村並非消極的定位在「另一處公共藝術的集結地」，而是積極地「營造形塑無限創作能量的場域」；藝術家的進駐與創作展出恰好可以暫緩因錯誤的、過當的觀念與政策，強制介入一個具有特殊人文與歷史空間所造成的「急進破壞」，讓人們停下來作更多記憶的召喚、創意的思考與想像的激發，思索最大可能與未來。因此，藝術家們必得放棄「都會美學觀點」，以藝術能量來面對糖廠現地環境的挑戰。

　　這種結合在地人文、歷史與空間紋理，進而從現地原創原生，而不是藝術作品移植的駐村原則，從 2001 年第一期起的「防空洞藝術節」、「船到橋頭」、「荒糖時代」，一直延續到 2008 年最後一期的「黑糖／白屋」，前後長達 7 年共分十期的藝術家駐村計畫，少說也引進了上百位視覺及應用藝術等各創作領域的工作者；這還不包括藝術家來來去去的朋友們，以及 2002 年的「 W.A.C. 國際劇場藝術節」，一口氣引入 16 個國家超過 50 位藝術家，從世界各地來到橋頭糖廠，趕赴為期一週的國際藝術文化交流盛會。

　　整體來說，橋頭鄉的藝術成果大致包含了：第一類是以藝術村為主體的活動，在進駐期間所舉辦的工作坊、講座、展演及居民互動；第二類是以糖廠為中心的特展，從糖廠百年慶裝置藝術展「甜蜜時代」、戶外裝置展「蔗個黏頭．喃．過」、防空洞裝置藝術展「鞏固與整頓」等；第三類是指在社區設置的一系列長期性作品，如橋仔頭公共空間藝術再造計畫「麻雀愛鳳凰」中的作品；以及第四類為藝術節慶表演，包括各種晚會及「金甘蔗影展」等。

陣地集結！不敵惡靈？

　　橋仔 頭文史協會引進大量的藝術節慶作為行動策略，當然不是為活動而活動，更不是為藝術而藝術，而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操作串連起一張綿密的行動者網絡，藉以凸顯議題、累積論述與行動的能量，進而形成有效的輿論壓力與氛圍。除了藝術家網絡，面對「糖廠閒置空間再利用」時，需要引入文化資產古蹟與空間規劃團隊，面對大而無當的「高雄新市鎮開發計畫」時，需要邀請都市計畫專業者來協助，面對「高雄捷運路線爭議」時，還得要引進交通及相關領域專業者來共商對策。

　　新市鎮、捷運路線與糖廠再發展這三大議題，再加上許多不大不小的地方發展議題與層出不窮的即時事件，讓橋仔頭文史協會不得不頻於舉辦記者會發表聲明，或出奇制勝的造勢活動；此外，還有或為組織生存、或為理念興趣、或因人情請託而申請及執行的各公私部門執行計畫，文史協會的專案執行一度膨脹到十多人，辦公室裡一群年輕人總是忙得人仰馬翻、不可開交。

　　然而，新市鎮終究還是開闢了一條條寬廣的大馬路，徒留一整片長滿比人還高的雜草空地，見證一個過當的開發計畫；高雄捷運還是通車直接開進糖廠，甚至在協會門口增設了捷運站；橋頭糖廠雖於 1998 年由高雄縣政府公告為古蹟，號稱全亞洲第一座糖業博物館也在 2006 年開幕，但橋頭糖廠宿舍仍是一棟一棟地拆； 2009 年甚至連橋頭老街也拆除了。如此看來，橋仔頭文史協會十幾年來在地的努力，可說是節節敗退了？

　　「不是節節敗退，而是不斷創造新的議題；不是不得不接受，而是必須坦然接受；」協會現任理事長蔣耀賢豁達地聳聳肩說：「連縣長來看過了，都說這裡要保存，結果還是不敵『惡靈』，那是一整個國家與資本主義結構，不能當場擊倒，就只好拉長眼光、延長戰線，等著未來，或許會被平反。」

　　以一個地方文化社團、一小撮人微薄的能量，儘管挾著一群專家學者甚至是國外藝術家的光環來發聲，這已是臺灣諸多地方文化工作者難望項背的操作成果，但這一股集結數百文化人的巨大力量，到了橋頭，為何船依然不直？

叫故鄉，會不會太沈重？

　　「 除了賣冰，其實多數的鄉民對糖廠是很陌生的，」協會理事同時也是橋頭鄉潛能幼稚園園長李惠瑛認為：「基於幼教理念，她樂於把糖廠這樣一個好地方介紹給家長，但許多父母卻在前往糖廠的路上迷路了，不知道在哪裡？」

　　小時候，李園長總愛在下課後與同學到糖廠遊樂，但她認為糖廠其實是個有圍牆的封閉空間，與橋頭市區也隔了一條鐵道與省道，以前廠方很少與社區互動，而且蔗農的被剝削感與糖廠員工的優越感，似乎也隱約有著某種階級差異。這幾年她試著帶領家長與孩子進入糖廠，多數家長雖會讚嘆糖廠的美麗與驚奇，但進一步的社會公共參與度並不高，對文史協會所做的事情也沒太大的感覺或印象，那就更遑論行動參與了。

　　無法撼動的惡靈，在 2009 年橋頭老街被拆除時再度出現。當怪手將道路開腸剖肚而面目全非時，當去除街面違建而露出百年古宅華麗容顏時，當協會培力多年的青年趕赴現場「搶存」一塊塊被敲落的磚瓦時，那些為時已晚的無奈與不捨都已來不及了。儘管，文史協會曾以極具政治性的情感語言再三強調， 1979 年 1 月，當時黨外反對運動的領袖人物如黃信介、林義雄、陳菊等人，為了聲援余登發父子匪諜案到余宅聚會，並在此老街進行戒嚴時期第一次的政治示威遊行，不久後就發生美麗島事件……，但這都無法改變建設、進步、經濟利益、人性糾結的社會想像與操弄。

　　或許，有人傷心地不想再踏進橋頭老街；或許，有人因老街拆建而暗自得意。但面對這既成事實，再多的「或許」皆無太大意義，橋頭老街該留？該拆？也只能等到 10 年、 20 年後讓時間來證明，而當初同意或不同意的人，都必須接受下一代的人來質問……

大家來啃金甘蔗

　　十多 年來，台灣各地社區主體意識覺醒與行動方興未艾，每個社區所面對的議題及資源不同，所採取的行動策略也不同；橋仔頭在特定的時空與環境議題下不斷抗爭，看起來似乎顯得有些沈重與悲壯，但是以藝術村為操作主軸的行動策略，卻又不斷帶來歡樂笑聲與令人拍案叫絕的無限創意。

　　為了凸顯捷運破壞生態及古蹟保存區規劃不當，蔣耀賢乾脆搭了樹屋住上去「死守」；為了嘲諷捷運拆掉數座防空洞，乾脆「接受以價格混淆價值的現況，並致力於發明文化資產的計價方式」，上網拍賣被視為工程廢棄物的磚造防空洞；而刻意模仿警世標語的「請常唸搶救臺灣工業遺址」紀念水泥柱，也是一絕。

　　除了這些因應特定事件而產生的創意戰術行動，強調「現地拍攝、現地後製、現地影展」的「金甘蔗影展」，則是更具視野與企圖心的戰略性行動。 2009 年第四屆「金甘蔗影展」在短短一週內，有十九組青年團隊進入橋頭鄉各角落取景，拍攝十分鐘的電影，青年們在用影像說故事時，不但間接以影像紀錄了地方的人文與風景，也用自己的身體感受了糖廠及橋頭的魅力。

　　「讓年青人以他們有興趣的方式，來理解我們想傳達的議題，不必說教。」影展大會主席柯淑卿導演說：「拋開文史的沈重使命感，而是以更貼近生活感的媒介與技術，讓孩子們發揮無限的創意，為這個地方創造有趣而令人難忘的故事；更何況，這才是真正從基礎來推動電影文化創意產業，把有志於影像工作的青年們培力起來。」

　　說穿了，「金甘蔗影展」延續了橋仔頭藝術家駐村的精神與策略，差別在於對象與使用的媒介不同，除了讓參與者留下豐碩的創作成果，還可以衝擊在地文史工作者難免僵固頑強的思維模式與行動。總之，不斷讓更多人以各種方式與橋頭「發生關係」，進而願意主動持續關心這裡的發展，不是只有橋仔頭人才可以愛橋仔頭；如果這些前來挑戰「爆甘～蔗」的青年，能將這種對地方的關注態度，帶回自己的故鄉或臺灣任何一個地方，那就更有意義了。

白屋，是一種生活態度

　　「就像金甘蔗 ，下個世代的產業，應該是要有文化的，」蔣耀賢略帶激動卻很斬釘截鐵地強調：「我們橫衝直撞了十幾年，為什麼不能給想要進來的年輕人，一個合理的工作環境與報酬，我就是不相信那些不可能。」

　　蔣耀賢認為，每個世代都一定會出現天不怕、地不怕的運動型年輕人，但街頭、抗爭、運動都是很消耗能量的，他們終究得要回到地方蹲點，從實際的業務執行過程中累積經驗能力，同時汲取土地與生命的養分，才能持久；更何況臺灣的社造早已業務化，一大堆計畫案等著有興趣的人去申請，而越來越多的文化創意相關科系，也培養一批生力軍，問題只在於，現在的大環境還停留在政府喊口號而實不惠，始終未能以合理的預算及機制投入未來的文化產業。

　　既然等不及政府提出符合自己理想的文化政策，那就自己動手把理想作出來吧！

　　原本接受委託進行「橋仔頭糖廠古蹟保存區景觀再造規劃」的空間設計師商毓芳，只因不忍心讓曾是糖廠招待所的「白屋」，被人粗暴地糟蹋，毅然自己跳出來承租，找了幾位願意不計回收的股東投資，然後依著自己的理念慢慢整建這個被荒廢多年的閒置空間。第一步是先掏清楚招待所的時空紋理，考古般地篩出瓦礫堆中的一石、一磚、一瓦、一土，自己挖、自己鋤草、自己搭蓋，把挖掘到的舊遺跡一步一步的復原。

　　商毓芳認為，臺灣多數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規劃者，都以國外的案例來想像以後的營運模式，但日後的經營者可能只想追求最大的營業空間與利潤，甚至直接以一種新的文化形式來覆蓋，異化為一個空有特定文化氛圍卻無歷史情感的庭園餐廳；她希望，這次可以從空間設計者兼實質經營者的角度，來創造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白屋模式」。

　　「我們在這裡工作、生活，我們的態度就是一種展覽，」商毓芳指出，「白屋」不只是一家兼賣餐飲的藝廊，「永續空間」不是一家只談理念的設計公司，「橋仔頭文史協會」也不只是一個地方文史社團，而是要合力把有想法的年輕人一起帶上來，讓他們勞動交工、學習共進，大家共同經營一個有理念的文化事業，「賣我們自己，其實也可以美得很生活。」

　　當捷運開進橋仔頭糖廠，大批遊客走進一片百年前種下的綠蔭，可以悠閒地散步、吃冰，讚嘆古蹟建築的華麗，或者驚訝於遲暮的日式宿舍怎麼又少了一棟；當然，也可以多走幾步路到白屋，感受另一種面對文化資產的生活態度。

文化資產的甜蜜想像

　　臺灣的 社區營造走過十幾年，相關的文化政策隨著政治、社會條件的需求，有了不小的更迭。在第一線打拼的地方文化工作者，有人隨著議題、環境與能力的熟成，不斷在新的挑戰與挫折中調整最佳戰鬥位置；雖然有許多人因為不堪困挫而黯然離去，但也始終不乏熱情的年輕人帶著理想前仆後繼投入。

　　曾經讓人驚豔的「橋仔頭藝術村」，在 2008 年畫上句點，但「金甘蔗影展」卻開創出更多元而生猛的文化活力與在地生命力；曾經疾呼搶救保存文化資產的橋仔頭文史協會，在 2009 年退出興糖路一巷一號辦公室之際，白屋卻以全新的面貌展開一場文化事業的冒險與生活實驗。

　　是的，橋仔頭的空氣早已聞不到甜甜的味道，平交道前聽不見緩緩駛過的五分車鳴響氣笛，掠空高架的捷運也僅能穿越那片記憶中的蔗田。但是，關於橋仔頭糖廠的故事，恐怕不會有完結篇；關於社區文化性資產的許多尷尬、爭議與兩難的抉擇，恐怕還是會讓多數人困惑；而關於一群不肯放棄以行動來證明文化熱情與想像的人，怎能知道下一個十五年後，會不會出現讓人驚訝的「新．甜蜜時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