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是法治社會的最後一道屏障，司法的公平，亦如同皇后的貞操，不容質疑。然而，在台灣，司法卻常常成為一隻噬人的怪獸，要人民不質疑司法的公平性，難如徒手登天。事實上，這個對不公平的質疑，是不分藍綠，只要有上過法院的人，無論判決輸贏，大多對司法制度的公平性有所疑義。

　　當大多數人民對司法體制質疑時，問題的癥結就不在於某個法律條文的運用是否恰當，這種枝節微末的小問題上，而是對整體制度結構性的質疑。而這種質疑，有一大部分是根植在對司法人員養成與考選方式上的不信任。

　　台灣法律人的主要養成來源，是一般大學的法律系，亦即，這些人一進入大學，大部分的時間，所接觸到的就是法律書籍，對於非法律學科的涉閱，就極為有限，因而，台灣法律人的同質性非常地高，不僅如此，有幸通過百中選一的嚴格國家考試者，大多也自視甚高，不容他人挑戰自己的法律見解。正是這種對法律詮釋的專斷，造成人民對司法普遍的不信任感。

　　要解決這種結構性問題，早有人提出二個方法：第一，廢除大學部的法律系，只設立供大學畢業生就讀的法律專業學院。如此一來，法律學院的學生，其大學主修科目勢必多元化，這種多元化，除了提供多元的法律人才，因應多元社會的需求外，亦可減弱傳統法律系學生的法律專斷。事實上，這種多元化的衝擊，可以思考看看，一、二十年前，台灣推動教育學程，打破教師需由師範大學體系培養的傳統後，所帶給國中小教育系統的活化與衝擊。第二，廢除現行的法官考試制度，直接由執業多年的優秀律師中，甄選適當的法官人選。經由這種管道所選出來的法官，早已經過多年訴訟的歷煉，無論在邏輯推理或人生體驗上，都比較不會與社會脈動脫節。

　　當然，反對這二個方法的人，大可提出司法人員養成方式與台灣相似的日本，來捍衛現有的體制。只是，縱然日本司法體制與台灣類似，仍無法抹殺台灣民眾普遍對司法不信任的這一個事實。因此，即使要以日本為鏡，仍然必需思索，要如何改變這個事實呢？可行性如何？

　　總之，台灣司法人權之不彰，其問題是具有普遍性與結構性的，惟，改進之法，不在改善細節的法律條文，而在如何改善司法人員的品質，且，這種改善，不一定是偏重於借助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的經驗。如果，這種大方向的改進，一再被拖延阻隔，或以修改個別的法律條文來敷衍，台灣司法人權的黑暗，將無重見光明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