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上午，我前往輔仁大學參加由台灣社會企業創業創新學會與輔仁大學管理學院主辦的講座活動，活動是由輔大企管系的夏侯欣鵬教授擔任主持人，我是主講人，講題是日前馬總統回應媒體有關台灣競爭力大幅提升時所提出的一個概念說法：改變已經發生。當然，在我的陳述主題中，發生改變的自然是指愛盲基金會與國內的視障環境。

　　在與台下聽眾的互動中，我提出已經發生的改變有七個。第一個改變從1960年代助盲行動中愛盲鉛筆的衍生與推動到90年代愛盲基金會的緣起設立，從每個人初始購買一支充滿目的性的鉛筆，到一群人充滿企圖心的籌組一個基金會，其間改變最大的就是時代的躍進與社會價值的重新被認識。視障，一向被稱為是弱勢中的弱勢，這是因為由於靈魂之窗的關閉，通常即意味著其他五根根識作用的隨之相對薄弱，所以視障者總是身心障礙者中最為孤立無援的一群，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視障者與視障團體也從絕對弱勢逐漸提升至相對弱勢，甚至有少數視障者更根本性的掙脫生理殘缺所造成的限制，而展現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卓越成績，這正是改變之二。

　　許多社福機構雖然初創時必然是針對某種特定的有感而發而其來有自，但從其日後的發展實況可以看出，彼等在創立之初，幾乎都是滿腔熱血的情感掛帥，以致理想性大於可行性、理論性大於結構性，故而組織運作一開始就陷入青黃不濟的經營困難期，並且從此在困頓中天天難過天天過。事實上，熱情不能等同於專業，愛心不能折抵現實，唯有「專業」才是社福機構突破經營困境唯一的依持，此一觀點由愛盲的多年發展可以得到充分的體現證明，此乃改變之三。第四個改變來自於愛盲多年來有計畫的循序對公部門挹注的依賴程度逐年降低，這是因為公家資源永遠是有限的，所以它必然會出現僧多粥少的窘境；再則公部門需要面對公平與分配的問題，因此沒有任何一個社福團體可以長期獨占公部門資源。所以，計畫性的降低對公部門的依賴，本身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改變。

　　社會勸募長期以來一直是社福團體最重要的籌款管道，不過不可諱言的，其結果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就算是募到款了也常是晴時多雲偶陣雨的難有個持平穩定，若再加上遇到個天災人禍什麼的就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家家社福團體無不卯足勁的朝思暮想募款為先。這第五個改變就是針對社會勸募而來，也是愛盲的重要經驗之一，那就是社會勸募的重點應該放在提供社會參與為主，募款反而只是輔助目標；這是因為社會公眾如果不能、不願參與或不認同你所提出的社會福利議題，那麼無論你如何訴求都很難達到企圖募款的目的與目標。因此，思考如何促成社會公眾落實社會參與是至關重要的，要想落實社會參與就必須同時兼顧以下三個要件：提供參與的理由、提供參與的事實以及提供參與的認同。

　　在社會公眾的一般認知裡，身心障礙者是天生的弱勢，而絕大多數的身障者本身亦是如此認為，長期以往，在弱勢的思維與背景下，許多藉口與不滿情緒就源源不斷的孳生與泛濫，並且導致軟弱與依賴。愛盲是一個視障社福機構，自然也符合一般公眾認知中的弱勢團體。但是，這個思維與心態如果不改變，愛盲與視障者就將真的永遠淪落於自怨自艾的弱勢環境裡，因此愛盲雖然接受生理上的器官缺陷會造成行動上的困難，但不同意這個缺陷等同於心理與心智上的弱勢不足，所以愛盲鼓勵視障者應以自己的能力及專業立足社會，而非依靠眼盲博取同情。這就是第六個改變：我們絕不用弱勢做為自我逃避的藉口，同時更努力的建立積極強項思維。

　　對許多社福團體來說，要求組織經營上的效益與效率似乎是一件荒謬且不切實際的空談，爾等大都將其對社會的熱情等同於事業體管理，因此絕口不談經營效益，更遑論要求工作效率，在他們的心目中愛心與熱情是絕對不可以也不能以數據來管理的，當然就更別說是用數據來評估了。

　　然而，在社會福利事業已被重新定義為社會企業的今日，社福事業本質上仍然不脫離是一個事業體，因此它雖然沒有必須回報經營實績的投資股東，也沒有特定的董監事群需要去個別的滿足，但它的受益人卻是更為廣泛存在的社會大眾與國家。許多捐贈者將他們的辛苦所得捐贈給社福事業，其最終目的在於同體大悲的社會關懷，這些寶貴資源必須在分配者謹慎及專業的自我要求下錙銖必較的妥善處理，因此確保效益與效率的落實是社會企業不可推諉或逃避的基本責任。

　　這些年來，愛盲基金會持續不斷的要求自我效益的實現，同時在每一個工作層面落實並提高工作效率，舉凡基金會設立宗旨下所提出的各種概念必須具有計畫性，基金會所期望承擔的社會責任必須要能夠清楚的明白規範，各項工作必須努力達成目標管理上所設定的各個指標，各種資源的應用與分配必須完全符合國家法律及社會正義的要求，內部管理運作必須嚴格落實儉樸節約的最高原則，組織編制內所有成員責無旁貸的全力落實效益與效率的追求。就是這股企圖突破現狀再創新機的強烈意願，使得愛盲在全球金融風暴和台灣社會低迷浪潮中依然挺立，並且還交出一張令大家都還滿意的成績單，效益與效率的落實達成正是第七個已經發生的重要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