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從事新聞工作多年，尤其是一個長年主跑警政、司法的線上記者，筆者發現，警政、司法機關可能是最忽視人權的公部門，而媒體本身也要負起一部分的責任。

　　各縣市警察局的分局偵查隊都設有拘留室，不論你是殺人、放火，或酒後駕車被抓到，只要過了移送的時間，對不起，全都得在拘留室待一個晚上，除必須忍受冬天寒冷、夏天燠熱，還得時時擔心旁邊這個人會不會對你怎麼樣。

　　多數分局拘留室幾乎都是男女共用，且就在人來人往的偵查隊辦公室裡，外型就像個鐵籠，包括員警、清潔工、送便當的小弟、送飲料的小妹、報案民眾、通報護照遺失的阿伯，對鐵籠裡的狀況一覽無遺，毫無隱私可言。

　　更誇張的是，這幾年來常有幼稚園、國小學童申請參觀警察局，警方基於為民服務、展現親民形象，經常是來者不拒，安排小朋友到各單位參觀。筆者就曾親眼目睹，員警帶著一群小朋友參觀拘留室，明知裡面有人，還對小朋友說這是「關壞人」的地方，讓當時待在裡面的人恨不得挖個地洞鑽進去。

　　早年警察機關偵破刑案，都是將犯罪嫌疑人帶到一堆贓證物前，拉布條公開讓媒體記者拍攝，媒體也樂得輕鬆大拍特拍，完全欠缺「無罪推定原則」的概念，也就是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這幾年情況改善很多，警方不再讓嫌疑人供媒體公開拍攝，不過，部分媒體為了拍到嫌疑人的畫面向長官交差，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還會「恐嚇」警方，如果沒讓他拍到畫面，「以後就走著瞧」，警方為了維持與媒體的關係，有時會安排嫌疑人上廁所，或利用解送嫌犯上車的機會讓媒體拍攝，技巧性放水。

　　「偵查不公開」明訂於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也是保障人權的重要原則之一。不過，遺憾的是，「偵查不公開」對於警察、司法機關而言，並沒有實質的約束力，也就是說，如果警察、檢察官洩露了偵查內容，頂多接受內部處分，不必負起任何法律上的責任。

　　坦白說，從事新聞工作多年，採訪刑事、司法案件過程中，最討厭聽到的就是「偵查不公開」這句話，畢竟挖新聞是記者的天職，面對報社長官的壓力時，也很難用「偵查不公開」這句話去推卸責任。

　　如果，檢警調等辦案人員始終堅持「偵查不公開」原則，倒也罷了，還會贏得別人的尊重，怕只怕少數辦案人員「選擇性公開」，不公開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只公開對被告不利的部分，利用媒體刻意營造對特定被告不利的社會輿論。

　　以知名的和艦案為例，完全看不到「偵查不公開」的分際何在，只看到檢調在媒體上對聯電董事長曹興誠等人鋪天蓋地「圍剿」，幾乎把他們打成是「中共的同路人」。事後證明，曹興誠一、二審均獲判無罪，檢方所謂的證據，完全不被法官所採納。「位高權重」的曹興誠尚且受到如此待遇，更何況是一般小老百姓，只能任由司法擺佈。

　　不要以為「司法不公」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筆者就有一名親友，長期失業找不到工作，有一次根據報紙的夾報廣告去應徵司機，對方要他先繳交金融卡及密碼，以便匯入薪資。親友擔心工作不保，只好將卡片、密碼交給對方，不料，數日後就接到警方通知表示戶頭被當成詐騙帳戶，必須到派出所做筆錄。

　　親友極力解釋，但檢察官仍以詐欺幫助犯的罪名將他起訴，他原本以為到了法院，法官會聽他解釋，沒想到，法官仍以「社會上詐騙案件時有所聞，一般具有智識者應知金融卡、密碼交由他人，可能成為他人的犯案工具」為由，將他判刑兩月。還好這名親友生性樂觀，繳了六萬元罰金了事，否則，如果他想不開自殺，豈不又成為司法誤判下的一條冤魂。

　　從上述案例可以得知，我們的司法制度似乎仍停留在「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的階段，等到有一天達到「寧可錯放一百，不可錯殺一人」，才是對人權真正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