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速審法，各界反應不一，根據報載負責推動本案的立委謝國樑指出，本法案通過後，希望最高法院能改善過去被詬病「不敢定讞、一再發回更審」的做法，檢察官上訴也應找到更充分的理由。速審法通過，相信對於台灣司法的改革是一大革新與進步，但筆者相信台灣司法走上「以民為本，以法為規」還有一段長遠的路要走，尤其是體制面的徹底修改，以及政府行政執法人員素質與道德勇氣，以及心態的調整，更需要全民發聲，讓執法人員苦民所苦。

　　2010年3月27日「日死刑犯無罪，3法官鞠躬道歉」一名20年前涉嫌誘拐殺害4歲女童的日本人嫌犯，在被關了近20年，獲判無罪，當審判長在宣判無罪的同時，也向被告深深一鞠躬並道歉，為了這句話，被告足足等了十七年半。這則新聞讓人看到的認錯與負責的精神，日本司法人員的勇氣，向被告承認錯誤，即便傷害已無法挽回，但仍值得肯定。

　　反觀國內，有名的「流浪法庭三十年」案例，即1979年2月28日爆發的「第一銀行押匯弊案」。這件在台灣司法史上訴訟時間最長的刑事案件，三位當時第一銀行的職員林泰治、柯芳澤、張國隆，因押匯的問題，遭檢察官以貪汙罪起訴，纏訟達三十年，歷經99位法官，而這其中更歷經史無前例的更十二審，最後雖經無罪判決確定，但三十年的時間已讓三位曾是國家計畫栽培、前途看好的銀行主管，從人生巔峰的壯年，成為滿頭白髮、無依的七旬老翁，而遲來的正義，並沒有讓他們受到更合理的對待，當判決無罪聲請冤獄賠償時，有兩位職員竟被以「確有誤導」檢方羈押為由，而遭司法院否決，只好再聲請釋憲，最後大法官做出釋字第六七○號解釋加以否定，算是還給被告一個公道，但試問是誰造成如此的結果？雖說法律是保障人權，保障良善老百姓的權益，但一個過著平凡生活的小老百姓，如果無端碰到類似這樣的控訴，又有多少人可以像他們一樣耗盡青春，妻離子散，生活無依，流浪法庭三十年，就只為爭的一個公道？而這肇因是因為相關司法人員不察？體制問題? 推託責任？最終，有錯的一方還是堅持，尤其當他還是執法人員的時候，小老百姓永遠無法與他們纏鬥。

　　而85年曾轟動一時的太極門案，一審、二審均獲判無罪，最高法院在96年7月13日判決三審無罪確定，創下台灣矚目性案件無更審紀錄的前例。14年前負責偵辦的侯寬仁檢察官，被監察院認為偵辦太極門案違法濫權，涉有違反偵查不公開、違法搜索、凍結資產，僭越職權，命各縣市政府對各道館封館等八大缺失，並確定起訴書與證據資料存有扞格矛盾，侯檢察官仍據以提起公訴，不符證據法則，且將此案選列於「第三屆監察院人權保障工作彙總報告」之重大人權保障指標性案例，監察院91年即要求法務部對侯檢察官從嚴究責議處。太極門也於98年獲冤獄賠償後，但荒謬的是本案違法濫權的檢察官到不僅沒有受到任何懲處，甚至大言不慚的於媒體放話，說自己經得起考驗，一切依法行事，甚至將自己的過錯與越權，推託給法務部，最終，有錯的一方還是堅持，相較於日本，台灣司法人員的道德與勇氣不斷沉輪，而司法主管機關也沒有魄力，甚至官官相護，那麼司法體制將因此而逐日崩潰，人民將無所依靠!

                 
　　從小被教育，台灣的司法制度是要保障善良的老百姓，當自己親身碰到時，才發現不然。筆者個人就是受害者，刻骨的經歷是家人因不明原因墜樓身亡，承辦檢察官沒有到現場勘驗就直接開立死亡證明書，面對突如其來的意外，悲傷的我們根本沒有看證明書上的文字，事後發現檢察官的證明書與事實不符，於是筆者親自到地檢署找承辦檢察官，請他能夠依照事實更改，幾經懇求後，他把書記官留在離會客室,然後把筆者帶到偏僻的走廊上，斬釘截鐵的告訴筆者，他不可能更改，因為這會成為他紀錄上的汙點，當時筆者非常驚訝，但卻無法改變他的做法。事後筆者透過各種方式證明、陳請，但一次次，最終案子又回到那位檢察官身上，而每一次的陳述，對於筆者就是一次痛苦的折磨，最後筆者選擇放棄，因為公理正義換不回，只是不斷的陷入悲苦當中，而小老百姓如何對抗官官相護的司法體系呢？這是筆者第一次接觸到檢察官，也祈求是最後一次。

　　然而這樣濫權的執法人員為數不少，筆者的朋友親身的經歷是打車禍官司，打到最後也是被法官叫到小房間，要求趕快和解，並被要求甚麼話都不要說，還威脅當事人若不從，他的人生紀錄會有汙點，因為法官認為當事人有保險公司可以賠，所以不要再堅持，而法院又不准帶錄音機，對於執法人員充分保障，但是對於人民來說，也只能任其擺布。

　　 由上第一銀行與太極門兩案例可知，速審法的通過，可以解決審判遲延的弊病，避免纏訟耗費社會資源，是體現兩公約的具體實現，而速審法的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