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國近來正陷入死刑存廢的爭議中，而在大法官仍維持死刑不違憲，且大多數民意仍為反對下，死刑廢除恐非現在式，因此，關於死刑 案件的誤判防止，也成為當務之急，尤其是在以法官為主導的訴訟結構，對於一人生死的決定，竟是由三到五位法官所決定，不僅武斷，更 屬草率，這也是日本在2009年5月21日所實施的裁判員制度中，將無期徒刑與死刑的案件，無論被告是否認罪，皆列入強制 為裁判員審理案件之因，而纏訟達十七年半的「足利冤案事件」，正是促使此種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

足利事件始末

　　1990年5月12日，日本足利市的某柏青哥店老闆的女兒，行蹤不明，隔日清晨，被發現陳屍於附近的河川邊，而在被害者的衣服上，發 現有行為人的陰毛與精液斑，警察研判是對於幼女的拐殺事件，警方並同時發現，此於1979至1984年間，於附近所發生的兩起案件，在 手法上相同，而認為是同一兇手所為。

　　由於三起案件皆無目擊者，因此，警方將矛頭指向死者所就讀的幼稚園司機，即當時四十三歲的菅家利 和上，並要求其提供精子以為鑑定，而由於當時DNA的比對技術剛剛萌芽，且比起發源地英國來說，日本的技術尚屬落後，日本科學警察研 究所在鑑定報告中，也記載準確率為千分之一點二。而在警方僅掌握此證據下，警察僅能持續為調查，在事件經過一年半後，警察 為規避律師辯護下，僅以參考人身份，強制菅家前往警局，並以疲勞轟炸的詢問方式，不斷的恐嚇菅家，並聲稱警方已掌握充足證據，若不自 白，必然會受死刑宣判。

　　直至夜晚，菅家在無助、無奈與驚恐下，自白三件誘拐事件皆為其所為，而警方早已在媒體等待與期盼之下，對 外宣布破案。

　　但事件卻未因此落幕，由於被告在審判一開始，為罪狀的否認，且檢方所能掌握的證據僅有被告自白與DNA的鑑定報告，甚至被告四十三歲 未結婚，也成為其誘拐孩童而殺人的主要動機與輔助證據，原本輿論一片肯定警方的聲浪，開始出現質疑，但檢方仍堅持被告即為 三個事件的行為人，只是不敢具體求為死刑。

　　而在經過約一年半的審理後，日本宇都地方法院終於判決被告無期徒刑，案件雖經上訴，仍 在2000年7月17日，在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後確定，被告雖免於一死，卻已注定其後半生必須與司法抗爭的命運。

　　而在判決確定後，日本律師界開始展開救援行動，而提出再審聲請，卻一再遭駁回，但由於DNA比對技術的進步，終於在2008年12月 24日，東京高等法院同意再行鑑定，鑑定結果確認DNA不同一，因此高等法院終於在2009年6月同意再審開始，並釋放被告，菅 家終獲自由。而再審開始之後，經過六回辯論，而在今年3月26日，進行最後辯論，檢察官竟是向法官為無罪論告，也史無前例的當庭向被 告認錯，法官在宣告無罪的同時，也代表司法向被告道歉。菅家在經過十七年半的奮鬥之後，司法終於還他清白，但司法真的還給 他該有的正義嗎？

誤判的原因

足利事件，幾乎可說是一個最典型的誤判案例，本案產生誤判的原因，可以歸納如下：
1.偵查的密行性：不管在刑事程序的任何階段，原本被告皆可以請求律師在場，但不管是在日本或者台灣，檢察官或警察常常 會以關係人或參考人的名義傳喚，即在規避被告的辯護權保障，被告必然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

2.以取得自白為偵查目標：同樣不管在日本或我國，即便法條強調自白必須有補強證據，但仍不能降低檢警取得自白的渴望， 而因強調自白的結果，即是偵查機關無所不用其極的取得被告供述。

3.濫用羈押：不管是我國，還是日本，雖然羈押已經被限定在保全證據，而非用於先行刑罰或者取得被告供述的手段，但 檢察官仍常以聲押與否來逼使被告自白，而被告一旦行使緘默權，自然會被因此聲押，在被告遭羈押的情況下，不僅無法有效行使其防禦權， 同時也易產生「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而與被檢方妥協。

4.有罪推定：法官原本應本於中立第三者的角色，為公平審判，並能適時糾正偵查機關的過誤，實則不然，即便是採取起訴狀一本的日本，仍然是基於有罪推定，即對於檢方所提證據，採取較為寬容的態度，但對於被告所提出的有力證據，責採取嚴苛的標準，此無異於是 一種有罪推定。

5.自由心證的濫用：在足利事件中，檢方所提供的證據資料，僅有自白與DNA鑑定報告，且DNA鑑定報告的準確率如此之低，根 本達不到超越一般人合理懷疑的程度，但在採專業法官審理下，所謂自由心證，無異於是一種法官的專斷與專制。
所以可以說，任何誤判的案件皆有上述的原因存在，而上述原因，又可以歸結於兩點，即強調被告自白與司法人員的專斷。

　　原本在偵查中，檢察官即帶有監督警察是否濫權的功能，但檢察官不僅未能實現此客觀義務，反而認為，被告之所以會被警察逮捕，必然事出 有因，即便警察捉錯人，也肯定不是好東西。

四十多歲還沒有結婚 竟然也成犯罪理由

　　而在足利事件中，更可笑的是，檢方認定被告即為行為人的一個根本不能成為證據的理由，竟然是被告到了四十歲還不結婚，所以必然有性功 能障礙或戀童症，如此可笑的理由，聽來既可笑也可悲。

　　而擔負起監督檢察官的法官，不僅未能站在中立者的角色，甚而站在檢方這邊，繼續修理被告，法庭已非屬於一個追求真實與正義的地方，而 成為一個弱肉強食的競技場。

　　即便有上級審存在，但在結構相似且司法自我保護的機制下，即便發現錯判，也很難藉由上訴制度來加以糾正，而就這樣一錯再錯，被告的人 生歲月也因此被消磨，也無怪乎在足利事件在即將落幕的最後審判之時，所有司法人員必須深深向被告為一鞠躬，這短短幾秒鐘的道歉，卻 是被告以十七年半的歲月所換來，正應了：「堂上一點硃、百姓千滴血」這句話。

　　足利事件正反映出由專業法官審判的弊病，而讓民眾對司法失去信心，而藉由裁判員制度的實施，得以讓平民參與審判，或許仍會有誤判產 生，但至少可以抑制法官的專斷性。

台灣司法何時能向人民深深一鞠躬？

　　足利事件，可說是任何誤判案件的典型，警方為求自白不擇手段、檢察官與法官的草率等等因素所造成，被告無端受此牽連，卻無一人可為事 後歸責，日本司法人員很有勇氣的，向被告承認錯誤，即便已是無法挽回的錯誤與損害，但這種勇氣仍是值得肯定的，而更讓人必須思考的 是，我國的司法問題比起日本，有過之而無不及，若相類似狀況發生於我國，那麼我們的司法人員，是否也會有勇氣的去承認與矯 正這個錯誤呢？

註解:
1. 此症狀指的是對於施暴者的一種屈服情結，而此名稱的由來，乃因在1970年代，瑞典首都發生銀行搶案，搶匪夾持人質，並要求銀 行必須將大量不義之財捐給公益團體，而在警方發動攻擊時，竟有人質一同抵抗警察，事後，並有女行員與搶匪在獄中結婚，因發生在斯德哥 爾摩，乃以此名稱之。
2.指的是檢察官起訴，僅向法院提出一只，即一張起訴書，而不能將相關的證據卷宗一併送到法院，以避免法官提早接觸，而形成預 斷，惟此種制度要有意義，必須是在陪審制下才有實益，因若由專業法官所組成的審判庭，其接觸證據，也只是早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