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的長廊上，身著白袍的醫生護士達達地穿梭於一排排等待的病人家屬間，空氣中瀰漫著焦急分子把寬敞走道兩側的我們拉得好近。思緒隨著在大腿上不安敲打的手指，回到了不到一個月前那天晚上。

　　那是個安靜的夜，直到一聲來自緊急鈴的長響猖狂地把正要進入夢鄉的我們狠狠搖醒。救護車劃過長長的街，消失在視線外，等待在房間兩頭展開。我依舊楚記得祖母房裏洋紅色的燈罩和濾過紗窗的滿室清輝，多祥和的色調。

　　曾祖母患的不過腸阻塞，這緊急手術後，復元得甚快，年逾八旬的她，平時就很重保養，決不貪口，清晨散步、洗衣也一直是她的好習慣，所以年事雖高，除了輕微的心律不整，身體硬朗。手術成功，我們懸著的心也放下了大半，生活於是又回到了繁瑣的課業、事業。

　　然而，不到一星期後的昨天，留在醫院看護的阿公捎來曾祖母傷口惡化引起感柒肺炎而轉入加護病房的消息。

　　白色的門在眼前緩緩開起，穿著綠色無菌衣的我緊緊握住媽媽的手。

　　一看之下，我不小心就「阿」地一聲，在這之前，「插管」之於我不過是個名詞。半垂著眼，一根粗長的透明塑膠管自她的喉嚨而下，作為強制呼吸的功具。曾祖母只得半張著嘴，放縱唾液在頸間蔓延。她不能講話，眼皮也睜不大開，護士小姐定時來抽痰，食物則換成了數小時一次的點滴。躺在床上的她再也不能在我們上班上學後躡上樓來把隔夜的衣褲洗淨，再也不能提著一桶油漆偷偷把房屋妝點得煥然一新，再也不能，牽著弟弟的小手上街買養樂多去。她能做的只是無助的躺在床上，在我們對她說話時自眼角沁出一串泛黃的淚珠。不自覺地用手摸了摸喉嚨，彷彿也有根粗管在我喉間，直直插入心房。而我，卻不能像以前那樣在她腰酸背痛時幫她作全身按摩，能做的，只是用力握緊那雙拉拔我們長大的手，在語落時任淚水在面頰上放縱。短短十五分鐘的會晤，卻有一世紀的感受。

　　這樣的日子拖了三月之久，曾祖母病逝，感染的緣故。我感到一股鬆口氣的空虛，那雙操勞的手，我們實在不應該緊握不放的。

　　像這樣的醫療方式是有爭議的。當我們試圖用光進的科技挽留摯愛的親友，留下的卻只有生命現象而已。在插管的過程，病人也都是有意識的，而他們卻不能憑自由意志而是白紙黑字的同意書來決定生命的去留。在健康時我們追逐人權、捍衛自尊，台灣的病人卻只有無助的眼神。醫療進步不應該險是在藥劑和儀器的突破，而是更了解醫療之於生命和生存價值的關係，做到尊重、優質的醫療。