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求治安平穩、人民能安居樂業，故有偵查機關負責偵防犯罪，再有司法機關公平審判、適當懲罰，實現公平正義。在民智未開的威權時代，竊聽、刑求、押人取供等非常手段，造成許多冤獄憾事。隨著人權意識覺醒，逐漸體認到公權力行使的最終目的，在於保障人民權益、實現社會公益，對抗不法、打擊犯罪的手段猶如刀劍武器，能鏟奸除惡，也可能濫傷無辜，政府對於人民基本權的干預，必須受到日益嚴謹的檢視與規範。

　　翻開歷史頁面，率先敲響晨鐘的是人身自由權，檢警的拘留、羈押已成過往，如今非經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限制人身自由，更甚者，有關審前羈押適當與否的議題才剛要開始發酵；接續登場的是搜索、通訊監察、檢肅流氓條例，幾乎踩著同樣的步伐前進，不適當的法律程序、不適格的決定機關、不明確的法律概念，都要修正甚至淘汰，以符合憲法對人民基本權的保障。由此可見，人民財產權的保障，亦應受到相當重視，本文則以警示帳戶通報機制提出淺見。

　　民國92年，詐騙案件猖獗，不法集團利用電信設備遙控、實施騙術，並利用大量的人頭帳戶快速轉移被害款項，逃避警方查緝。為有效解決詐欺氾濫的問題，行政院跨部會會議研擬出「警示帳戶通報機制」，授權警方受理民眾詐欺報案時，能立即聯繫金融機構即時終止涉案帳戶之提款卡、語音轉帳、網路轉帳、及各項電子支付轉帳交易功能，藉以攔截詐騙款項、阻絕新的被害情事。然而，一紙會議紀錄豈能當作干預人民財產權益之唯一依據，臺北地方法院簡易庭在94年度一宗民事判決中即指出，「警示帳戶通報機制」以行政命令限制人民權益顯然違法，卻遲至95年4月，行政院金管會銀行局才依據銀行法第45條之2第3項之授權，訂定了「銀行對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存款帳戶管理辦法」，讓金融機構及警察機關能「名正言順」地繼續執行相關機制。該辦法制定後，對金融帳戶的管理、限制更為嚴苛，涉案帳戶之交易功能全面終止，而以該身分證號開立之其他帳戶亦一併列為衍生管制帳戶，暫停臨櫃以外之全部交易功能，以防止人頭帳戶犯罪情勢蔓延。看似政府大刀闊斧地施展非常手段，顯示打擊詐欺犯罪之決心，然而該辦法條文內容簡要，缺乏審查、制衡機制及救濟程序，限制人民權利之相關規定又逾越母法授權範圍，實務執行時，更有承辦人員或因曲解法令、或因職務怠惰，致使帳戶申請人為求解除警示疲於奔命、求助無門，誤設警示造成人民財產損失的新聞亦屢見不鮮，非要等到事件登上媒體、找上民代，才有相關單位願意「專案處理」，招惹枉顧人權之批評，也重創國家公權力形象。

　　檢視我國法令，對於真正實施犯罪之詐騙集團成員，均未曾於刑責外另剝奪或限制個人所屬金融帳戶之使用權，收購、騙取他人帳戶之行為，甚至沒有任何刑事處罰規定，反觀人頭帳戶提供者，除了遭受訟累、面臨求償外，在整個漫長的司法程序中，金融帳戶的使用權利均遭限制，然渠等多為思慮不周、經濟窘迫之弱勢族群，或是求職不察而誤遭歹徒利用者，帳戶解除警示前無法正常動用存款、領取薪資、收入津貼甚至開立新帳戶，變相干預其財產權，令原本困頓的生活更雪上加霜。

　　若認為警示帳戶制度能提醒人民重視個人金融信用，應正式制定嚴密、明確的法律規範讓人民遵循，不能以行政手段取代或逾越法律既定的處罰限度，此外，如何在與詐騙集團競速的過程中，透過審核或救濟制度，避免誤設警示、確保人民財產安全，更需要各單位共同努力、合作，才能實現人民對法治國家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