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交通意外事故的過程是：一位機車騎士因左轉，與同時要轉彎的卡車發生擦撞，當場人與機車分離，不料遭到煞車不及的小客車撞擊，當場重傷；路邊的監視器錄影顯示，後面經過的十餘部車輛，竟無一個人願意協助打電話通報，或停下來給予援助….。難道，大家印象中，熱情樂於助人的台灣同胞，已經變的如此冷漠和不仁，完全沒有任何同情心了嗎？

　　一位目擊者接受記者訪問時提到，見到過之前的類似案例報導：報案的人，在沒有第三者的佐證下，往往有可能被受害家屬或執法人員視為肇事者，而且常常必須要自我舉證，方能避免可能因而無故遭受的牢獄之災。故大多數的人，往往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不願伸出援手，因而錯過了救人的黃金時間，而造成原來可能挽回的不幸。　

　　我曾經在民國八十年左右，騎機車行經新莊化成路，因夜晚視線不良加上天雨路滑，撞到路面上近八十公分直徑，深達十餘公分的坑洞，當時我車速約５０公里，就這樣重重摔落地面而昏迷，躺在路面快車道上。期間模糊的意識中，我聽到許多大貨車經過我身邊的喇叭聲，刺耳而迤長，我也不知道究竟在那裡躺了多久，才有一位好心的計程車司機，願意把我扶起，送我回到信義路五段的家，必且在臨走前，還不斷提醒我機車停放的路段位置，卻不願意留下姓名，而且分文未取，即使我事後在「警廣交通網」留言找人，希望能當面謝謝這位救命恩人，卻不可得。如今，我把這兩件事情想了一遍，方才驚覺：說不定，當年我的救命恩人，也有前面提到的這位目擊者一樣的想法，只是我比較幸運，沒有淪為輪下的亡魂。

　　每一年，台灣捐助宗教、社福團體、或賑災的捐款，都不在少數，甚至在最不景氣的２００９年，捐款雖然減少，但願意參與義務服務的志工，反而有所增加。總總數據顯示了，台灣人其實並不冷漠，只是，怕麻煩罷了。上述交通意外事故的目擊證人，點出了台灣長期司法上侵害人權，有關無罪推定訴訟的問題。凡歐美等司法先進國家，對於起訴當事人，檢查體系都必須提出嚴謹的事證，以證明當事人確實身犯此案，而非先予以起訴，再要求當事人，提出事證，證明當事人與此案無關，舉凡：新竹女童性侵案、太極門掌門人等遭非法起訴案等，甚至不乏：有些檢察官連實質調查都未調查，就片面聽從相關證人的證詞，而據以起訴的案子，亦時有所聞，所在多有。造成人民，不僅對於司法及調查體系之不信任，傷害了台灣的司法人權，亦因而造成了許多的冤獄賠償，由全民買單，卻見不到官官相護的司法體系，因而有人受到應有的糾正與懲戒。

　　筆者的外甥，是北部某地檢署的法官。因此，也從而了解到：其實，檢察官及法官其工作負擔的繁重及辦案時間的壓力，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但是，縱然如此，也不能因此而對於其職責，有絲毫模糊空間而足以為之卸責。畢竟，調查與判決的結果，輕則造成財產的損失；重則不僅造成名譽受損，更可能造成原本無辜的百姓，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甚至一輩子因此而一敗塗地，永遠不得翻身，這那裡是區區的冤獄賠償能賠得起的！

　　期盼台灣司法單位及立法院的立委諸公，能夠重視「無罪推定訴訟」，確實是法律上的基本人權。從法律面及司法改革面去革新，未來，才可能期盼民眾能沒有畏懼的，對於週遭無辜之人，主動伸出援手，創造互信及互助的社會，相信才是大家樂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