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所面對的不是單純的"機器人"而是有情感、有智慧的"社會人"。這就要求企業家在"正人"之前首先要"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這在管理學上叫做"自我管理"。同時，企業家還要善於把管理主體和管理手段有機地結合起來，盡可能地滿足企業員工的期望，並把這種期望變成具體的目標，把個人價值的實現同企業的共同目標結合起來，從而做到"上下同欲者勝"，增強企業的凝聚力，推動企業向前發展。

　　試借用中國傳統哲學的"體"、"用"範疇。中國管理哲學的"體"，是指"正己"，也就是管理主體的道德品格修養，而中國管理哲學的"用"，是指"正人"，也就是管理手段和管理藝術。我們可以把它概括為"無為而治"和"有為而治"兩套管理模式。在"無為而治"模式中，包含了道家的"順其自然"，儒家的"修德于己"，法家的"治吏不治民"和"黃老"的"治大不治小"。在"有為而治"的模式中，則包括了儒家的"柔性管理"，法家的"剛性管理"和兵家的"智慧性管理"。

　　我們注意到，西方企業管理哲學多是講管理技巧、技術的，但是用中國哲學智慧讓企業家來賺錢的理論還不多見。我們先問，何以有些企業如此短命呢？重要原因之一，是企業管理不善所致。在傳統中國企業管理的教學和培訓中，由於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管理模式，造成了兩個不可忽視的惡果：一是西方管理多重"技（管理技藝）"而不重"道（哲學）"，不強調管理者內在素質的培養，是一種"管理主體缺位"的管理，這同中國的"正人先正己"的人本管理哲學是不相符合的；二是在企業管理教學和培訓中，講的多是西方管理思想和西方案例分析，而對中國管理思想和成功案例則知之甚少，造成中式管理在世界管理學中的"失落"，培養出來的人頂多算是半個管理學家。

　　現代化的企業管理要如何從中國哲學中汲取的養分？中華文化首重德性，然而我們並不用知識的態度來講，給它下一個定義，或者構成一個概念。而是從實踐上來關心自己的生命，因而也以實踐的態度追求德性。古代部落社會，一個氏族的領袖領導一個團體，他一人的決策足以影響團體的行動，萬一措施不當，這個團體勢必瓦解。中國管理哲學，漢朝陸賈說得十分清楚："《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我們以往解說《大學》、《中庸》，多半側重其"德性"的一面，如果從管理的一面來探討，便不難發現其中蘊涵著中國管理哲學的精義。

　　管理之道，在修己，在安人，在時常調整。《大學》首章，開宗明義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第一要"明明德"，就是"明其明德"的意思。明即明白，明德指"能夠明白道理的一種天賦本能"。只有人類才有此明德，你對他講道理，經過一段時間，他總會認同的。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歷程"，修己是管理的起點。《大學》所論的"八目"是"從內發揚到外"，教人由"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的管理哲學。管理者以修身為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即其內在的德智修養，就是"明明德"的功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管理者外發的事業完成，便是"親民"的發揚。管理者必先修己，才能正己正人。所以管理之道，以"修己"為第一綱領。

　　"親民"是用相親相愛的方式來正人，就是孔子主張的"安人"。"安人"是管理的最高理想。管理者可以"逞權威、施壓力"來"管人"，但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亦越強，不能使追隨者心悅誠服，表面或許順從，但內心殊為不樂，因而可能會暫時忍耐，應付了事。管理者如能用"敬重、信任"來"理人"，就比較容易收到"敬人者人恆敬之"的效果。追隨者深感知遇，當然會加倍努力。管理者以"仁"安人，"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管理者好像北極星，靜居在那兒，滿天的星斗自然都環繞著它而運行。追隨者慕名而來，自然人才濟濟而又人盡其才了。

　　"止于至善"是管理的第三綱領。"止于至善"的 "止"就是"立"，現代稱為"立場"。傳之三章說："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于信。"管理者站在"仁"的立場，追隨者站在"敬"的立場，無論組織內外，都要堅持"信"的立場。這樣，各方面便站在最為適切的立場上，達到"止于至善"的境界。"至善"的意思是至佳、至當、適時或適切。怎樣才能站在至佳、至當、適時而適切的立場呢？這就需要不斷地調整，發揮"不停滯"的精神，以達到家庭、企業、國家、天下以及人員與環境之間共生、共存、共進化之效。

　　管理的共同任務，在發揮人類最高的文化，表現人類最高的道德。西方管理所秉持的"競爭"原則，很容易導致一種功利的、拜金的管理觀。我國傳統思想，如《大學》所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個人、家庭、企業、國家、天下，都有其共同的任務，那就是要發揚人類最高的文化，表現人類最高的道德。

　　《中庸》說："仁者，人也。"《孟子．盡心下》則說："仁也者，人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成為萬物之靈，就是因為人能知仁、義。人類要進步，必須造就高尚的人格。而要造就高尚的人格，就要減少獸性，增多其人性，使人性中的動物本能服從理智的指導，符合道德的要求。如果道德進步到極點，便到達了神性的境界。那樣的話，人能修達至仁，必將無往而不自得。孔子以"仁"為道德目的，實際上便是由"人應當如人"推論而來。

　　達爾文提出物競天擇原理，認為競爭是生存的永恆狀態，而人類發展至今，已超出物種進化的階段，管理者如果還是"以物種的原則，施之於人類進化"，強取豪奪，強凌智詐，根本不把人當作人看待，哪裡還談得上管理人性化呢？

　　孟子所說的側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應該被管理者視為"應有的表現"。因為"道德仁義者，互相之用也"，管理者必須具有側隱、羞惡、恭敬、是非的表現，才能實施合乎人性的仁道管理。孔子以"仁"為全德，為他自己"一以貫之"之道。"仁"代表天地之心，也代表人心的德綱。超越競爭原則的仁道管理，才能顯現人類最高的道德。

　　每一個人，就相當範圍而言，都是"管理者"。中國的傳統管理，依安人範圍的大小區分為"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天下一家"的理想，從家庭開始，實行尊重秩序的"家長制度"，並逐漸推廣到宗族、鄉黨、企業、國家乃至天下。家裡人與人的關係，不論父子、夫婦、兄弟，都應該盡自己的義務，做到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有禮有義，秩序井然，才能叫做"齊"。

　　"齊家"的道理同樣適用於企業、國家及任何組織，若其上下、左右、前後關係均能相互親愛，則此組織必富有團結力。"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再龐大的機構，也不過這"五倫"而已。若人人都能走正道，則社會自然太平，天下自成一家。這才是人類文化的最高境界，中國管理哲學的可貴亦在於此。

　　決策的過程是：止、定、靜、安、慮、得。《大學》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知止就是知其所應採取的合理立場。管理者做任何決定，都應該以"實現安寧"為基本立場。"安寧"就其範圍的廣狹而言，有"寡安"與"眾安"的區別；就其程度高低而言，有"小安"與"大安"的差異；從其維持時間的短長來看，有"暫安"與"久安"的不同；從其效果來比較，有"虛安"與"實安"的差別。管理者在決策之前，固然無法預知可以獲得何種安寧，唯一的辦法，就是站在"所系正大"的立場。因為"所系正大"乃是諸德成美的第一關。"所系正大"才成美德，管理者在選用方法、決定手段的時候，須留意"所系正大"這一原則。以此為起點，即為真正的道德管理。管理者決心所系正大，便能有定，即意志有定向。依據管理者的定向，潛心研究有關資訊，此時心不妄動，自然能靜。心靜了，面對紛繁複雜的資訊，才不至於不知所措，心慌意亂。

　　既能心不妄動而潛心研究，則管理者無論坐、臥、行、立都能安。管理者能夠安，則必思考精祥，無微不至，無遠弗屆，所以說能慮。既思考精祥，必可獲得至佳、至當、適時、適切以及安人的良策，便是能得。

　　任何管理制度，都不可能憑空創立或無端消失，它必定有其淵源。管理者的任務，即洞察其淵源，依據組織內外的需要與內在的用意，創立合適的制度。同時，體認其流變，按照實際的利弊與產生的影響，適時予以調整，使管理制度得以日新又新。日新又新，絕非今日所強調的"求新求變"。一味地求新求變，根本就是一種偏道。如果只知道宇宙在"變"，時代在"流"，而不知"變"中有"常"，"流"中有"住"，便無法把握變中之常。因此為變而變，極易流於怪妄。

　　日新又新的"新"，與時間並無太大關係，我們並不認為現在的必定比過去的好或未來的一定勝過眼前。"好"就是"新"，否則便不配為"新。"要做到"日新又新"，最好以"有所不為，有所不變"為"經"，也就是"根本"；而以"有所有、有所變"為"權"，也就是"作用"。本立而道生，管理者必須把握根本，真正找到"日新又新"之道。

　　論者謂"儒家哲學其功用所在，可以《論語》'修己安人'一語括之，其學問最高目的，可以《莊子》'內聖外王'一語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極處，就是內聖。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極處，就是外王。《大學》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內聖的功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修己、安人都能夠日新又新，這是個人道德修養的最高目標。"

　　管理者以修己為第一綱領，從自身內部的修治做起，由格、致、誠、正，然後層層擴大，齊家、立業、治國，推到平天下止。所有決策，都依"止、定、靜，安、慮、得的歷程，時刻不忘"安人"為第二綱領。秉持光明正大的理念，執經達權，以不停滯的精神，適時調整而權宜應變，是第三綱領。這種管理之道，即為我國管理哲學的精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