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的問題範圍頗大，但我相信人權有一種普世的價值，舉例而言，一部台灣史四百年，臺灣人包含不同族群，本來，台灣人為了追求人權，為了避免被嚴苛的統治與壓迫，渡過所謂的黑水溝，冒著生命的危險，千辛萬苦跑到台灣，希望能開闢一個新的天地，新的天地當然就是能夠自由、安居樂業，總括起來就是有人權的地方，這是台灣人四百年來所追求的。

　　事實上，雖然有這樣的理想，但是台灣人的命運卻十分多舛，歷來統治台灣的，不管是荷蘭、西班牙、還是滿清政府，台灣人都是受壓迫的一方，談人權恐怕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不過，臺灣人總算一代代地生存下來。

　　以自身的經歷，我到二十歲為止是由日本人統治，日本人把臺灣人看成次等國民，在日本統治的年代，台灣的人權怎麼樣呢？儘管日本人是統治者，站在壓迫者的立場，但日本人說起來還是比較文明的。為什麼會這樣說呢？繼日據時代後，接著是所謂的國民政府或者兩蔣時代，長達三、四十年的戒嚴統治，台灣的人權幾乎是被踐踏在地，這是所謂的白色恐怖的年代。白色恐怖現在大家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因為在那個的年代，不但用口頭來批判統治者，就是一種叛逆，是要受到很嚴厲的制裁的，用文字來表達出來更是禁忌！所以，當你拿著筆桿要寫東西的時候，必須提心吊膽地，小心斟酌自己所用的每一個文詞，因為很容易在不知不覺間犯了禁忌。在戒嚴的年代，因為你不小心說錯一句話，人家不想聽的一句話，不管說出來或用文字表達，你就有可能獲罪，被抓起來、坐牢，甚至是賞一顆子彈給你，這些在當時都是司空見慣。

　　這就是所謂的恐怖歲月，在這當中，我一直不停的從事創作，尤其是小說創作，所謂的「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等等。這些都是長篇的文學作品，一般來說，非常容易獲罪，於是我小心翼翼地經營我的創作，避免受到文字獄的問題。有一次，有位要好的朋友到家裡來，對我提出警告：「你要小心啊！現在立法院(立法院是指所謂的老立委，萬年立委，不改選的立委)在傳告你是台獨三巨頭...」，把我也算進去？我嚇了一跳了，這是要殺頭的啊！早期搞台獨的都往國外跑，包括日本、美國、中國都有，在台灣島上搞台獨是要命的，那怎麼辦呢？是不是國民黨放出風聲要抓我，才會有這樣的傳聞？在民國五十、六十年代，幾乎是沒辦法往國外跑，那我往哪裡跑呢？我往山裡跑、逃進山裡面。所以我趕快寫一部小說，往大山、深山裡面逃，什麼山？插天山，(龍潭正東的方向有一座高約二千公尺的山，名為插天山)「插天山之歌」就是在此情勢中經營出來的作品；而且，這作品一定要在黨報發表(中央日報，在當時是第一大報，副刊是第一副刊，發行量也是第一)，因為黨報是每一個公家機關單位必讀的，其副刊也被認為有一定的水準，不一定要喊「反共抗俄」的口號才會登載，心想黨報的副刊若能刊載我的作品，是不是會產生一種保護的作用呢？這是一個天真的想法。那段謠傳「台獨三巨頭」的期間，我把多餘的房間出租，後來才知道來住的房客，原來是調查局派來的，不論做什麼事都被跟蹤監視，對我形成一種壓力。在危險、恐怖的邊緣，以走鋼索般的心情從事創作，不過，總算平安無事地渡過了。

　　民國六十六、七年從學校退休了，到一所大學開了幾堂「日本文學」的課，這三、四年的時間的同時，也為一家報紙編輯副輯，創辦台灣文藝雜誌。雖仍處在剃刀邊緣、戒慎恐懼的歲月當中，卻能夠掌握一片提供給新生一代的作家發揮創作的園地，培養出戰後第二代的新生作家，特別是小說家，像李喬、鄭清文、東方白等...，一肩扛起了台灣文學的天地！

　　二十幾年前，我的書在中國印行，據說蠻有銷路。那一段歲月，鄧小平每天在深夜十二點開始廣播，以「親愛的台灣同胞」開場，一連好幾個晚上都在喊話，細數著台灣同胞傑出的人士，小說家鍾肇政啦，楊傳廣啦...，我聽了「皮皮剉」！「剉」什麼？對岸喊我的名字，這邊不會高興啊！說不定會來抓我哩。

　　一個小說家，不外就是將自身所處的族群，把他們的情感、悲哀、痛苦及歡樂，述諸於文字，這就是每位寫作者追求的終極目標。台灣人有講閩南話的，有講客家話的，原住民各族的，成為一個族群大熔爐。在這一個小小的島上，經常合作，讓台灣建立起一個更好的國家，這是共通的理想及目標。身為其中的一份子，在屬於文學創作的範疇內，用我的筆，把感受到的歡樂啊、悲傷啊、痛苦的感情表達出來，留給後代子孫看，留給所有台灣人看，甚至全世界的人看！

　　可惜的是，台灣文學至今仍侷限在這島內，被翻譯成外文給更多的世人欣賞的作品，少之又少，遑論得到諾貝爾的肯定，台灣到現在都做不到。一方面是環境使然，另外一方面，歷來台灣的當政者從沒重視文學的發展。二次大戰後，台灣光復後，政府曾經重視過文學嗎？有的話，是當權者把文學當成化妝、粉飾的一種工具，所以才有所謂的反共文學；像反映本土感情的台灣文學，從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台灣文學的工作者，只能自求多福...。不過，寧可不要來自統治者關愛的眼神，也要依照自己的內心，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來從事創作，真實地寫出這片土地的歷史，人民的喜怒哀樂，有此機會將理想付諸實現，已經心滿意足了！

　　另一方面，不僅台灣看書的人太少，而且這類文學作品，被歸類為所謂的閒書，被當成一文不值、消遣、打發時間用的。不像日本人，人手一冊，就在車上看書，甚至為了坐車，也要買一本書在車上看，所以有廣大的讀者。對於年輕一代的創作者，不敢說未來會如何？事實上，在我拼命地從事創作的年代時，就已經有人喊出小說的滅亡，三十、四十年前就有小說死亡的說法。特別是電視普及後，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機，面對上百個頻道，坐在沙發上看很多精彩的、吸引人的節目，誰還看書呢？誰還願意看小說？所以，文學已經是死亡了，這方面我持悲觀的想法。在日本，一本暢銷書的銷路是上百萬，有一百萬本的書，交到讀者的手上，其影響力就不容忽視了！台灣呢？誰在車上看書，不但車上不看，連小說、文學作品，打發時間找一本書來看看的人都少之又少。談到文學影響的問題，忍不住的有一種悲哀...。

　　上中學時代，大我一屆的學長李登輝，早期他是蔣經國農業方面的顧問，經常需要下鄉，看看各地方的農業，他常常來龍潭看茶業的發展。李登輝也會順道來看我，常對我說：「你從前都是看閒書，看出很多名堂來。」他譏笑我工作丟在一旁，窮哈哈一個，教書文人一個。僅管如此，我活得很快樂！世界文壇史上，譬如「湯姆歷險記」，某種程度改變了美國黑奴的命運，這是很了不起的影響特例！我的作品「魯冰花」拍成電影，還有改寫日本的電視劇本「阿信」，這本十二萬字的小說「阿信」，真正的賣了十萬本以上(這是我第一次享受到有版稅喔)不敢說對於世道人心帶來什麼影響，但很多人受到感動，就形成相關可觀的感染力量，有類似這樣的作品帶來正面的影響力，感到欣慰，也感到自豪。

　　這輩子我寫了二千萬字，印成全集已超過我的身高，平平實地，用心地把自己的感覺、看到的、感受到的，以文字在文壇上留下一點痕跡，便足以安慰。目前以我這把年紀，我幾乎已經停筆了，回憶往事，不但自己寫了很多作品，還能培養出後進的第一代、第二代，培養了很多台灣文學的人才，一代一代地綿延不絕，台灣文學經過戰後荒蕪的年代，人才、作品輩出，質也越來越精，整個台灣文學欣欣向榮，覺得有那麼一點點的自豪，好像沒有白活。這樣的成績以作家的理想與使命上，某種程度達成了，老而無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