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說，這是一件苦差事，但我以苦為樂，最大的精神支柱，當然是對音樂的熱愛，對本土的認同。對本土的認同即是對國家，對鄉土的愛與認同，這是人類的本性，社會倫理的基礎，但因為台灣特殊的政治問題（國際法上的地位問題與國內的認同分歧），所以我常用本土兩字，以免誤會。

　　對自己生長的故鄉的認同是天經地義的，在美國、日本、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他們不需強調本土文化。美國文化就是美國文化，日本文化就是日本文化，對外國人來說，「本土」這個詞彙常是多餘的。

　　我這五十多次的交流對象，以日本最多，美國其次，中國（客家文化）只有一次，目前正計畫澳洲之旅。我喜歡帶國中生、小學生在異國做國際交流，因為正值他們成長階段，國外的活動對他們收益最大。

　　古人謂「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誠然，這些學生在旅行與交流中，無形中他們對異國之間的比較文化有了感受，除吸收更多知識之外，對學生的個性養成，人格的塑造，或至少在生活教育上都有潛移默化的功效。

　　此外，我個人覺得最難得的是，對自我的一份認同與榮譽感，其實這也是國際化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國際化成了「被同化」了。

　　對從事文化工作的我來說，我強調一個信仰：人在教育、文化之前必須謙虛。能令人謙虛的，也只有「教育」與「文化」這兩樣神聖的工作。有這種謙虛，才有王道的文化可言，不然就是霸道橫行。

　　我在高中時，在大時代風雲的小角落，有幸讀到殷海光翻譯的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lfdom），年輕熱情的我深受影響，一生深深服膺個體主義，十年之後在黨外民主運動中，我以拯救政治犯為己任，我以「人權」為一個最高的使命。

　　人權的理念建立在「尊重生命」，「尊重個體」的價值上。有了個體與生命的尊重，人權才得以落實。

　　對我而言，人權是至高無上的原則。有對人權的信仰，自然就是會尊重他人，最徹底的境界，當然就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就是「等別怨親」了。
於是我這個小老頭，回想這四十年一路走來，個體主義、人權、文化工作、、、、似乎就是一條自然而然的道路了。

　　我期待台灣的公民都以自己的故鄉為榮，都以自己的文化建立尊嚴。今年我剛好虛度了一甲子，在除夕之夜我寫了：

風雨無綴六十年
嘆息生中淚澆愁
人權之道猶在前
吾心不退待重頭


2010年世界公民人權高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