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的身心障礙者日益增加，聽覺機能障礙者的人數也是呈現成長的趨勢。然而相較於一般勞動職場中的勞動參與比例而言，聽障者在整體就業的比例上明顯偏低。雖然政府從1997年開始從制度法令體系，制訂許多身心障礙者的相關法令、政策與就業措施，藉以輔助這群弱勢勞動族群進入勞動職場。然而在聽障者的就業上，在職場中仍然存在著許多社會排除的現象。

　　在勞動人權被日益重視的趨勢下，將有愈多的身心障礙者即將走入職場，但在職場中仍有為數不少的僱用單位因不瞭解而不願僱用身心障礙勞動者。然而在就業的尋索過程中，若有了適度的支持與協助，是能讓勞動者全然改觀，甚至能讓更多的雇主願意僱用其他障別的勞工。在政府部門的制度支持層面，勞委會職訓局於十年前便已推動「支持性」就業服務系統。從不同層級的政府部門中透過就業服務員的安置，便啟動了資源傳遞的系統，在運作的過程亦鼓勵職場中的僱用單位多善加利用此公共資源。

　　聽覺障礙除了造成聽障者生活上的不便之外，也間接形成其在就業上的困擾，使其在較佳工作機會的選擇性上相對較少，缺乏競爭力，使之常出現失業率高、多為中下階級工作、薪水和社經地位與一般正常人相較下，很少有提升機會等就業上的困境（Welsh，1993）。因此，更突顯出身心障礙的勞動者經常需要透過相關社會組織的參與，進而經由這些組織與機制來取得其所需要的相關資源。然而，聽障者卻容易因為自身的限制（例如組織性參與上的怯步），促使他們在資源取得的管道上相對的緊縮。

　　在過去研究曾指出社會排除就是一種邊緣化或隔離的系統性過程，這種系統化過程會使當事者不知不覺的在參與過程之中受到結構化的阻礙。這種排除的過程具有多元的特性，涉及了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的諸多面向，是一個多元的概念，被排除的人在經濟資源上是長期匱乏的，另外，在社會關係上、心理上、文化上與政治參與上被長期隔絕，而被排斥者甚至不能夠享有其公民地位所賦予的公民政治及社會權力（Room，1995）。當社會排除產生了具體運作時，則相對產生邊際化效應，邊際化則泛指社會或勞動族群在社會結構中逐漸失去其重要性。基本上，初入勞動市場且無經驗者，在人力資本的積累上幾乎等於零，低技術性勞動者皆屬於這個類屬。相對於一般勞工，邊際勞動者是典型的弱勢團體（disadvantaged group），在概念操作上，若一個勞動者因自身或社會、政治及經濟等主客觀因素，促使其在勞動市場的相對競爭力不足時，即可界定為邊際勞動者。從邊際勞動者本身來分析，可明顯的透顯出邊際勞動者主要集中在雙元勞動市場中的次級勞動市場。這些複雜的操作概念其實皆結構性的安排聽障者在勞動職場所可能佔據的勞動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