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所有人都享有的基本人權可分為「公民權和政治權」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兩大類，前者包括生命權、人身權、不受奴役和酷刑權、人格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無罪推定權、財產權、婚姻家庭權、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權、參政權和選舉權等；後者則包括工作權、同工同酬權、休息和定期帶薪休假權、組織和參加工會權、受教育權、社會保障和享受適當生活水準權、參加文化生活權等。其後，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以及相關的宣言或個別條約中，人權的內容得到進一步的擴大與具體化。例如，近年來有人主張應該再加入發展權、自決權等價值，以充實人權的內涵。

　　此外，環境的「永續發展」也日益成為全人類共同追求的另一普世價值。誠如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所揭櫫的理念：「滿足當世代的需求，且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求的發展機會」，永續發展重視需求的滿足，並且追求世代之間以及世代之內的公平。既然都表現出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以及追求公平的價值取向，環境價值與人權價值自然具有相通共生的親近性，許多國家即將「環境權」也納為基本人權之一。然而，吾人固然樂見環境價值與人權價值的相輔相成，但隨著社會的變遷—「風險社會」( Risk Society )的來臨，也要警覺兩者之間可能產生的弔詭或矛盾。

風險社會的環境意識

　　 環境的破壞與污染，一直伴隨人類的歷史進程。孟子說的「童山濯濯」，可能正是山林濫伐的結果；19世紀的倫敦，掉到泰晤士河的水手不是溺水而死，而是被下水道的惡臭和有毒水氣窒息而死；當時的巴黎有雨天專門揹負女士過街的行業，因為街道的積泥與穢物實在太厚太髒。顯然，自然資源枯竭、水污染和垃圾廢棄物的危害，並不是廿世紀以降的專有問題；然而，這些危害的根源，當時的人們歸諸醫療技術或衛生手段的缺乏，尚未意識到是攸關大自然與全體人類命運的「環境問題」。

　　 直到廿十世紀的後半期，「環境問題」才全面進入世人的意識，成為眾所關注的公共議題，激發各式各樣的道德主張與解決方案，包括範圍最為廣泛、層級最高的「廿一世紀議程」(Agenda 21)，對全球各政府的施政目標與政策都產生深遠的影響，奠立了環境價值的普遍基礎。不過，細察環境意識本身的取向，近約二十年來也逐漸產生深刻的改變。

　　 曾經，環境意識是對於未來理想世界的許諾，也是實現一個「後工業烏托邦」的轉捩點，不僅可以彌補工業革命以來破壞環境的惡果，進而還要再造國家政策、市場經濟與生活方式，達成兼顧生態平衡、經濟繁榮與社會正義的「永續發展」，建立一個新的美麗世界。而今，環境問題卻鮮少能令人萌生邁向更美好未來的樂觀情緒，而是不斷激起對於大難臨頭的普遍恐懼；時時出現的環境災難，不斷提醒著環境問題的存在與惡化。

　　 環境意識的改變，正反映著社會本身的變遷。人們越來越由恐懼來面對環境問題，印證了德國社會學者Ulrich Beck所提出「風險社會」的基本邏輯。當代發達社會隨著生產力不斷提升，以及社會安全網的建立，生活所需物質的匱乏( scarcity )問題大致得到解決或減輕，於是匱乏問題逐漸讓位給由科技所衍生的風險問題；財富的生產分配邏輯則逐漸轉型為風險的生產分配邏輯。在一個以風險為主導邏輯的當代社會中，人們最在乎的不再是「我餓」（匱乏感），而是「我怕」（不安全感）。亦即，恐懼居於上位，優先於、甚至主導著匱乏問題的解決方式。換言之，環境意識已經風險化了。

環境風險的分配與衝突

　　 風險在不同階級與不同地區的分配是不平均的。隨著環境風險意識的擴散與升高，感受到安全威脅的人們，越來越可能起而對抗他們所認為的環境風險製造者（例如，圍廠抗議污水排放），或互相搶奪他們認為足以降低風險的資源（例如，水權糾紛）。Beck即認為廿一世紀人類最大的衝突將不再是種族或階級衝突，而是生態衝突 ( ecological conflict)；這些衝突正來自環境風險的分配。

　　 除了風險本身的分配，環境風險的「利益分配」也是衝突的導火線。Beck曾指出風險具有市場化的潛能，可以轉變為財貨與服務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用以滿足人們對於安全的需求。例如，對水污染的恐懼可以轉變為對淨水器或排毒療法的需求。而且，對比於「匱乏的需求」，風險（安全的需求）永遠無法滿足；飢餓可以靠填滿腸胃以滿足慾望，但「安全」卻是自我再生的、無底的慾望深淵。因此，「環境風險產業」（例如，再生能源、除污設備的生產與應用），可以由無休止的恐懼中不斷得到發展的動能，具有潛在的無窮利益；但是，這些利益的分配形式卻未必符合社會的公平。

　　 環境風險帶來的利益往往有階級、產業與地區的不均分配。然而，目前各國政府的環境政策幾乎僅止於關注這些利益的生產，僅只致力爭取本國的市場份額，採取強勢干預市場的種種手段，包括補貼、管制以及對市場外部性的懲罰或獎勵，以強化「風險利益」的競爭力。至於這些利益的分配，都交由「看不見的手」（市場）來主宰，彷彿這些「風險利益」因為擁有道德的光環（為了潔淨的環境、可居的地球、後世子孫的福祉），便不需考量可能造成的財富重分配（例如傳統產業的重新洗牌）、就業衝擊（例如因生產技術的環保標準改變而失去「技術資格」的工人）、生活改變（某些生活消費形式遭到譴責、禁止甚至處罰），因而，環境政策彷彿便不需要對這些利益分配的後果進行評估與補償。

　　 更經常卻又更複雜的實際情境，往往是「風險威脅的分配」與「風險利益的分配」交疊在一起，造成某些人在環境問題中享受大部分的利益，而幾乎不需付出任何代價；另一些人則幾乎未能分霑任何利益、卻承受大部分的危害或不利，甚至成為各種型態的「環境難民」。在得利者與受害者之間，可以預見衝突的可能性。

　　 環境風險與利益的分配不均，將使環境政策在取得社會共識與全民配合上，遭遇極大的阻力甚至破壞。然而，當前的環境政策往往預設了一個和諧的整體( harmony whole )，缺乏解決衝突的機制，甚至缺乏對（潛在或公開）衝突的承認。這些牽涉社會公平的分配問題，如果環境政策不正面面對、積極處理，就將逐漸積累成社會衝突的火藥庫。

環境運動的人權風險

　　 在環境運動的開展過程中，「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是一個追求社會公平與基本權利的重要課題，其目的在於解決「由於環境因素而引發的社會（不）正義，尤其是關乎強勢與弱勢團體間不對等關係的議題。」，其關懷焦點在於少數族群與弱勢團體的土地與資源被侵佔，以及他們被迫承受主流社會的各種廢棄物毒害之問題。環境正義主張少數民族及弱勢團體有免於遭受環境迫害的自由，而且社會資源應該公平分配，每個人與每個社會群體都有平等享用乾淨的土地、空氣、水和其它自然環境的權利。不過，在繼續堅持關心弱勢少數的同時，身處風險社會中的我們也要提防更普遍的人權危機。

一、科技專制的極權風險

　　 當代社會的政治是民主的，經濟與科技則是自由的、卻非民主。環境風險主要來自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但在絕大多數的場合中，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並不經過民主程序，而是由個別廠商、學者專家或官僚自行決策，Beck因此稱當代社會就像一個「實驗室」。這部份的潛在風險（可能破壞環境的經濟或科技）通常不會訴諸民主過程之中的理性、公開、自由討論，而是往往要到風險成為實際的危害時，才進行事後的討論與補救，但已由整個社會的生命與財產來付出代價。

　　 不僅如此，基於風險問題的複雜重大，舉凡環境風險的定義、環境目標的設定、環境方案的制訂與抉擇、環境改善的評估、評估之後的後續作為，往往訴諸專家學者的專業權威，雖有科學社群之內的同儕討論或審查機制，但基本上還是由上而下的菁英決策，避免一般人的廣泛以及實質的參與（以免受制於他們的「偏見、不理性、短視、自利」）。尤其，當環境政策影響到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與生計時，此種「科技專制」( technocracy ) 可能進一步極化成為對大眾的極權統治例如，台灣的某一城市曾設專人專責翻看家庭垃圾是否經過分類回收，並有告發處罰的權力。或許，在環境風險意識的恐懼之下，大眾是自願（或不自覺）地將自己的生活方式乃至命運交由官僚或專家（預設他們沒有「偏見、不理性、短視、自利」）做決定，但此一民主代價卻可能違反了人權的價值。

二、極端主義的恐怖風險

　　 在風險社會中，面對環境風險的威脅，社會成員可能會出現「出於恐懼的團結」，形成一種新的社會聯帶 ( social solidarity)，進而啟動政治的動員。而且，這種團結可能因為「地球共同命運」的意識而跨越國界，凝聚成全球公民社會 ( global civil society )，採取全球行動以解決全球的環境問題。「危機促成了社會，全球危機促成了全球社會」。不過，Beck也疑慮：這種源自恐懼的強大凝聚力會不會因恐慌而失去理性？會不會造成極端主義或狂熱主義？進而採取「摧毀」風險來源的激進手段？

　　 經由媒體、教育、公民團體與政府的鼓吹，環境風險意識不斷強化；危機感的升高，固然有助於環境政策得到更多的支持與配合，但也可能造成「受害者」與「加害者」的相互標籤( labeling )，產生彼此間的敵視，甚至以恐怖方式嚇阻對方，或採取更激烈的手段（1985年「彩虹戰士號」被炸事件說明了激烈手段有時可能出自政府）。因此，「環保恐怖主義」或「環保恐怖份子」的出現，並不是遙不可及的杞人憂天。

三、道德主義的排他風險

　　 當環境的破壞與危害被認為將會損及廣大的地區、人群甚至以後的世代時，環境問題往往就被賦予道德的色彩（例如，排碳導致地球暖化，造成某些島國因海平面上升而淹沒，於是排碳者形同「滅國的兇手」）。道德修辭 ( rhetoric ) 具有的情緒感染力，經常是環境運動的主要驅動力量，例如：「為了後世子孫」激發了節制使用資源的動機（但Hayek曾說：假使我們的祖先也這麼做，今日我們就不會有這麼多的科技文明可以享用了！）、或促生了使用新資源的新發明（雖然發明之後，舊資源似乎還繼續提供使用）。

　　 固然，道德所涉及的價值判準，包括公平正義的衡量（例如，中國的人均能源使用量是否應該享有已開發國家的相同水平，因此應當繼續成長）都有其相對性。然而，環境道德動機的絕對強度往往掩蓋了這份對相對性的警覺，排斥那些不符合「我們的環境道德」的生產、消費與生活方式，或要求（強迫）其他地區與人們必須遵循「我們的環境道德」，並以此保護本國或本地的利益，Beck稱之為「綠色保護主義」。當然，這種片面的保護主義不可能解決全球蔓延的環境風險，但卻可能壓制一些在地文化的多樣性，從而傷害了某些族群的人權價值。

環境人權的新課題

　　 環境與人權之間不必然矛盾衝突，兩者更應該互為不可或缺的條件；但兩者的相輔相成並不是理所必然，若環境價值無限上綱，即可能導致「科技專制極權」、「極端主義恐怖」、「道德主義排他」的潛在風險，危及以民主、包容為基礎的現代文明，甚至損及基本的人權。換言之，上述這些風險不只是危及環境運動本身的成敗，更是我們是否會為了環境問題而以整個現代文明做為代價的關鍵。

　　 Beck的風險社會理論提供了一個超越傳統的思考角度，提醒我們在面對環境問題時，應該進行意識轉換，跳脫傳統工業社會的思維，正視環境問題在風險社會中轉變為「環境風險」的新邏輯，尤其要留意環境道德所內蘊不利於人權的潛在風險，進而在「環境實踐」與「人權實踐」之間力持均衡，才能在環境與人權的辯證發展之中，實現兩者的道德許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