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現實上，我們不宜忽視科技發展所潛在的危機。資訊科技可能因為原有社會種族、地區、政經發展的差異，擴大原本的差距，造成資源分配不均現象，甚至產生新的階級對立的問題。今日區別貧富的新關鍵，取決於人民的電腦科技素養 (computer literacy)。只要看世界各國的富豪排行榜，泰半與資訊科技相關，此現象在亞洲新興經濟體(例如：中國)尤為顯著。因此，數位 落差(digital divide) 逐漸成為各國政府與NGO/NPO等人權團體關注的議題。

　　從分配的觀點來看，數位落差可以定位為兩個(或以上)之人口族群在資訊科技之分配與有效使用上所產生的實質性差距。資訊社會是全球化的表徵，其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也有其共通性，沒有一個地區可以置身於度外。但因為全球性資源之分配不均，造成各地區發展程度不同，也使得全球數位落差之情形日漸嚴重。

　　可想而知，開發中國家人民 、偏遠鄉村地區、 低下階層、 婦女和老人等族群較易成為數位落差之受害者。但很難想像的是，在以生產電子周邊產品馳名的台灣，還有相當比例者是屬於數位島嶼之邊緣人。筆者近幾年教學經驗裡，發現有少數學生連手機都買不起，遑論電腦，此尤其以南部為然。據日前報載，有國中女生即因為家中無電腦，只得到網咖查資料、打作業，以致被校方記過處分的案例。這種輸在起跑線的不平等，如果沒有獲得改善，只會加大日後的落差，形同複製社會的不公義。

　　話說回來，數位落差的涵義十分複雜，很難一言以蔽之。除了硬體的基礎建設之外，另外也涉及法律及倫理規範等範圍。所謂人權，在筆者簡單的定義，應該是在法律規範保護下，不受侵擾的生存權。隨著網路虛擬科技的急遽進化，個人資料隱私權、國家監聽、網路警察等議題，已使得今日的法規緩不濟急，甚且窘態畢露。一九九七年十月中的美國時代雜誌(Time)，即以「隱私權之死(The Death of Privacy)」為封面主題，報導科技當道的資訊社會裡，暗藏了多少暴露個人資料的風險。似乎我們可以大膽預言，在十三年後的今日，數以億計之網路公民 (Netizen) 所要擔心的，正是喬治歐威爾在『一九八四』所言「老大哥正注視著你」的合法窺探與監視。前年廣被討論的港星「慾照外流」事件，以及新近在立法院提出的「個人資料法」，即為最佳例子。

　　再者，由於虛擬世界的匿名特性，使得因政治立場、偶像信仰不同，或是單純想宣洩壓力，便藉由BBS、MSN等攻擊漫罵、以及散發仇恨思想，也凸顯了網路時代的人際關係之變貌與倫理課題。近日來流行的Google大神之人肉搜索，恰巧符合傅柯為要解釋現代社會權力機制的運作方式，所描繪的圓形監獄 (panapticon)一般，令人無可遁逃。重新省思現實與虛擬世界之邏輯差異，落實法規的修訂，以及資訊產業與網民的自律自重，方能改善此問題。

　　教育將是縮小數位落差，落實人權教育之關鍵。如何透過教室內高層次的師生對話，引領成長於網路世代的青年 學子思索全球數位落差與社會公義問題，實乃教師責無旁貸之挑戰。為了提升學生平等和公義觀念，吾人宜思考如何鼓勵學生跳脫出狹隘的本位主義思維，增進學生之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進而協助其培養人際關係、資訊與科技素養之外，更能具有批判思考能力和人文關懷，俾能擔負二十一世紀全球化之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